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年前我答应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当时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书， 自己并没有信心。说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门在半路上， 感到进退两难。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一个声音催促我： “写吧!”我不断地安慰自己： “试试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气，能指挥笔，我就“试试看”， 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篇“随想”。我担心见不了天日的第五卷《无题集》也在叽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 穿过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进入灯烛辉煌的“文明”书市和读者见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是我所说的“适当的时候”吧。那么我答应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万语， 不知从何说起。150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 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写第一篇“随想”，我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 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10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情， 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我的前头， 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品出现。没有人愿意忘记20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二
怎么我又讲起大道理来了! 当初为香港《大公报》写稿的时候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 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 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副刊上开辟了 《随想录》专栏，8年中发表了150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50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60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 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10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 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 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只要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 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 引起一些奇谈怪论， 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坰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 他来信向我组稿， 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 只觉得理直气壮， 一吐为快， 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8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30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 从梦初醒到清醒， 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 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 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10年浩劫的“文革”，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敬， 高呼“万岁!”可是通过8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 住了10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 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沉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作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士，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10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 即使是睡眼蒙眬，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 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 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 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 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 在我身上， 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到手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困难的8年中，“随想”终于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三
我说过“随想”是我的“无力的叫喊”。但五卷书却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做任何安排。既然它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声甚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 可以说是患病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 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 既然说是“百家争鸣”， 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态。“随想”继续发表， 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 关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传愈多。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了， 只好站直身子眼睁睁看着网怎样给收紧。网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 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围攻，香港7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7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 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 “文法上不通顺”， 又缺乏“文学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 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 他们责备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47处“四人帮”， 原来都是为了 “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 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5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在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 为什么也犯了忌讳?!
太可怕了! 10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 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10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 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 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10年“浩劫”一笔勾销?! “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 将近80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 天王万世圣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几年。我以为我还在做噩梦。为了战胜梦魇，我写下《鹰的歌》，说明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飞语的中伤， 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为什么写到五卷为止?我估计我的体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个时候，而且我必须记下的那些事情， 150篇“随想”中也容纳得了。
