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二卷2.5绛红的泥水》原文欣赏
一
下乡前的一个下午，雨中夹雪。我把自己喜爱的一堆旧书当作废纸论斤卖了，得到三元钱，试图买一件能在野外劳动时穿的长棉衣，走了好几家旧货店都没有。终于在八仙桥的一家劳保剩余物资商店看到一件，却要四元，只得空手而归。
店门口一位老太太对我说：“小后生，你已经湿透了，大冷天，要感冒的。”抬头见我两眼发怔，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二
我和同学们去的地方，离上海倒是不远，江苏吴江太湖边上的一个军垦农场。这将是走向更远的地方的出发点。更远的地方在哪里?怎么走?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
我们先在吴江县的松陵镇落脚，据说军垦农场就在七八里路之外，为什么不是一下子直接到军垦农场呢?这有点奇怪。
小镇上正在集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一个破旧的大仓库里，一个脸色严肃的军人站在一个高台上报着各人的名字，口气凌厉，与那天的逆风大雪连在一起，更觉得寒冷。报到名字的学生知道了自己的编队，高台下有一批脸色更严肃的军人站成一横排，让学生们根据编队排在他们身后。
这个编队，按军队体制分成连、排、班，是今后几年我们劳动和生活的单位。编队不分原来的学校和地区，完全打乱，这使我顷刻之间感到一种解脱。前几年在学院所受的全部窝囊气，一时化作了云烟。我向排在我的前面和后面的陌生人打招呼，头顶传来领队军人的喝令：“不准喧闹!肃静!”
就在这时，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这批人，是由学院的四个“革委会”领导押送来的，其中两个是工宣队头头，两个是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四人中领头的，就是那个工宣队的“第一把手”。
他们每人披着件军大衣，这是几年来所有造反派头头的典型装束。与正式军人不同的是，造反派穿军大衣越随便越时髦。你看他们几个，“第一把手”虽然披着大衣却没有把衣袖套在手臂上，而是让它们在两边晃荡着;另一个工宣队员倒是把手臂套进袖子了，但没有扣衣扣;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王的哲学教师，把大衣穿严实了，却又冷索索地笼起了双袖，把两只手对插在袖筒里，像一个村头老农;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马的舞台美术系学生，则干脆把两个大衣袖子捆扎在腰上，大衣整个成了鼓鼓囊囊的棉裙。
记得出发之前我们在学院操场集合，他们四个就是这副样子对我们训话的，大意是：“你们以前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会告诉部队首长;你们今后的一举一动，我们也会知道。”训完话，播放乐曲上路。乐曲是“第一把手”指定的，他没听说过吴江县，却知道有个余江县，毛泽东主席曾为那个县写过诗。他便混在一起，决定播放那首诗的乐曲，给我们送行，自以为这样做很政治，也很文化。但那诗的题目是《送瘟神》，这引起了我们的哗然。“第一把手”说：“不管是不是瘟神，由毛主席来送，就是幸福!”
这就是说，直到我们离开校门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份、名号、祸福，都由他们这些人随口决定。但是，当我们这些幸福的瘟神一进入松陵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早注意到，他们很想去靠近军人说些什么，军人完全不予理睬，还一再把他们当作闲杂人员赶开。他们尴尬地偷看我们是否发现了这个情景，我们谁都发现了，又装着没发现，好让事情继续发展。他们四个，在百无聊赖中点起了香烟。
突然，高台上一声大吼：“你们几个，把衣服穿好了!吊儿郎当，真不像话!”全场立即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随着台上军人的手指，集中到那四个人身上。
紧跟着“第一把手”的另一个工宣队员上前一步，扬着手说：“我们是护送人员，我们是上海戏剧学究的护送人员厂但他讲的不是普通话而是上海话，在一个大空间中用上海话来讲这两个句子，是连上海人也听不明白的。军人只当他是挥着香烟在狡辩，更愤怒了，说：“这儿是粮食仓库，你们再抽烟，我把你们几个全逮起来!看你还哕里八嗦!”
四个人立即蹲下身去，把烟头在泥地上掐灭。
还没等他们站起身，高台上的军人已经发出命令：“各连注意，全体向农场出发!”
这情景，实在让我高兴。
三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军人是一名作战训练股长，叫王延龄。我们开心地问王股长，知道不知道他训斥的是我们学院的领导?他说：“领导?领导不是都被造反派打倒了吗?”
我们说：“那就是造反派领导。”
他又说：“造反派?不是都交给我们来改造了吗?”
