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萧纲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
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梁简文帝集》
〔注释〕 参辰：参(shēn)星和辰星(一名商星)，均为二十八宿之一。 火龙黼黻：《左传》桓公二年：“火、龙、黼、黻，昭其文也。”四者皆古代贵族礼服上的纹饰，为不同等级之标志。黼(fǔ)：白黑相间，作斧形。黻(fú浮)：青黑相间，形如两“己”字相背。 车渠：玉石之类，出于西域。曹操曾用以制碗，曹丕、曹植、王粲、徐幹、应玚等均作有《车渠碗赋》。 鹦鹉骤倾：屡屡倾倒鹦鹉杯中的酒。鹦鹉，指鹦鹉螺所制酒杯。其螺状如覆杯，头部弯曲如鸟头屈向其腹，似鹦鹉，故名。见《文选》郭璞《江赋》李善注引《南州异物志》。东晋成帝时曾以此种酒杯作为礼物赠送远方使者，见《太平御览》卷七五九引《晋咸康起居注》，可见其为人所重。骤，屡次。
〔赏析〕这篇《答张缵谢示集书》是作者向张缵出示自己的诗文集，并收到对方表示感谢的信之后所写的回信。时为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张缵是萧纲祖母之侄，又娶了萧纲的姐妹为妻，与萧纲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
信中所说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诗文写作非常重要，表述自己热爱创作的心情;二是陈述自己写作诗文的兴感之由，说明其创作冲动系来自生活，来自外物的激发。
关于第一层，萧纲说，日月星辰照耀于天象，那是“天文”;火龙黼黻彰著于人事，那是“人文”。“文”既是至高无上的天所具有的性质，又为人伦纲纪所必需，那当然非常重要了。这里需要略作解释：“文”的本义为线条交错，色彩错杂，引申之，凡经纬错综、华彩美丽者均谓之文。因此日月星辰是“文”，火、龙、黼、黻等礼服上的图饰也是“文”。这种图饰不仅是美化衣裳而已，而且是天子、公卿大夫、士各种等级的标志，何种身分使用何种图饰，是有严格规定不可僭越的。再加引申，“人文”还包括诸种礼仪、制度、法令以及经典和学术著作等等，它们在封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同属“人文”的诗歌文赋也就十分重要了，所以说：“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这样的论证逻辑今天看来颇为牵强：第一，天象与“人文”不是一回事。第二，诗文写作并不都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其中如诏、策、奏、议等实用性文体，祭祀大典所用乐歌等，不妨称为经国之大业，至于一般抒情写景的文字，与政治有何重要关系呢?岂可因为都属于“文”这一含义极为广泛的概念，便笼而统之地与礼仪制度以至天文玄象一起抬到崇高的地位呢?但是，六朝时类似的论述却屡见不鲜。即以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而言，也是先将“日月叠璧”、“山川焕绮”称为天地之文，然后将“人文”(包括圣贤经典、各种实用文体、子史著作，也包括一般的抒情写景诗文)与之相截搭，从而抬高文章地位的。萧纲这里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其实是时代风气的反映，是文学创作地位提高的表现。
萧纲在这里还批评了扬雄和曹植。扬雄晚年潜心于学术著作，深悔早岁写作辞赋耗费了许多精力，于是说作赋犹如学童习字，“雕虫篆刻”，是初级的玩意儿，“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曹植虽爱好文学，但为了表示自己还有更远大的志向，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因此在《与杨德祖书》中引用扬雄之语，并说自己“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萧纲斥责他们的话是“小言”、“小辩”，是破坏“人文”、“天文”合一之大道的妄说，甚至说若绳之以法，他们将“罪在不赦”。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将其爱好、重视文学创作的心情表现得多么鲜明!应该说明，曹植其实还是十分爱好辞赋并以其创作才能自负的。他说辞赋是小道，只是为了表白自己另有大志的一时兴到之言而已。事实上，他的那封信恰是在寄自己的辞赋作品给杨修(字德祖)时所写，而且一开头就说：“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萧纲此信一上来说“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便是有意模仿其语气。南朝时曹植文名极高。青年萧纲将自己的诗文出示友人，又作此信，我们不难体会到其间隐然有不甘在曹植之下的心情。
关于第二层，萧纲自述其创作兴感之由，大致可归为三点：一是自然景色的感召。六朝文人对于四季风物非常敏感，认为它能触发人们心中蕴蓄的丰富感情，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创作冲动也就由此而产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二是亲友宾客朝游夕宴，酒酣耳热之际，以诗赋抒情娱心。这是贵族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萧纲以皇子之尊，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学之士，经常进行这样的活动。三是边塞戎旅生涯的感发。军旅生涯既艰辛又豪迈，既引起将士们浓郁的乡愁，又激发他们豪壮的情怀。“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便是此种悲壮感情的概括。萧纲写此信前，已曾远离京都，历镇荆州、襄阳，那在当时属于西北边境。在襄阳时他还曾遣军北伐，拓地千余里。因此这里所说是有亲身体验的。南朝人重视边塞诗作。钟嵘《〈诗品〉序》也曾突出地说到“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的景象和生活能够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当时人欣赏情感强烈、摇荡性灵的作品，要求作品具有“风力”即情感表现的力度，边塞戎旅之作正容易符合这样的审美趣味。总之，从萧纲这段自述其创作的话中，可知他对于文学的抒情性质有充分的自觉。前面说到他将诗文写作抬到很高的地位，他所重视和爱好的主要就是此类抒情写景之作。他不把文学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而是视之为宣泄个人情感的需要，这也正是所谓“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反映。
这封信用骈俪文体写成，对偶的文句，铿锵的音节，使它具有语言声色之美，而丝毫没有妨碍思想情感的表达。前半段读来觉得意气扬扬，有破竹之势;后半段则寥寥数笔，便形象鲜明，气氛浓郁，富有诗意。它反映了萧纲的文学观点，在文学批评史上是值得注意的文献，同时本身也是一篇耐读的骈文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