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文革”期间因得罪造反派而被赶出了上海。在全国似乎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当口上，他悄悄地潜回上海来看我。见我已经愤世嫉俗地躲在一个最多只有三平方米的白搭窝棚里很长时间，不见世人，不读报纸，他觉得不是办法，便许诺回浙江后设法为我找一处山间洞穴栖身。
不久他寄来一封语焉不详的信，说找到了，要我立即到十六铺码头搭船去浙江，再由他领我去终点。
我知道终点一定很偏僻，那个时代通讯还非常落后，偏僻就意味着难于寄信、收信。其实，当时上海家里也根本没有人收信。这么一想，觉得我这次告别等同于一次“失踪”。
这样的告别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怆。那天拎着一个网兜离家时，正好遇到家里最小的成员、我的小弟弟余国雨从“学工”的地方回来，我就要他送我到码头。我以前频频出行从不要家人来送，这次却要让这么一个告别变得稍稍隆重一点。
余国雨虽然与我差了十多岁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书都是他帮我保管的。在搭乘公共汽车去码头的路上我很想对他交代点什么，但一上车就看见一个身材瘦削的身影。这个人总是在我最烦闷的时候幽然出现，他知道我讨厌他，今天如果被他看见，他一定会从我去码头这件事与当前“阶级斗争大形势”联系起来，并以“见证人”的身份揭发点什么。我立即躲到余国雨身后，把提着网兜的那只手搭在头顶抓杆上，将脸遮住。结果，那个人下车后不久码头也到了，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余国雨说。
奉化大桥镇的半山老楼，正是盛钟健老师通过在本地文化馆工作的史洁英大姐和青年画家王利华先生好不容易为我找到的“山间洞穴”。
那老楼蒙尘日久，处处朽败，史洁英大姐把楼梯半道上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的门打开了，那就是我今后的潜隐处。
小室有窗，被山树遮覆。等盛钟健老师和史洁英大姐走后，我听着窗外传来的山风和鸟鸣，知道离喧闹的世界确实已经很远，深感满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标准，这里非常困难。首先，没地方吃饭。山下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但一下一上要走很长时间，因此只能几顿合成一顿，基本处于饥饿状态;其次，找厕所也不容易，每天要在山间走不少路，如在半夜，又遇大雨，就有点恐怖。
盛钟健老师当初设想，他为我找的地方即使万般不是，至少“有茶可喝，有书可读”。喝茶显然不可能，因为弄不到开水;但读书这一项，却超乎想象地满足了。
原因是，这老楼原来是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
二
这个图书馆一九二八年就造成了，先叫奉化县图书馆，一九三O年改名为中正图书馆。
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已达到一万多册。这数字，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多，例如还远远比不上我一九八六年个人藏书最丰时的数量，但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地的文化人怕这些图书毁于战火，一次次搬运到乡间躲藏，到抗战结束后运回，只剩下了八千多册。
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之后当然不能保持原来的名字了，不久连“图书馆”这个名义也撤消了。事实上，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为主干的藏书，到了处处都在“破旧立新”的新时代，实在也不堪实用，几乎无人间津了。
幸好它长久无人问津，终于被人遗忘。否则，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红卫兵非得把这些书，连同这座楼，彻底烧个精光不可。当时连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怎么会让国民党总裁的图书馆成为漏网之鱼?