根据这种简单而明确的逻辑，军人显然没有把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放在眼里。
对于这一点，当时我显然高兴得有点过分了。我把自己的期望投给了一个偶然举动，我夸大了军人呵斥那四个造反派头头的意义，甚至对于被呵斥的人与我爸爸单位造反派头头在外貌上的相似作了不切实际的联想。于是，我突然觉得这个农场是一个值得留驻的好去处，一时精力旺盛，在非人的苦役中拚命奋斗。
其实，当时军队也是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只不过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军队，因此，这是他们的时代。
很快，我们直愣愣地面对了另一种骄横。
一个副营级的文职军官，并不是管教我们的，那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来到农场，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一上来就说：“不要以为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诚实回答：你们究竟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究竟蠢不蠢?”
“蠢!”大家拖着音，转着调，懒洋洋地回答。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究竟傻不傻?”
“傻!”这时大家是高声回答了，干脆利落，回肠荡气，近乎欢呼。
“那么，”他得意地要宣布结论了，“你们全体要脱裤子??”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们不知道怎么来执行他的命令，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资阶组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四
这事很快被一个真正管教我们的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大怒，当着学生的面便骂道：“他算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土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来叫他示范!”
但是，也正是这位快人快语的罗股长下令，根据军区某司令指示精神，把我们行李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全部上缴、焚毁。
这是一场真正的劫难，所有的学生知道这次下乡是一辈子的事，因此认真挑选了一些能够最终维系自己文化身份的书，这么一烧，也就烧尽了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
那天，两只装满书籍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吴江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本、两本。我给那位来检查书箱的姓陈的排长塞了一包香烟，偷偷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是一九五九年重刊的断句排印本，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王造时翻译的一九五六年三联版，心想以后晚上入睡前也有东西可以在帐中翻翻。
当时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翻看了一会儿，便问我：“里面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也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五
农场的活，艰苦得难于想象。
原因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农场劳动，而是要在太湖中开出一个农场。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只能在吴江县城报到的原因。
这么冷的天，必须跳到太湖的芦苇荡中，挖起一团团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一下水，脚已冻僵，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芦苇荡边有稍干的土坡，由我们自己搭建宿舍。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就算成了。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时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每次劳动回来都累得像死狗一样，拖着身子蹲在水沟边草草一洗，吃几口饭倒头便睡，早晨醒来头边全是白雪。
昨天晚上脱下的泥水衣根本干不了，只能闭眼咬牙，套在身上。热烘烘地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身体套上昨天湿衣服的感觉，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写来还是一身寒噤。
当年每天早晨就这么寒噤着，直到跳进彻骨的湖水中，不再寒噤。
渐渐，泥堰连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是把泥堰里面的水抽走，再挑泥固堰，于是成天挑担。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肩上一直血肉模糊，从未愈合，因为天天都有重担在压、在磨，愈合不了。
六
严冬季节终于过去，春天来了。但太湖的春天一点也不能叫人稍稍轻松一点，因为立即要投入春播春种。
春播春种的活儿之重，全因为农场占地之大。当时部队做一切事都求大，为了上报一个漂亮的指标，把农场开得比实际劳动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面积还大出三倍，这在围堰时已经有强烈的感觉，现在，围出来的土地要我们一亩亩、一尺尺、一寸寸去开垦和播种了。军人只是指挥和监督，实际劳动的便是几千名大学生。
为了抢时间、抢面积，每天只得凌晨四时起床，晚上八时收工。大家去上工的路上全在瞌睡，走得跌跌撞撞。
青春的力量终于创造了奇迹。如此超常的面积，春播春种居然全被我们吃下来了，连一个角落也没有遗漏。刚干完这么惊人的重活，一天也不得休息，必须立即转身去加固围堰，以防夏汛。这事还没有完，更可怕的夏收夏种来到了。
夏收夏种为什么可怕?因为它要比春播春种增加一倍的工作量。那么多稻子要全部收割、挑运、脱粒、晾晒，再装船运到苏州，然后再把春播春种的活重复一遍。那就只能每天凌晨二时半起床，晚上九时收工了，劳动中晕倒的人不知其数。
最难的活儿是挑稻担。这是因为，整个农场还是湖底软地，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脚下很难着力，更麻烦的是半途不能搁担，一搁，稻担就粘在泥里陷下去了。整个农场都是软地，因此一旦担子上肩，你就必须软铺铺地走完几里地，才能搁在围堰上。这中间，会无数次地觉得已经到达生命的尽头，表情龇牙咧嘴，如酷刑至死，却还在奔逃。
机械学院的一个男学生用电线缠身，自杀了。留下遗言是：实在太苦，再也熬不过任何一天。
我们的心都为他抽搐了一下，但严密安排的作息时间使大家没有可能稍加体会，手脚躯体立即投入了快速运转。
七
那是夏收夏种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八里路之外的松陵镇居民利用星期天来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跨过木桥、翻过围堰、绕过草房、穿过麦垛，终于看到了我们。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外面的居民，他们的细皮白肉、整洁衣服使我们大吃一惊，好像每一个都是瓷人儿;而他们见到我们就更慌张了，所有的人都立即停步，张大了嘴，几个妇女还惊叫一声。
终于一位老年人开口了，他问：“你们，就是大学生?”
