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的小儿子春生考了两个一百分,他妈高兴得忘乎所以。今天,悲剧突然发生了,差一点把春生从楼梯上推下去。
双职工的早晨,本来就够紧张的。你想啊,打扫卫生、做饭、听新闻、听英语,光喊春生起床,就得五分钟。他睡得像个小死猪,你推他,不醒;拧他耳朵,不醒; 把他鼻子捏住,他就把小嘴张开,全不顶用。他咋那么多觉呢? 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他折腾醒啦。他自己穿好了裤子,却找不到上衣,里屋外屋,床上床下,全找了个遍,连影儿也不见。好,发动群众帮他找,他哥哥姐姐正背英语单词,也被勒令停止了。一个个噘着嘴,嘟嘟嚷嚷,都埋怨这孩子浑,没记性,多余。现在都不让生第二胎了,偏他来得早。哼! 要是晚两年,就啥事也没有了。春生哭起来了,坐在小椅上,穿着一只袜子,大拇脚趾从里面拱了出来。袜子是姐姐穿过的,裤子是哥哥穿过的,春生是拾破烂的。只有找不到的这件上衣是专门给他买的,绿斜纹、带拉锁的夹克,穿在身上,神气透了,刚洗过一水,杠新着呢! 丢哪件不好,偏偏丢这件。哭吧,哭也没用。
审问开始了。一面吃饭一面审。除了春生,嘴都不闲,以他妈妈为首,哥哥姐姐当陪审员。说! 是不是丢在学校了?是不是跟同学们疯,疯热了,把衣服一脱、一团、一扔,就不管了?不是? 穿着衣服回的家?倒也是,上午是穿着衣服回来的……下午,上学去是穿的海魂衫……那么,想想,是不是丢在楼下了? 对啦,放学回来书包一丢就往外跑,跟几个泥猴儿似的小浑蛋摔四角。跟你说过没有? 不许玩那玩艺儿?一摔把土掀起来,那土里什么细菌都有,全吸到鼻子里去,全吸到肺里去,吸进去生虫子,把肺咬烂,咬成大窟窿! 跟你说过没有?浑蛋! 真多余呀! 不是“四人帮”,不是什么“人越多越好”,谁要这么多累赘干啥? 除非是神经病!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摔四角——一提摔四角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摔热了,把衣服一脱、一团、一扔就不管啦? 对啦,中午你不是在立新家门口摔四角来着吗? 准是把衣服丢在人家门口了。完了,就那么一件好衣服,花五块多从北京买来的。早就说,不能给你买好衣服,你穿破烂就对了。你什么没丢过?小刀、转笔刀、橡皮、文具盒,你咋不把你自己丢了?省得我们成天操心! 哭,你就会哭! 你倒想想,到底丢在什么地方啦?……什么?脱在家里了?在你哥哥床上? 放屁,你去找找看! 不知是哪一天的事呢,那是昨天吗?你这个浑头呀……算啦,你对老师说,让老师问问同学,看谁拾到没有……
春生连饭也没吃,用手背抹着眼泪上学去了。我在孩子的书包里塞了两个鸡蛋,当然是他妈妈授意的,教育归教育,疼还是疼。
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了。春生走在最后,低着头,磨磨蹭蹭不敢进屋。一看到这种情形就知道衣服没找到。不等大人问,孩子的眼泪就淌下来了。
他妈从厨房里出来,一见春生这个样儿,就皱起了眉头。惯于看着大人眼色行事的姐姐,也立即板起面孔,先发制人地大声问弟弟:
“你对老师说了吗?”
“说了。”
“老师帮你找了吗?”
“帮了。”
“找没找着?”
“没。”
“就知道没找着,看你往后还疯不疯!像你这样的,啥也不能给你买!”
