《水浒传》第58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为各路造反英雄指明了团结对敌的胜利道路，对于梁山义军的壮大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说鲁达拳打镇关西、武松怒杀张都监、宋江三打祝家庄，这一切都还是属于惩罚地方上的个别坏人的话，那么梁山义军破高廉、打青州情况就不同了。如当梁山义军打下高唐州，杀死知府高廉之后，作者写高太尉向道君皇帝面奏，梁山义军如何“在济州杀害官军，闹了江州无为军，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仓廒库藏尽被掳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诛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伏乞圣断”。使“天子闻奏大惊，随即降下圣旨，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前去剿捕，务要扫清水泊，杀绝种类。”呼延灼就是以皇帝授予的兵马指挥使的身分，拣选精锐马军三千，步军五千，前来收剿梁山泊。结果不仅他手下的“百胜将军”韩滔等人被活捉，他本人也在“三山聚义打青州”中当了俘虏。这显然不只是把矛头指向个别坏人，而是表现了对以皇帝为首的封建朝廷的亵渎和反抗，具有直接武装“反抗政府”(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性质。
斗争的性质既然是武装“反抗政府”，那就不是靠个人的或者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奏效的，而必须走团结对敌——“众虎同心归水泊”的道路。这是对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小生产者个体的分散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起义往往以内部的闹宗派主义、分裂主义，互相火并而导致失败。而《水浒传》作者却能正确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造反英雄写成不管他个人如何具有虎勇、虎力、虎胆、虎威，但如果他离开了集体，在那个社会就走投无路，只有“众虎同心归水泊”，走集体武装反抗的道路，才能具有所向无敌的力量，英雄个人也才有用武之地。如武松、鲁智深等英雄好汉，都是从个人反抗，走投无路，然后才走上集体反抗的道路的。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他们又感到有实行更大的联合的需要。如占据白虎山聚义的孔亮，要打青州，救出被捉的叔叔孔宾，结果不但未达目的，反而被官军“活捉了百十余人”，连他的哥哥孔明也被活捉去了。不得已，孔亮只有引了败残人马，来求在二龙山聚义的武松、鲁智深、杨志等人支援。于是便产生了白虎山、二龙山、桃花山“三山聚义打青州”的壮举。实际上仅靠这“三山聚义”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因此，作者又写杨志道：“若要打青州，须用大队军马，方可得济。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仇人。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都併做一处;洒家这里，再等桃花山人马齐备，一面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可亲自星夜去梁山泊，请下宋公明来，并力攻城，此为上计。”当孔亮星夜上梁山泊向宋江说明来意后，宋江即表示：“当不避水火，力与汝相助。”他刚跟晁盖报告，打算“请几位弟兄同去一遭”，“说言未了，厅上厅下一齐都道：‘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恰如袁无涯刻本《水浒传》于此处的眉批所指出的：“此段写出同心合力之义，人人生动。”团结对敌，是建立在众虎同心的基础之上的;而“众虎同心归水泊”，又必须在团结对敌的战斗之中才能实现。正因为在梁山义军的大队人马支援之下，取得了“三山聚义打青山”的重大胜利，宋江“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李忠、周通才“使人回桃花山，尽数收人马钱粮下山，放火烧毁寨栅。鲁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龙山，与张青、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也烧了宝珠寺寨栅。”等“三山人马皆齐备”，宋江便“领了大队人马，班师回山”。梁山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这就有条件专人负责，分别但任打造诸般军器、旌旗、袍服的总管，“三关上添造寨栅，分调头领看守”，使梁山泊根据地的实力增强，大为壮观。