‘
我们说：“是啊!”
话音刚落，他们就流泪了，很快便抽泣成了一团。
这使我们惊讶??我们，难道变得那么可怕了吗，居然把他们吓哭了?
按理，当年小镇的居民也十分贫困，对于艰苦绝不陌生，但他们无法面对这样一群人：身架极瘦，肤色极黑，衣衫极破，头发极乱，脸上戴一副眼镜，腰上扎一根草绳，肩上压一副担子，担子的重量，不是居民中任何一个所能承受……而这群既像乞丐，又像苦役犯的年轻人，居然是才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
这群哭哭啼啼的人在当时显然影响了挑担者的脚步。这既加重了肩上的负担，又阻碍了队伍的进度，一个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扭了一下被重担压歪的脖子喊道：“快跟上，别打岔!”
挑担的大学生们非常听他的话，立即跟上了脚步。
那些市民觉得“别打岔”也许是指他们，知趣地后退了几步，呆呆地看着。
这个发号施令的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是这帮劳动者的小领班。
他就是我。
八
我在军垦农场中的劳动劲头，把许多身强力壮的汉子们镇住了。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小领班。
开始，我的劳动劲头是出于一种回归心理。这要从到农场的第一天说起。
那天学院的四个造反派头头受到军人训斥后很想挽回一点面子，觉得不能遭到冷遇就半途返回，执意要把我们从小镇送到农场。但是，通向那个尚未开出来的农场的路，是一条刚刚踩踏出来的泥泞小道，这两天被雨雪浸泡得滑溜无比，他们几个没走出几步已经摔了好几跤，浑身污泥地站在路边对着我们傻笑。但光是站着就又有一个滑倒了，他去拉边上两个，三个一起趴倒在地上。
那年月大学生经常下乡，都学会了走这样的路，上海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本事，所以那两个工宣队员摔得最惨。照理我们学院的两个造反派头头以前也下过乡，不应该这么狼狈，可惜他们今天要摆领导架子，都穿了皮鞋，结果也就寸步难行了。
除他们之外，我们所有下乡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穿了劳动胶鞋，因此也就相扶相持地迈步向前了，还笑着向他们挥手，就像挥断一段历史。
这中间，要算我走得最爽利了。同学们都有点怪异地看着我的脚下，我才恍然大悟，此时此刻，我的全部童年正在脚下展示骄傲。
上林湖和吴石岭，一下子出现在我背后。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是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其实小孩子都受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泥泞的好手。而对男生而言，有一大半连晴天也喜欢赤脚，包括我在内。
这种习惯早就遗忘，因此今天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发现幼功未废，故技仍存，我居然能够在这么多城里人步履维艰的地方随心所欲地搀扶这个，拉拽那个，甚至还可以奔跑、跳跃!
九
这一个小小的优势，使我抓到了一点自身生命的原动力，兴奋莫名。
兴奋的原因，我现在说得很简单，当时却是想了好几天才明白的。
我已经有几年找不到自己了，连一个最小的支撑点都没有。政治上，我是对立面，却没有作为对立面的观点;学业上，我是高材生，却没有完成任何一门专业课程。我是一股可有可无的空气，我是一种可以加上任何名号的幻影，我的人生刚刚开端却未曾迈出属于自己的任何一步，而且，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不可能找到任何归宿。
本来急着下乡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原始生计，还想给垂危的家庭一点补贴，没想到刚一下脚就像是接通了电流，先是浑身一颤，再低头看到了自己的插座。
我的眼前早已没有文化图像。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戏剧、电影界早已成为是非之地，我报考大学时朦胧出现过的文化憧憬已经破残不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大批判使残存的一切更成了一片狼藉;胡锡涛先生在文汇报社“枪毙”了我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幻，而来农场后军队下令缴书烧书，则把今后的任何一丝可能都荡涤干净了。这种层层剥除，开始有点痛苦，后来只剩下了痛快，觉得干脆一无所有，反而轻松，因此我对胡锡涛先生和军人没有怨言，反而感谢他们帮了我一把，帮我解脱。至于在帐子里偷偷留下两本书，则已经毫无企图，只为解闷，就像是无聊时抬头数星星，并没有航天意图。
我又想到了家乡的吴石岭。那么多古书都藏到山肚子里去了秘不示人，外面看去还是莽莽苍苍一派强蛮，这才是乱世存身之道，山河授人之诀。
人一解脱就来劲，只想一门心思干农活。
我与其他同学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几年来第一次真正吃饱了饭。开始几天炊事班在小镇做了饭送来，常常在泥泞小路上打翻，剩下的就不够大家分了，我由于几年来已经饿惯，不在乎再饿一顿两顿，便轻松推让，这又使同学们对我的抗饿能力产生惊讶。但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不再发生，因为炊事班不久也搬到我们白搭的草房中来了。其他同学还在抱怨菜肴不好，我则觉得软润喷香的大米饭已是天下至味，有几筷青菜下饭就已足够。
请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忽然间挣脱了羁绊，吃饱了饭，拽足了劲，脚踩在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泥土上，结果会是怎样?