但它终究成了漏网之鱼，漏在锈迹斑斑的封闭中，漏在树遮草埋的半山里。好像，专在等我。那天，楼下朝东的那扇门被轻轻打开，很快又关上了。楼梯上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我从门缝一看，一位清瘦的老者正慢步上楼。他走过我的门口，转个弯，继续上楼梯。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看来老大爷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怕突然间吓着了他，我故意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的大门口看下来，我随即给他打了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在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老大爷算是一名保管员，过几天来查看一次。在当时，看管这些旧书的意义谁也说不出来，有关部门只是让一个古稀老人有点事做而已，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来看书，因此听我谈起这间屋里所藏的那几部书，他很兴奋。
一开始他随口介绍说;《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朱守梅在一九三O年捐献的。我说：“一九三O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立即走到书橱里翻动，然后告诉我：“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又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老大爷换了个书橱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说：“商务也有更新式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
就这么扯几句，老大爷说：“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它们也是可怜，抗战期间从这个村搬到那个村，躲来躲去，好不容易保存下来，却没有什么人来读过。蒋介石要蒋经国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哪里有空，只是来翻过几回，匆匆来，匆匆去。”
顺着这个话题，我提出了借阅的要求。老大爷一口答应，却只准我在这间屋子里阅读，连移下十级台阶，借到我的小房间里也不同意。他说，这是一九三O年就订下的规矩。我想，在这文化大革命的乱局中，他居然还在遵守一九三O年“中正图书馆”的规矩，既荒唐可笑，又让我尊敬。人世间总有一些不管时节、不识时务的人，正是他们对时间的漠视，留下了时间的一分尊严。“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如果你要看书，我天天可以来。”他说。“这多麻烦您啊。”我说。“不麻烦。我平日没事，在家里、在这里一样。以前没人看书我不来。你来看，我陪着高兴。”他说。
以后，老大爷果然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书橱旁的一个架子上又有一些非常实用的辞书，可以成为我的帮手。
三
正是那些密密层层的古籍，使得老楼离外面的世界更遥远了，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纯净。开始我以为这种纯净来自环境，一个月后觉得这种纯净来自文化，再过一个月又觉得这种纯净来自自己的生命了。
忘了在哪一天，我把几册线装本小心地装回函套，插上玉签，推过一边，再把我写的几页笔记拢齐，拿起来在桌上顿了顿，放下，轻轻地舒了口气，闭一会儿眼睛。突然，一个有趣的想法闪人脑际：我从小就听说吴石岭半山里藏着古书，一直等着哪一天能看到它们出土，现在我不正是全部得到了吗?也是半山，也是古书，只是换了一座山而已!
原来，“半山古书”不是一种秘藏，而是一种境遇。但是，既然从小听得，几成咒语，那么，我要万分珍视这个境遇。
我下楼爬坡，到一个高处向家乡遥望，希望能看到吴石岭。但是，浅褐色的岚气间山峰很多，我认不出哪一座是吴石岭，但那最高的一座，估计是吴石岭南边的栲栳山。
我目前在这个半山读到的古书，一定要比那个半山藏着的古书多得多。天下再神奇的传说，都比不过我们的人生玄机。或者说，传说是一种企盼，企盼中的结果总会落到企盼得最诚恳的人的眼前。
现在我有幸成了这个人，“半山古书”的洞口打开了。我似乎领悟到，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安排我拔离污浊，参与一种神秘的预习。将来的很多事情，会与这种预习有关，会与这些古书有关。
想到这里我有点惊慌。这片土地，还会有机会与古书有关么?
因此，山下的世界，又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
山下那个食堂门口有一个阅报栏。我走过时会习惯性地瞥一眼，瞥后又深觉后悔，好像目光的一端沾到了污秽，辜负了这半山清寂。从大字标题看，外面确实是在闹“批邓”了。阅报栏张贴的报纸中，有一份是上海的，有一份是杭州的，有一份是宁波的，大多数文章都离不开“批邓”，这比“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更让人反胃。“文革”初期除了我家这样备受欺凌的族群之外，很多人还闹不清这场革命会带来什么结果，边喊口号边观望;这么多年过去，只要略有良知的人都已看清是非曲直，再闹大批判已近似耍泼，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跟随呢?