为了突出只有依靠团结战斗的集体的力量，才能实现“众虎同心归水泊”，作者还特地写了鲁智深为使少华山的史进等人也“同来入伙”，只靠他个人的力量救史进的此路不通。当鲁智深要求前往少华山，劝说在那里聚义的史进等人也来梁山入伙时，宋江当即指出：“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若得吾师去请他来，最好。然虽如此，不可独自行，可烦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鲁智深、武松走后，宋江仍“常自放心不下，便唤神行太保戴宗随后跟来，探听消息”。这不仅表现了宋江对兄弟的关怀和情义，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以鲁智深只靠个人的力量和宋江笃信集体的力量，作两条道路一败一胜的鲜明对比。当鲁智深和武松到达少华山后，听说史进已被华州贺太守活捉了去，鲁智深便执意要只身前往华州救史进，武松便劝说：“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报知宋公明，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鲁智深不听劝阻，坚持只身前往，结果不但没有救出史进，连他本人也被贺太守活捉，作者把这种个人盲动行为，叫做“飞蛾投入身倾丧”。幸好宋江派来的戴宗会“神行法”，三日之间回到梁山，报告鲁智深被陷一事，然后宋江领一千甲马、二千步军来打下华州，救出鲁智深和史进，才实现了史进带领少华山人马同归梁山泊的目的。这就说明了既“同心”，又“合力”，依靠集体的力量，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众虎同心归水泊”，这虽然给造反英雄指明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但是作为文学作品，不只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更重要的还在于由此描绘出富有个性特色的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如何在“众虎同心”之中，写出各自不同的活生生的人物个性?这是一个极为犯难的问题。《水浒传》对这个问题不能算解决得很好，总的来看，它在写水浒英雄的集体行动时，没有写他们在单个人行动时来得生龙活虎，往往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战斗场面，冲淡了众多人物个性的光彩。但是，也时有一些精彩的笔墨，令人为之叫绝。仅从“众虎同心归水泊”这一回来看，其精彩之处，不外乎有这几点：
一是通过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显出各自不同的性格。如当宋江率领梁山二千人马来支援“三山聚义打青州”时，作者写鲁智深一见宋江就说：“久闻阿哥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日且喜相认得阿哥。”这句话包含着鲁智深一生的追求，贯注着分外激动和喜悦的感情。拜会还讲“缘分”，这更体现了和尚所特有的口吻。因此金圣叹称赞它：“活写鲁达语，八字哭笑都有。”接着写杨志拜见宋江时则说：“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多蒙山寨重义相留;为是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并且要孔亮去梁山泊请宋江带人来协助“三山聚义打青州”的主意，也是杨志首先提出来的，这既表明了杨志由不肯上梁山到主动促进“众虎同心归水泊”的性格发展，更加突出了他对这件“天下第一好事”的喜悦、兴奋之情。
二是根据英雄个人的遭遇，突出其在武打场面中的独特表现。如在打青州的战斗中，首先写的是秦明迎战呼延灼：“宋江阵中，一将出马。那人手掿狼牙棍，厉声高骂知府：‘滥官，害民贼徒!把我全家诛戮，今日正好报仇雪恨!’慕容知府认得秦明，便骂道：‘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不曾负你，缘何敢造反?若拿住你时，碎尸万段!呼将军可先下手拏这贼!’呼延灼听了，舞起双鞭，纵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马，舞动狼牙大棍，来迎呼延灼。二将交马，正是对手，直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鸣金，收军入城。”让秦明大骂慕容，这就如同在破高唐州时让林冲去大骂高俅一样，都体现了冤有头，债有主，笔有踪，墨有线，是作者的精心结撰，绝非信笔点染。慕容知府看到他俩“斗到四五十回合，不分胜败”，就“慌忙鸣金，收军入城”，更活画出了他的色厉内荏，并反衬出秦明的攻势凌厉，气势逼人。在武艺上虽“不分胜败”，但在精神上已收到了压倒敌人的效果。
三是在讴歌宋江领导有方，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深刻地揭示出其愚忠思想，潜伏着足以葬送梁山义军前途的祸根。如在呼延灼被俘后，“宋江见了，连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绳索，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宋江拜见。呼延灼道：‘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实慕将军虎威。今者误有冒犯，切乞恕罪。’”又说：“倘若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金圣叹说这是“写宋江权诈可笑”。实际上宋江招降纳叛，把许多本来不肯上梁山的官吏硬拉上梁山，正是为他以后实现招安的目的服务的。作者在梁山义军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从宋江这个领袖的灵魂深处，既活画出了宋江的复杂性格，又揭示了梁山义军走向毁灭的潜在祸根。其典型意义是非常深刻的。以“权诈可笑”目之，洵属皮相之见。
既写出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历史轨迹，又力求在“众虎”之中刻画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的个性，这就是“众虎同心归水泊”的新的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