结果是，生机猛醒，以苦为乐，率性大干。
十
我被大家选为临时班长，另外还有一位临时副班长。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职”，但我回想起来，如果就选举的彻底真实性而言，这个临时班长可算作我一生任职之最。
这是因为，那次选举不可能渗入一点一滴劳动之外的任何因素，全凭大家每日每时的亲眼目睹，直接地判断了一个人的吃苦能力、带头能力和指挥能力。
对我来说，带头能力就是吃苦能力。每项活儿都有最艰苦的点，每天的活儿也有最艰苦的坎，只有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搁置在那里，一次也不要含糊，那也就是取得了带头的地位。
我每次都做到了。当然不是为了当临时班长，天下没有哪个疯子，会为了这么一个小差使去支付生命的代价。其实，我的目的就在于生命的搁置。在失去别的任何价值系统的环境里，把生命搁置在最艰苦的档坎上，才能最明晰地感知它的存在。
于是，第一个跳到不知深浅的泥沼中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挑着石料走过独木桥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扛起二百斤重的水泥袋涉水的也一定是我。我们班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沈立民对我说：“我发现你只要面对艰苦和危险，好像就失去了感觉系统。”
十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带领着全班向一片片刚刚围出来的淤泥滩涂进发，每天早晨面对的是满目芜杂，踏月归来时留下的是可以播种的良田，充满了开拓的喜悦。当时传媒间经常推出一个个当代英雄人物供大家学习，我对伙伴们说：“我们谁也不学，说不定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们只学远古的祖先，什么也不依靠，只凭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向大地讨取生活。”
每个月总结，我们班的劳动进度和质量，在整个农场名列前茅。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自认：在农场开垦和其他一系列农活上，已经达到不低的专业水平，具备了再去熟练地开垦一个新农场的能力。
我很快由临时班长变成了正式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副排长，这是在农场接受改造的大学生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了。
一九七O年夏天的台风季节，太湖洪汛泛滥，农场围堰处处告急。夏种已经结束，夏收的粮食还未运离，如果何处决堤，地势如此之低的农场必然一片汪洋，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都将毁于一旦。农场成立了抗洪指挥部，我也是指挥部成员，大家最担心的全场最薄弱环节西北围堰，交给我们排守护。当时军人排长休假探亲去了，全排由我一人带领，五十来人守护极长的西北围堰非常艰难，难中之难是原先放鸭塘的一段，我让我原先任班长的那个四班密切把守，自己也站在他们中间。
果然就在这里出事。先是渗漏，再是裂缝，终于决口。我立即指挥全排人员留一半继续在原地观察，余下的一半到决口处填土堆包，自己则领着四班全体跳入水中，用身体密密地挡住了洪水，防止决口扩大。
这一着很有效，当身体一去阻挡，水流就失去了力度，填土堆包也便管用了。我们报警的哨声又传播开去，小镇上的居民抗洪队也及时赶到，总算堵住了决口，保住了农场。
当我们一个个被拉上堤岸的时候，浑身已经冻僵。以前不知道，台风季节的湖水还会这么凉。
我带头用身体堵住洪水决口的举动，与当时报纸上宣传的很多“英雄”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以后更把“英雄”看得平常。没想到的是，八年之后，我还因为这件事受到审查;三十多年后，我还因为那次审查而遭到全国性的围攻。“英雄”事件的延伸力，真是无穷无尽。
十二
农场太忙，没时间搞运动。结果几度播种、收割，离外面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很远了。偶尔会有军队的政治干部来作报告，但主要也是讲国际形势。如果是讲国内，只是泛泛之语。三年前我到北京的三O一医院看望一位老人，在他的病房里巧遇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我向迟部长回忆起当年我们在农场听他作报告的种种情景，他当时在二十七军一个师里工作，我们农场正属这个师。迟部长一听立即站起身来要与我这位“老战友”合影留念，还问我：“我当时作报告，一定说了很多错话吧?”我说：“还好。”
农场的极度艰辛，也铸就了极度的记忆。由于这种极度艰辛时时危及生命，因此有关的记忆也总在生命的重要关头浮起。
九年前，上海著名电影导演杨延晋和台湾女作家玄小佛结婚，一时颇为轰动，杨延晋选择我做证婚人，很多记者问他作出这个选择的依据，他的回答出入意料：“余秋雨是我农场的班长。”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这个回答，心想，所有的记者都不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今晚有地震，不能睡觉，他约了几个他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到衡山饭店底楼的一个通宵咖啡厅候着，那个咖啡厅有直通马路的门，可以随时逃生，他已勘探好逃生的路线。我问他地震的依据，他说原先也只是传言，他没怎么信，便打电话到几个星相大师家求证，没想到一连几个星相大师家里都没有人接电话，可见都已经逃离上海，如此一想，他断定大事不好。
