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钟惺
万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画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举所补。题曰：
颜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于长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谁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绂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绂矣，如是而有溢思。天与人终不益汝一丝，又将汝瑕疵。戒之哉!视此野服杖松下者，念兹在兹。
——《钟伯敬合集》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向苦苦摆脱不了在进退出处的夹缝中寻找自我。仕途对他的诱惑，不仅意味着从此具备了一种象征性的资本——文化的积累;而且确确实实来说，要实现自我，无法完全超越社会上世俗公认的价值标准。同时，我们如果撇开任何附庸风雅或伪超脱，隐逸对他来说，也确实是追求独立自由的自我，挣脱任何物役羁绊的可行途径;不过，一旦人超越现实而获得完整的个性，那他将孤立于世，幻灭感将会吞噬他，一切仿佛都在他眼中失却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知识分子恐怕有不少人具备看破人生出处的识力，也常常为追求自由的自我呐喊，但真正有勇气为获得完全独立自由的个性奋争到底的毕竟极少极少。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已入不惑之年的钟惺正在南京怀着焦躁不安的心情等待考选的结果。当时政坛上的局势，既不为其所喜，实也对他不利：齐、楚、浙三党鼎峙，相互攻讦倾轧不已。像他这样生性不喜泛爱容众，更不用说入谁门户，除了享有诗名，他再也没有其他什么进身之阶，仕途叵测。应该说他已经估计到这一点，然而他对仕途的期望使他又不愿相信未成事实的估测。就在这期间，他在给挚友谭元春的信中还说：“若将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后尽力官职一番，而晚节仍以此结局，不枉作文人……”他的理想仍是期待着尽力官职一番，然后功成名就，再去玩他的文学。因此，他一方面耿耿于自己的政治前程，同时又拼命抑制这一强烈的欲望，目的是为了到时候能缓解他自己曾经意料的可能出现的失望结果。于是，他又认真祈求出现一个超脱任何物役的自然的我，野服松下，逍遥自在，不再有任何焦虑和烦恼，那就是他在《自题小像》中向我们展示的形象。尽管他在此中一再理智地告诫自己应知止于长松之下，终究难以掩饰本我的极度焦躁和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