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介其间能不愧者，唯吾乡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北齐美萧慤，有“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美王融，“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朓之诗句，精者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他称是者众，不可悉数。呜呼!先生之道，复何言耶?谓乎贫，则天爵于身;谓乎死，则不朽于文。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阳人也，日休，襄阳人也。既慕其名，亦睹其貌，盖仲尼思文王，则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则师有若。吾于先生见之矣。说者曰：“王右丞笔先生貌于郢之亭。每有观型之志。”四年，荥阳郑公诚刺是州，余将抵江南，舣舟而诣之。果以文见贵，则先生之貌纵视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讳。公曰：“焉有贤者之名，为趋厮走养，朝夕言于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时在宴，因曰：“《春秋》书纪季公子友、仲孙湫字者，贵之也。故书名曰‘贬’，书字曰‘贵’。况以贤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以知公乐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则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见善不书，非圣人之志，宴豆既彻，立而为文。咸通四年三月三日记。
——《皮子文薮》
同是湖北襄阳出生的两位诗人孟浩然和皮日休，一个生活于盛唐之际，一个生活于晚唐末世，两人虽为同乡，但却无缘晤面。在前者作古一个世纪以后，后者看上去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拜谒了郢州孟亭，瞻仰了王维笔下的孟浩然画影;但同时又似乎是为了却一生中一个心愿式地满怀崇敬地写下了这篇《郢州孟亭记》。
郢州孟亭巍然矗立，它为一生“骨貌淑静，风神散朗”的诗人留下了一份使后人永远无法忘却的纪念。同是以诗文名世的皮日休来到孟亭，诗化的情绪和思念使他别无选择地抬步迈进了孟浩然诗的王国。没有闲言，没有过渡，开篇便直接概言孟浩然的诗文地位，恰切而睿智地把孟浩然与李、杜并提;既而又直观神遇式地把孟诗风神列出，并进而画龙点睛般随手拈出孟诗诗句与古名诗名句相对照，无意比较而高下自明。没有诗就没有孟浩然，不言诗就无以言及孟浩然。在这里皮日休不露声色地显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高明。
只有天才才能理解天才，只有天才才能敬重天才，仲尼之于文王，七十子之于仲尼，皮日休之于孟浩然，莫不如此。孟浩然一生贫窘，但“天爵于身”，活得散淡，也活得自然;默默无闻，悄然而去，但有不朽之文长留于世，虽衰犹荣，虽死犹存。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孟浩然，不理解这一点也就不能真正敬重孟浩然。皮子理解孟先生，也真诚敬重孟先生，天才、诗人间的天然联系使皮日休和孟浩然心有灵犀。此外还有一层似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古之士人之间的一种割不断斩不绝的同道感，不然，孟浩然生时之“天爵”和死后的“不朽于文”何以引起皮日休那么深情的赞叹，“为士之道，亦以至矣”的评价不是明显挟有评判者的情感色彩吗?
文章名为《郢州孟亭记》，由孟亭而重笔叙写孟浩然当为正途。然而作者写孟浩然并非平铺直叙，分条罗列，而是多角度展示孟浩然整体风貌。先评其诗，再言其道，最后又以郢州刺史改易亭名，明写刺史善政、暗托孟浩然之贤而收束全篇。评孟诗、言孟道是皮子对浩然之主观评判，易亭名、尊浩然为客观之证明，主客两方面有机结合、两相呼应使孟浩然其人更为完整和立体，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极高明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