我觉得选出几个自己认为不应该死的朋友躲在一起，这事至少是有趣的;而我居然被他选人只有几个人的小名单，又深受感动，也就欣然前往，有没有地震反而不重要了。
你看，即使调皮捣蛋如杨延晋，在关及生命的大事如结婚、地震等，还会立即想到农场岁月。
十三
农场的岁月说到底，是一种逃亡的岁月。
想用劳动来甩脱“文革”，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因此才会这样咬牙拚命、不顾死活。但是，这种用汗水浸泡的甩脱之梦和驱逐之梦，很快就出现了裂缝。
第一条裂缝出现在六连，离场部最远的连队。
有人在一份上海的报纸上读到一篇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文章，说巴金这样的“反共老手”现在虽然也在狠命劳动，但心中依然包藏着复辟之心，因此不能被他的劳动表现所迷惑。这篇大批判文章的标题是《肩挑二百斤，思想反革命》。
巴金老人当时也被押到农村劳动去了，那么柔弱的老人家，能挑得起二百斤的重担来吗?我想这又是造反派为了危言耸听而在故意夸张了，好像“反共老手”还身强力壮，革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但无论如何，他的劳动劲头一定很大，为的是“想用田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和我们一样，也和他的女儿李小林一样。对此，互相虽然隔得很远也能心照不宣。
批判者们从这篇大批判文章中产生联想：既然父亲能够“肩挑二百斤，思想反革命”，那么，女儿的行为为什么不能作同样的解释?
李小林本来就处于审查之中，这下更是被勒令停止劳动，揭发交代父亲的“罪行”。与李小林同样被“揪”出来的还有桂未明，剧作家杜宣先生和表演艺术家叶露茜女士的女儿，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仗义而单纯的女孩子。
农场岁月的真正逆转，是几个人在堤坝上的出现。
衣着整齐，头面光鲜，提着不大的塑料包，摇摇晃晃。一些正在堤边劳动的同学热情地打招呼，但他们只是问了问去场部的路，爱理不理地走了。
很快就知道，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工宣队员，前来通知场部的军人，上海又在搞“清队”，农场里好些学生是对象，他们准备驻扎在农场展开这项运动。
三天后，上海财经学院的工宣队开来一辆吉普，把两个学生押走了。
再过两天，上海戏剧学院的工宣队也开来一辆吉普，把已经成为我们朋友的张秉鉴同学押走了。
一星期后，各所大学都派来了工宣队员。很多同学不能出工，只能在宿舍的一角写坦白交代材料了。晚上，劳动回来的同学也要参加一些批判会。
批判会有的要以原来毕业的学校为单位召开，有的则以现在农场的班、排召开，生活体制和劳动体制大乱。批判会要求大家挖思想、排疑点、理线索，然后找出重点，挖出反革命小集团。据说，这样的小集团很多。几天下来，大家已无心吃饭，无心劳动。
“清队”，全名叫“清理阶级队伍”，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搞过多少次，我爸爸就是在第一次“清队”中被打倒的。这次“清队”，听下来，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整学生造反派。但口头上不会这么说，只说是挖掘“五一六分子”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集团”。
十四
这需要作一点说明。所谓“五一六分子”，好像来源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一些高干子弟组成的一个造反组织的名称。那个组织根据当时“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外一切都可怀疑”的思潮，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总理。这个组织被取缔后，凡是有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过中央一时不想打倒的领导人，都会被称为“五一六分子”。请想想当年造反派哪里知道中央的内情?他们贴大字报，都只是道听途说，毫无材料根据。他们又喜欢闻风而动，北京一有什么大字报，全国就会争相抄贴，结果抄贴也称犯事，大批造反派纷纷落马。
仅就我们农场所在的江苏省而言，已到了所谓“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的地步。这么多人，，只因一时轻信，当时受尽批斗，后来也很难平反。事实上，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座遥远的大山，一个抽象的概念，反对不反对，也只是政治运动中一种起哄式的猜测，要由他们来担负那么长久的责任，很不公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少有人为他们讲话、却非常值得同情的庞大群体，现在都已经老了。