春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本来就有气的妈妈,把碗使劲往饭桌上一顿,厉声喝道:“哭啥?你自己丢了东西还有脸哭?我一看你这个没出息样儿就来气……”
这时,大儿子从里屋笑嘻嘻走出来,偷偷拽了我一下。我随他进屋,他往床上一指,但见春生的绿夹克好好地放在那里。
“咋回事?”我又喜又奇地问。
“在衣柜里,不知是谁放进去的。”
我把衣服拿起来,让大儿子偷偷把妈妈喊进屋来。她来时仍然一脸乌云,见了春生的绿夹克,先是一怔,一问明白,就拍了一下额头说:“哎呀,该死,是我昨晚收拾屋子时,随手塞到立柜里的……”她笑了起来,流出了眼泪!
“瞧瞧,把小三冤枉了半天……”她有点难为情。
“你制造这类‘冤案’不止一次了。”我笑着批评她。
“那怎么办呢? 你去劝劝他,就说衣服找到了,让他好好吃饭。”
我把衣服拿到外屋,告诉春生衣服找到了,是妈妈找到的。春生马上破涕为笑,也没问是从什么地方找到的,洗洗脸,就高高兴兴吃起饭来。
他妈妈朝我做个鬼脸,故意板着面孔说:“记住,春生,以后可不许把衣服脱下来随便乱扔啊!”
这样处理的确不公平,但大人有大人的逻辑:对孩子们必须维护大人的尊严,而不必去考虑孩子的尊严。
生活里有许多事,常常是这样。
选自《人民文学》1982年第12期
【赏析】 社会大家庭,家庭小社会,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中的凡人小事不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影响着社会的筋筋脉脉,而且由于这个“小社会”与“大社会”之间往往存在着对应关系,是“大社会”的缩微,所以可以从中透视出深广的内涵来。本文以“孩子的眼泪”作为“显微镜”,看到了隐藏在琐屑小事中的悲剧意味。
这是一种几乎无事的悲剧。随着春生新上衣的失而复得,一切烦恼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大人”却曾面临自己尊严体面如何维持的问题,这,又与是否维持孩子的尊严密切相关。春生父母未加思索,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隐瞒真相、维护大人尊严的做法,从而“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可是,上衣不见后,他们也是未加思索,便认定上衣是春生丢的。你看“妈妈”的气势凌厉的审问,“合情合理”的推论,全然是真理在握的派头。当她将自己置于审判者的位置上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过错会在自己身上的。那么,是什么将她自然而然地推向这个位置的呢?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小说中写到了“在孩子的书包里塞两个鸡蛋”的细节,并点明了父母的心理:“教育归教育,疼还是疼。”这就具有更多的意味。“教育”本应出于“疼”,而父母教育春生时,却有意无意地往自己的心理中塞入一些类似恨的东西。如对春生不该出生的暗示,对他摔四角、“疯”、丢东西的指责等等,都曲折地透露出这种心理。唯其如此,他们在维护自己尊严时才心安理得,因为“疼”由一种爱无意中已转换为一种施舍了,施恩的心理常常是“统治者”的习惯心理。因而,“大人”维护尊严的过程,除了消灭了自己心中正视真实的品性外,还使人性发生了扭曲,这就是这幕悲剧的深刻内涵。
春生的哥哥姐姐的加入更扩大了悲剧的意义。他们已经从原来的顽皮、天真中逐渐走了出来,向成为“大人”的路上迈进。他们自觉地充当陪审员,同父母一起埋怨指责春生,甚至“惯于看着大人的眼色行事”,主动地担负起“大人”的“职责”。悲剧就要像这样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吗?
春生,从未敢于怀疑自己是受了冤屈,他也已认定衣服是“自己丢的”了,仅仅是因为他小而“没记性”吗? 他被认为是“多余”的人,做了好久的“拾破烂的”,他的“疯”、贪玩等都被视作过错,无形也是一个心理压力这样,他被“折腾醒”后,迷迷糊糊地就将过错认下来了。春生的胆怯气虚,主要是因为各种有形无形的精神压力所致,使他的自尊自信已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上衣找到了,“春生马上破涕为笑,也没问是从什么地方找到的”’并且又高兴起来,他未曾想到自己的尊严,因为他同“大人”一样,自觉将自己摆在了不平等的地位,所以竟不知道要求公平。
篇末一句“生活里有许多事,常常是这样”,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广阔的想象空间,使整个故事具有深长的象征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