这种忿懑和感叹，在这里只是从心头一闪而过，因为我的心思早已埋落在千年之前。但是有一天，我那一瞥似被冻住，不能不靠近阅报栏细看一番。一个我知道的笔名，“石一歌”，一个多所高校的联合教材编写组，居然也在写批邓文章了。
这种文章，无非是拼凑几句鲁迅的话来论述历史不能倒退。从阅报栏上看，现在似乎是全民都在这么做，但我内心还是很不舒服，猜测着那些教师们参与其事的原因。是不得已而奉命，还是有一两个人不甘寂寞?这一两个人是谁呢?金牙齿肯定是，另外还有谁?想了一阵，毫无头绪，也就让山风把种种想头吹走了。
我在山路上边走边想，脚下是飘落的树叶，踩上去软而无声。但是有几段山路未被树荫遮盖，飘落的树叶被阳光晒干了，一下脚便发出很响的嚓嚓声，阻断了四周的蝉鸣。
四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叫锦屏山。身体稍好时，我会爬到山顶，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望乡台”，不知有何典故。山径空无一人，无处可问。
站在望乡台上我想，奉化倒是一个不断被“望乡”的地方。台湾很多老人，一直把这里当作遥望的对象。不久前，八十九岁的蒋介石先生病逝台湾，灵柩暂歇慈湖，只是因为那里的山水近似奉化老家。此刻奉化异常安静，草树无风，云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蛰居着的这座老楼，也默然颓然。是啊，我怎么正巧在这个时间蛰居在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楼里呢?这些天他的游魂飘然返乡时也许曾一再地在这座老楼里停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间无论是终身伙伴还是终身敌手，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风云时代终于被岁月本身过滤，只剩下风烛残年的单纯。今天的我，正攀援在思乡老人的单纯里。
山下的食堂也尽量不去了，买一些最便宜的干粮充饥。发现半山有一处山溪清洌，散步时总带个杯子到那里喝个够。这是因为，看书一投入，连下山、上山的时间都舍不得了。
一天傍晚，听楼下有急促的敲门声，下去一看，见是史洁英大姐和那位本地画家王利华。他们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不知会不会波及浙江，这楼太老，万一来了地震难免坍塌，因此要我搬到他们所在的破庙中去住。“当然破庙也不安全，但毕竟只是底层，逃起来方便。”
因为完全不知相关情况，所以也没有犹豫的可能，立即听从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个网兜去破庙了。白天，还是到老楼看书。老大爷仍然每天来陪我。有一天他还提了一袋家产的水果到破庙来看我，算是正式拜访，尽管我们在老楼天天见面。这是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生疏了的老一辈的礼数。
老大爷多次问我：“这么枯燥的书籍，你年纪轻轻怎么钻得进去?”
我说：“只要钻进去，里边就不枯燥了。”
确实，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只要人得其内，便能发现诸多门径。即使是称作“备要”的书籍，也要懂得区分其中的基元典籍和衍伸学说，然后明白何处专攻，何处精研，何处泛读，何处浏览。以我的经验，寻找区分的界线，便是充满兴趣的一件事，因为基元和衍伸常常混杂，即便区分清楚了，又会发现基元之中还有基元，衍伸之外还有衍伸。这样阅读，一路探询结构，步步都有发现，自身的思维与古代的典籍相与斡旋，事半功倍。
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个时期，外面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大轴子戏”，正以特别怪异和凶险的方式一幕幕展开。所幸我在山间，什么也看不到。
终于，哐啷一声，天下一抖，所有的人都明白，事情要告一个段落了。
自从我从两个山民口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好像一个决定大家命运的重要人物去世了，便立即提起网兜离开了那座楼、那座山，为的是急着要看看，全家的命运是否会发生变化。
那天走得何其匆忙，下山时甚至没有抬起头来再看一眼这座留下了我关键“学历”的半山老楼。
我几乎是气喘吁吁地小跑着，下山、等车、找船，急急地赶回上海。我不知道今后将会遇到的，是更大的灾难，还是别的什么。对全家而言，我已经“失踪”太久。
后来才知道，半山老楼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前面，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等着我，等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