上海各所高校的工宣队到我们农场来展开这样一场运动，我的同情心迅速投向了自己昔日的对头??学生造反派一边。
十五
那天，有人通知我，魏同文主任叫我立即到场部会议室去一次。魏同文主任是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某团的政治部主任，专职管理我们在农场劳动的大学生。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个农场原来所属的二十七军已经调到内蒙古，农场改属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二十七军也留下少部分留守人员，例如从一开始就管带我们的王延龄股长还留在农场，做魏同文主任的副手。
我一进会议室，发现除了魏主任、王股长外，还坐着阎教导员、王助理员、洪助理员，他们都是管农场生产的。另外还有两位军官，现在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姓氏了。七八个军人端坐着，军容整齐，让我不知所措。
魏主任笑着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要我坐在他身边。这些军官，原来都把我当作“劳动模范”看，后来由于经常总结我的“管理经验”，渐渐把我看成是值得他们信任的大学生，因此彼此都很熟悉。魏主任、王股长已经找过我谈话，希望我能正式入伍，成为军人，一直留在农场管理生产，职位是助理员。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担心爸爸的问题影响我入伍。魏主任、王股长说，这儿又不是前线，只要不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家庭，问题不大。这么一来二去，他们确实把我当作自己人了。
魏主任等我坐下后，指了指屋子里的其他军官，诚恳地对我说：“我们正在开一个会，讨论上海工宣队来农场搞清队的问题。我们不太了解地方上的事，对上海、对高校更不了解，但他们来到这里才几天，农场的劳动秩序已经大受影响。今天他们又提出三点：一，要成立全农场的清队指挥部，让我们这些军人也参加;二，各连队都要成立战斗组和专案组，在揭发、批斗中物色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三，每个连设一个隔离室，关押清查对象，限制他们自由。这三点让我们为难了，这么一来，清查和隔离成了我们军队的事了。而且，每个连队都这么搞，农场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因此，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可以放开说。”¡@
十六
我说：“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清查学生造反派，作为外地军队当然没有必要介入。从这些天的趋势看，主要是清查‘炮打张春桥’事件。当时张春桥本人曾公开表态不再追究，现在追究，是否是他的本意?如果是他的本意，我们应该看到他的正式指示再动作。否则，我们现在的清查，一定损害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个出尔反尔的人，他今后怪罪下来怎么办?”
我说到这儿，王股长的眼睛先笑了，竖起大拇指夸一声：“聪明!”阎教导员则点了一下头说：“逻辑严密。”
魏主任也笑了，继续问我：“我们知道你在学校里是与造反派长期对立的，依你的眼光看，学生造反派里有没有可能隐蔽着很多反革命集团?”
我说：“不太会。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学生造反组织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是跟风组织，只会太革命而不会反革命。”
魏主任问：“那你是在什么问题上与他们长期对立的?”
我说：“不是在政治主张上，而是在行为作风上。我看不惯他们胡乱整人。其中有少数造反派成员是真正的坏人。”
这次是王股长问了：“这样的坏人在农场多不多?”
我说：“我只能说，上海戏剧学院来我们农场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也不是坏人。”
魏主任问：“这么说，你已经与他们改善了关系?”
我说：“多数已经成了朋友。我调到排里工作后，推荐担任班长的那位，就参加过造反派，还在里边做过委员。但据我所知，他在那个职位上救过两位老师。”
十七
魏主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把脸转向大家，说：“看来今天的会议已经有了倾向性的结论。对于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到农场来搞‘清队’运动，我们不参与，不支持，当然??也不反对，因为他们有上海市教卫办的介绍信。场部不成立‘清队’指挥部，连队不成立战斗组，不设隔离室。我们不说其他理由，只说农场生产任务紧，抽不出人力和时间。行吗?”
我说：“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海有关方面到农场逮人，必须出示上海市公检法(即公安、检察、法院)的批准公文。我们的户口早巳迁到农场，是农场的人，上海各高校的工宣队已经失去管理这些人的义务和权利，哪能随便让他们带走?”
