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方孝孺
天台生困暑，夜卧帷中，童子持翣飏于前，适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惊寤，以为风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畔闻有飞鸣声，如歌如诉，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扑股噆面，毛发尽竖，肌肉欲颤，两手交拍，掌湿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为，蹴童子，呼曰：“吾为物所苦，亟起索烛照。”烛至，帷尽张，蚊数千皆集帷旁，见烛，乱散如蚁如蝇，利嘴饫腹，充赤圆红。生骂童子曰：“此非噆吾血者耶?皆尔不谨，褰帷而放之入。且彼异类也，防之苟至，乌能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于端，其烟勃郁，左麾右旋，绕床数匝，逐蚊出门，复于生曰：“可以寝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将寝，呼天而叹曰：“天胡产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闻之，哑尔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载之间，二气缊，赋形受质，人物是分。大之为犀象，怪之为蛟龙，暴之为虎豹，驯之为麋鹿与庸狨，羽毛而为禽为兽，躶身而为人为虫，莫不皆有所养。虽巨细修短之不同，然寓形于其中则一也。自我而观之，则人贵而物贱;自天地而观之，果孰贵而孰贱耶?今人乃自贵其贵，号为长雄，水陆之物，有生之类，莫不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蛙黾莫逃其命，鸿雁莫匿其踪，其食乎物者，可谓泰矣，而物独不可食于人耶?兹夕蚊一举喙，即号天而诉之，使物为人所食者，亦皆呼号告于天，则天之罚人又当何如耶?且物之食于人，人之食于物，异类也，犹可言也，而蚊且犹畏谨恐惧，白昼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见，乘人之困怠，而后有求焉。今有同类者，啜粟而饮汤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仪貌，无不同者，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而且无恤之者。今子一为蚊所噆，而寝辄不安;闻同类之相噆，而若无闻，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天台生于是投枕于地，扣心太息，披衣出户，坐以终夕。
——《逊志斋集》
〔注释〕 翣(shà)：扇子。 噆(zǎn)：咬;叮。 盬(ɡǔ)：吸饮。 踣(bó)：倒仆。
“对”，乃文体之一种，《文心雕龙》有《议对》一篇，说它是用来“陈政”、“献说”的。最早的作者是西汉的晁错和董仲舒，他们的作品是“辞裁而辨，事通而赡”，既“非迂缓之高谈”，又“非刻薄之伪论”，堪称这种文体的楷模。迨魏晋以九品用人，这种文体因以衰落;唐宋以对策取士，因而它又逐渐繁荣起来，柳宗元的文集就编有“对”一卷，“对”中往往设为问答，互相辩难，使事理愈辩而愈明，论点愈析而愈深，其中的《天对》、《愚溪对》和《设渔者对智伯》等，寓意深远，析理透彻，一直流传众口，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明清继续推行科举制度，这种文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方孝孺就是擅长这种文体的。《蚊对》、《鼻对》和《公子对》，虽是他20多岁时的作品，但却理明辞达，言简意丰，文采风流，才华横溢，读来令人爱不忍释。
《蚊对》借童子之口，阐发了“民胞物与”的大道理。认为天之生物，虽有巨细修短之不同，然天之视物，并无贵贱爱憎的区别。人虽自命为万物的“雄长”，而在天看起来，同样是“二气缊，赋形受质”于宇内的。彼此互相为养，互相依存，人可以食物，物亦可以食人，天不会因“物之食于人”而罚人，亦不会因“人之食于物”而谴物。这就是天的“齐物论”和“平等观”。人则不然，其视“异类相残”也为自然的淘汰，所以，“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使禽兽鱼虫，“莫逃其命”，“莫匿其踪”，似乎这些都是生来供养人的。人们饮其血，吸其髓，敲其骨，食其肉，乃是理有固然，事有必至的，毫无恻隐之心，同情之意。一旦物出而食人，则怒形于色，愠见乎辞，以为猛兽鸷虫，伤天害理，于是集其同里，奋其智能，举其刀矛，发其弓矢，必欲歼其族类、不留后患而后快，这能够说是平等待物么?其视“同类相残”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看到有的人白昼不动声色，俨然正人君子，而在暗地里却伺人之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构煽成罪，使之“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甚至“吮其血而盬其脑”，被害者的号哭之声，上于云霄，惨怛之色，可泣鬼神，而他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曾无丝毫戚戚于心的感情，这难道是“先人后身之道”么?天台生毕竟是有血性的，在童子的严词诘责下，天良发现，于是“投枕于地，扣心太息”，“终夕”反思。
从人视“异类相残”和“同类相残”的不同态度，可见人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当他认为自己的才高于物、力大于物时，就把物作为自己的养生之具，捕之食之，心安理得，哪里还有一点“仁民爱物”的心理?当他看到别人依仗自己的权势和机巧，“瞰人之不见，乘人之困怠”，凌压自己的同类时，为了明哲保身，远害避祸，便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缄口而不言，裹足而不前，正义感和同情心都被抛到东洋大海里去了。在这样的人心里，只有强权，没有真理;只有成败，没有是非;只有阴险手段，没有平等观念，与天台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心态，旷古如斯，而能够见其肺肝，发其隐秘者，却只有涉世不深、阅历甚浅的“童子”，可见人性复归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