我的病情渐渐地恶化，我用靠药物延续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梦魇做斗争更感到困难。在病房里我也写作， 只要手能动， 只要纸上现出一笔一划，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 书桌上的手稿也逐渐增多。既然有那个专栏， 隔一段时间我总得寄去一叠原稿。
我常说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感到病痛。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丧失勇气，花了8年的工夫我终于完成了五卷书的计划。
没有被打倒， 没有给骂死， 我的书还在读者中间流传。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读者将做出公正的判断。我只说它不是一部普通的书， 它会让人永远记住那10年中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四
可能有人批评我“狂妄自大”，我并不在乎。我在前面说过第一卷书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我得承认， 当时我闷了一天，苦苦思考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不愿在这里讲五卷书在内地的遭遇，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搁笔， 因为我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我的朋友也不是个个“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来信中那些像火、像灯一样的句子。大多数人的命运牵引着我的心。相信他们， 尽我的职责， 我不会让人夺走我的笔。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10年， 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 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 不过40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的遗址还保留在那里，毒气室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8个小时。惟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10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写好第150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有满腹的话， 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60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 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1987年6月19日
(《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
《巴金全集》第1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
赏析 德意志民族在反思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惨绝人寰的暴行时， 留下了“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控诉。它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美化那段历史是可耻的，不真实地记录与评判那段历史，是史学与文学永难遮盖的耻辱;二是文学与史学的缺席与空白，是更加不能原谅的罪恶，它与邪恶本身可谓是一对孪生姊妹，是对后代的更大犯罪。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但是，总有人没有忘记，也不想让一个民族忘记。他在手与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困难的8年中，拖着衰老与病残之体，用150篇“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在善于遗忘的人们面前矗立起一座巍然的“文革博物馆”。这就是巴金与他五卷本的《随想录》。
《随想录》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全民族共忏悔的光辉巨著”，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它的意义在于以丰厚的创作实践呼唤出了散文的真诚。应当说，散文是最讲真情实感的一个门类。中国古典散文，一直就有着“直抒胸臆”的美好传统;中国的现代小品文，也一向有着“独抒性灵”的大家风范。17年受“左”的文艺观念影响，散文家的“性灵”湮灭了，喑哑的喉咙再也唱不出真情实感之歌;文革之后，散文的“性灵”说又被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为题材选择的一地鸡毛、抒情写意的浅吟低唱，从而以制造软香甜腻的大众快餐为目的。此时， 巴金却以“当遗嘱写”的真诚态度在创作《随想录》，他处处都不隐瞒真实的“自我”，从不以言不由衷的谎言与大话、空话来欺世盗名，真正做到了“把心交给读者”。在《解剖自己》、《怀念满涛同志》、《三论讲真话》、《写真话》、《说真话之四》等文章中，他对自己灵魂的解剖所表现出的坦诚，是解放以来的散文中少有的。巴金以非凡的胆识抒写“性灵”， 以独特的远见卓识剖析造成“文革”这场“人祸”的无数“平行四边形之力”，以高蹈的人格力量指证每个个人对文革灾难不能逃避的责任，将中国散文重新带入一个真诚的，敢于讲真话的年代。
真诚，既是巴金高尚的人格，也是他这篇《新记》活的灵魂。全文分4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是写巴金在《随想录》全部作品完成之后既感欣慰，更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所起”的复杂感受。表现出巴金“我以我血写文革”，给后来的反思者扫清前进道路上的荆棘的坚定信念。第二层次是写巴金以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清理自己写《随想录》 8年以来的不同写作动机，从当初写作只是为了酬答友情和“卸下精神负担”，到后来以“随想”来作武器，巴金将自己的心路轨迹一览无余地展示给读者，处处显示出作者诚挚坦然的真性情。第三层次主要是写《随想录》发表后， 巴金及其作品所遭受的诽谤、攻击与谩骂。对这些中伤，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的巴金矢志不移，他以活一天就写一天的巨大勇气与毅力与此相抗争，声称哪怕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带着伤“滚下海去”，也在所不惜。这是作者庄严的宣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第四层次， 巴金对为什么不能写文革进行反复诘问，字里行间洋溢着他超越了个人是非恩怨，时时站在历史与未来的高度思考民族生存之所的良苦动机。其烁目的人格力量，可与日月相辉映。可以说，耄耋之年的巴金早已阅尽人间繁华与历史风云变幻。他慨叹：“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进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他承认：解剖自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他理解朋友们让他“尽早搁笔安心养病”的好意，知晓如写些敦厚随和的“老到的文体”，不仅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丝毫无损，更不会累及其健康。但是，巴金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断定：“没有人愿意忘记20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文章没有言不及义的夸饰、没有渲染、没有自我吹嘘，也没有对《随想录》做过多评价，而是将作家在写《随想录》时的所遇、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写作的心路历程、身体的病痛状态，以及所为目的一一道来，用赤诚坦露的心怀来鞭笞世间任何形式的虚伪，展示其对文革历史的痛苦反思。兴之所至，情之所驰，随意为文，处处显示出有真意、去粉饰、抒真情、无做作、写真相、无卖弄的卓越风采。
真诚，酝酿了巴金对生活对历史丰富深沉的情感，也形成了巴金写作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突出特点。巴金自己也说：“有人说热情是一把火，我便说我是一座火山，一座雪下的火山，我贮藏了那么多的热情，我害怕有一个大爆发。”《新记》就是作者热情的一次大爆发，一次由愤怒之火点燃的情感风暴凝聚的佳作。从五卷本《随想录》的完成，到第一篇随谈《谈望乡》的写作经过;从在香港《大公报》开专栏，到写“并不觉得笔沉重”的《总序》;从“不同政见”的人攻击，到香港“7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从“为什么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的诘问到“为什么不能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的控诉， 巴金不言则已，言则必直，锋芒毕露;不下笔便罢，一下笔则心有所热爱、心有所深恶;必宣泄不已，须尽兴而后快。文章的情感大起大落、无所羁绊，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形成一股洋溢着无穷生命力的河流，向着一切不平的地方汩汩奔流，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把它阻遏住。炽热的情感宣泄，赤炽的爱憎直白，构成了《新记》雄伟恣肆、酣畅淋漓的文风。这情感的大潮，又裹挟了作者厚重的思考，促成了其篇章结构的不拘形式，起承转合、章法句势的自然天成，行文始终呈现出朴实、练达、生动、透辟、酣畅的语言美。当读者被这滔滔不绝的情感大潮所吸引时，不难感受巴金先生用整个生命写于此中的大字：“我们的昨天不要成为你们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