阎教导员立即接话：“这倒是件大事。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像走马灯，一会儿这拨上，一会儿那拨上，眼花缭乱。如果一年以后，今天来抓人的人打倒了，今天被抓的人倒成了英雄，那他们就有权利来责问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保护他们?因此，无论如何不准随便抓人。”
十八
从此以后，农场的“清队”运动大体就按照这次会议的规定来进行了。
学生们多么灵敏，彳艮快领悟了场部的精神，思想立即放松，情景变得非常滑稽。
上海来的工宣队员由于住不惯我们自己盖的草棚，一般都住在吴江县城，早晨像上班一样赶到农场的各个连队，但连队的宿舍里根本没人，大家都在田头劳动。赶到田头，要找某连、某排、某班已经十分困难，等找到某人，一般已是中午时分，大家都在田头开饭了。饭菜挑到田头很不容易，严格按人头准备，根本不可能匀出来给外来人吃，勉强匀出来了，也没有碗筷。几个工宣队员饿着肚子等大家吃完，便请出他们寻找的那位学生在田头问话，才问几句，班长哨声已响，劳动又要开始，那个被问话的学生也就迅速归队。田垄边只留下几个无所事事的工宣队员，在小心寻找回县城的路。
有一些工宣队员终于硬着头皮住到草棚里来了，以便在放工时间找人谈话。他们不知道，每天傍晚浑身疲惫地回来的劳动者们，对于这些衣冠楚楚地躲在宿舍里准备整人的人是多么厌恶，更何况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农场领导的态度。于是，见了工宣队员也不打招呼，脏衣服从他们的鼻尖、头顶扔来扔去，他们让到一边，脚下又有一双泥鞋横摔过来。
他们只能盯住一个问话对象，但那人要到河边洗澡，然后洗衣服，他们都跟着，咸一句、淡一句地找话聊。
直到一切停当，可以坐在那个人的床边谈话了，但草棚里的谈话人人都听得见，完全失去了平常“清队”运动的那种诡异和隐晦。有时问题问得蠢了，或回答者回答得巧了，会骤然引发全宿舍的笑声。
几所高校的工宣队员一商量，便郑重地与各连连长商量，要求在每天劳动前训话时加入“清队”运动的内容，号召大家互相检举揭发。
连长们的回答不谋而合：“我们说不好，你们自己说吧。”
于是，每天连长训话后，会插进来一段上海口音。但是，动员了好些天，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有一次四连的“揭发箱”里突然出现了一大叠，工宣队员大喜过望，拆开一看，却是同一句话，显然是一批人串通好了统一写的。这句话是：“我们不再幼稚”。
十九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在三连，上海财经学院来的两个工宣队员勒令一名女学生停工交代问题，说是掌握了她参加一个图谋夺取政权的反革命集团，有同伙的揭发材料。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同学参加过一个造反派组织，在下乡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中，几个男同学由于她漂亮热情、善于交际，戏称她为“外交部长”。这就成了证据，证明那个造反派组织图谋夺取政权。
我们不知道那两个工宣队员在几天时间里是如何对她进行威胁、恐吓的，只知那天他们从皮包中取出两份所谓“同伙揭发”，揭发中还有无限上纲的自戊检讨，她看后便沉默不语，当天晚上就投水自杀了。
我一直怀疑，她自杀的真正原因，是“揭发”的两个“同伙”中，有一个是她的恋爱对象。她是死给他旨的。
我赶去看时，三连宿舍的河边已聚集了很多人。魏主任、王股长正带着一名胖胖的军医和几个战士、跑步赶来。军医进了一个用草帘隔开的角落，魏主任走到挤在人群中的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前，压低了声音说一句：“你们这是犯罪!”
他用山东口音说出来的这个“罪”字，有咬牙切齿的力度。
王股长干脆用手指直点着那两人的鼻子问：“你们说，你们审查出了她的什么问题?”
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对自杀事件显然也慌了，支支吾吾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说她的组织中有人叫她外交部长……”
没等他说完，立即有学生大喊：“王股长，那只是同学间开玩笑乱叫叫，他们就上纲上线……”
王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
过了一会儿，王股长接着说：“你不抓，我可要抓了。对不起，你们两人必须到场部交代这两天对她进行逼问的详细过程，并签名对她的死亡担负责任!”
说着他向几个带来的战士挥了一下手，下令：“把他们两个押到场部!”
魏主任补充道：“她是我们农场的人，我们要把她的死因向她的家人和公安机关报告，因此你们不仅要交代全部过程，还要找出证人。”
这两个工宣队员由两名战士押着，去了场部。
二十
胖军医从草帘里出来了，说：“所有的男性都走开十米，转过身去，留下四个女同学帮助换衣服!”
我们立即转过身去，走开几步，站住。女同学并不是留下四个，而是一个也没有走。
她们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人墙，护卫着自己的伙伴在岸草间、月光下，最后一次更衣。
更衣的过程很长，我们屏息静候。
终于，胖军医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大家可以转过身来了。现在要有四名男生与我一起，摇船把她送到县城。”
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拥到了河边，听候军医挑选。河边不远处，正停泊着一条船。
那位女同学已经躺在一副担架上，头面干净，衣着体面。她确实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没有任何让人感到不适的异样。
女同学们显然是从她的行李中找出了一套最合身、也最有点上海派头的衣服，衬托出了青年女性的自然身材，把周围所有的女同学们都比得暗淡无光。
并不是周围的女同学们长得不好，而是她们全都穿着宽大而又破旧的劳动装，已经穿得太久太久。
我想，刚才女同学们把这套衣服给她穿上的时候一定惊诧莫名，惊诧这套普通的衣着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稀世盛装。
如此一想，我又觉得，她们惊诧的时间还应提前，提前到这位投水女同学的衣服刚被剥除的那一刻。
担架上了船，抬担架的两个男生没有下来。再加上刚才把船撑来的两个男生，已够四名。胖军医上去后，便解缆启橹。
岸上的男女同学都挤在河边跟着船跑。
整个过程，没有半点杂音。
这件事情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两个工宣队员在交代清楚了事件过程并签字画押后，农场名正言顺地驱逐了他们。其他工宣队员也诚惶诚恐，很快都撤离了。
二十一
我们应该预计到而没有预计到的是，所有回上海的工宣队员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向上级汇报：上海到外地军垦农场劳动的学生中，隐蔽着大量的反革命小集团却被军队保护住了，成了政治运动的一大死角，后果堪忧。
当时，上海各高校工宣队的背景，已经越来越硬。
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打击反革命”的形势日趋严峻，根本不是一个农场所能抵制的了。
于是，在全国“对敌斗争”的高潮中，农场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大学生立即返回上海，参加运动。
什么准备也没有，那已被我们种熟了的几千亩良田，那洒满我们血汗的堤坝，包括那一个个已经脱离政治斗争多时而在体力劳动中结下了深厚友情的集体，都将霎时遗落。
只有工宣队在等着我们。
魏主任以农场最高领导的身份把我们送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没有一个人接待他。按照他的级别，只能住在军方所属上海延安饭店主楼外的集体宿舍里，拥挤的床上挂着一顶灰色的蚊帐。他还带着一个小女儿，想看看上海。我去与他告别，他送我到饭店门口，最后托我一件事，他在图书馆见到过文化大革命前编的《辞海》(未定稿)，如果上海的旧书店里能碰到，一定代他买一套。
离别他之后我一路在想，在这怪异的年代，我们曾以骇人听闻的艰苦劳动，换得过一些善良的下级军官的保护，但这样的保护是那样的脆弱。
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至少已向自己证明，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在当时，我们连自食其力的权利也很难获得。二十二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农场的这段岁月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前几年环保意识觉醒，才明白在美丽的太湖中开辟一个农场是何等的荒唐。
我们尽管远不是决策者，却在无意之中成了这一荒唐行为的参与者。那年太湖的滚滚浪涛要冲决农场的围堰，原来是自然之神发出的愤怒警告，但我们哪里听得懂?居然还冒着生命危险用身体去填堵。
当我们终于听懂的时候，两鬓已经斑白。
现在，正有一批和我们当年几乎同龄的年轻人，准备“退耕还湖”，拆毁我们一铲铲、一锹锹建起来的农场，恢复太湖的万顷碧波。
他们在欢快的劳动歌声中一定想不到，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片水域，曾经播下过多少青春的汗水和泪水，沉埋过多少再也无法向后辈说清楚的生命故事，哀怨而又英勇?
三年前我曾和妻子一起回去过一次。我眯着眼睛寻找着三十多年前的旧物，已经很难，找到一点便兴奋地指给妻子看。
两位年轻的负责人跑过来盘问我们来自何方，我说：“我为建造这个农场，铲下过第一铲土。那是一个冬天，双脚一下水就被芦苇根扎破，泛上来的是泥水，又是血水。”
是的，是泥水，又是血水。浑浊的，又是绛红的。
二十三
那年月除了缓慢的书信之外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我们从接到撤离农场的通知到出现在上海的自家门口，比一封信的邮寄时间还快。
妈妈不知道我会突然回来。那天我傍晚回家，也不知道她在不在。摸出钥匙打开门锁，轻步踩踏着一级级楼梯。
我是那么想见到妈妈，又怕在她的眼里读出新的悲哀。楼梯走了一大半，我鼓起勇气抬头，却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张八仙桌四周无人，竟然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自己移动。连忙跨上两步，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上，用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桌子上搁了好几碟蔬菜。她是在独个儿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这个景象，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妈妈祭祖的理由。我相信余家祖宗一定会感动，为一个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扛起了修补余家的香烛祈愿。
我怕吓着妈妈，没有立即上前帮忙。妈妈把桌子放稳了，低头钻出来，却看到了我的脚。
她惊叫一声，仰头一看，看到了正含泪伸手去扶她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