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新申义
中国文学之革新，酝酿已十余年。去冬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寸会所演，从风者多矣。蒙以为此个问题，含有两面。其一，对于过去文学之信仰心，加以破坏;其二，对于未来文学之建设，加以精密之研究。过去文学，乃历史上之出产品，其不全容于今日，自不待智者而后明。故破坏一端，在今日似成过去，但于建设上讨论而已。然以愚近中所接触者言之，国人于此抱怀疑之念者至多。恶之深者，斥为邪说，稍能容者，亦以为异说高论，而不知其为时势所造成之必然事实。国人狃于习俗，此类恒情，原无足怪。然欲求新说之推行，自必于旧者之不合时宜处，重申详绎，方可奏功。然则破坏一端，尚未完全过去。此篇所说，原无宏旨，不过反复言之，期于共喻而已。
本篇所陈，纷杂无次，综其大旨，不外三端。一为理论上之研究：就文学性质上以立论，而证其本为不佳者。二为历史上之研究：泛察中国文学升降之历史，而知变古者恒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三为时势上之研究：今日时势，异乎往者，文学一道，亦应有新陈代谢作用，为时势所促，生于兹时也。此外偶有所涉，皆为附属之义。
今试作文学之界说曰：“文学者，群类精神上之出产品，而表以文字者也。”此界说中有“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之总(genus)与“表以文字”之差(difference)。历以理论形式，尚无舛谬。文学之内情本为精神上之出产品，其寄托之外形本为文字。故就质料言之，此界说亦能成立。既认此界说为成立，则文学之宜革不宜守，不待深思而解矣。文学特精神上出产品之一耳(genus必为复数)，他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皆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也。以群类精神为总纲，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支流。以群类精神为原因，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结果。文学既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同探本于一源，则文学必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交互之间有相连之关系。易言之，即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之性质皆为可变者，文学亦应为可变者。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时势所迫概行变迁，则文学亦应随之以变迁，不容独自保守也，今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性质本为变迁者，则文学可因旁证以审其必为变迁者。今日中国之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皆为时势所挟大经变化，则文学一物，不容不变。更就具体方面举例言之，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定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学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中国今日理古的学术已成过去，开放后的学术将次发展。则于重记忆的古典文字，理宜洗濯;尚思想的益智文学，理宜孳衍。且文学之用，在所以宣达心意。心意者，一人对于政治、风俗、社会、学术等—切心外景象所起之心识作用也。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一切心外景象俱随时变迁，则今人之心意，自不能与古人同。而以古人之文学达之，其应必至于穷，无可疑者。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应为今日的而非历史的，则文学亦应为今日的而非历史的。晚周有晚周特殊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学;两汉有两汉特殊之政俗，遂有两汉特殊之文学;南朝有南朝特殊之风俗，遂有南朝特殊之文学。降及后代，莫不如此。理至明也。
且精神上之出产品，不一其类，而皆为可变者。故由其所从出之精神，性质变动，迁流不居。子生于母自应具其特质。精神生活奉有创造之力。故其现于文学而为文学之精神也，则为不居的而非常住的、无尽的而非有止的、创造的而非继续的。今吾党所以深信文学之必趋革新，丽又极望其革新者，之所以尊崇吾国之文学、爱护吾国之文学，推本文学之性质，可冀其辉光日新也。或者竟欲保持旧观，以往古之文学，达今日之政俗学问。一闻革新之论，实不能容。揆彼心理，诚谓今日以往之文学，造乎其极，蔑以加矣。夫造乎其极，蔑以加者，止境也，即死境也。口持保存国粹之言，乃竞以文学末日待之，何不肖不祥至于斯也。保存国粹之念，谁则让人?惟其有保存国粹之念，而思所以保存之道，然后有文学革新之谈。犹之欲保存中国，然后扑满清政府而建共和耳。
中夏文学之殷盛，肇自六诗，踵于楚辞(此就屈宋而言，不包汉世楚辞)。全本性情，直抒胸臆，不为词限，不因物拘。虽敷陈政教，褒剌有殊，悲时悯身，大小有异。要皆“因情生文”，而情不为文制也。惟其以感慨为主，不牵词句，不矜事类，故能吐辞天成，情意备至。而屈宋之文，遂能“决乎若翔风之运轻霞，洒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莱而注渤懈”。降及汉世，政教失而学术息，章句兴而性灵蔽。武功方张，吐辞流于夸诞;小学深修，奇字多人赋篇。独夫在上，谀声大作;心灵不起，浮泛成文。故能义贫而词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学，夸张声势，大而无当，放而无归，瓠落而无所容。于是六义大国，夷为三仓附庸;抒情之文，变作隶胥之录。相如唱之，杨雄和之，犹然天下从风，斯文敝之始也。东京以还，此道更盛：京都之制，全无性灵。堆积为工，诞夸成性。而性灵亦为文词所拘，未有发展，建安、黄初之间，曹王特出。子建之诗，直迫枚、李。仲宣之赋，大革汉风。浮词去而气质尚，上跻乎变风变雅之间，非舍本逐末之赋家所能比拟。诚文学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学一大进化。无如狂澜方挽，迷涂又生。渡江而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学依附玄家，不能自立。谢容易以光景之文，斯足美矣。而乃“启心闲绎，托辞华瞻、巧倚迂回”，“晦涩费解”。以贵族之习气，合山林之幽阻，不谓为文弊不可也。则有吟咏性情，反贵用事。天才短谢，物类乃崇。“崎岖牵引”，“拘挛补衲”，“唯睹事类，顿失精采”。“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书按”矣。又如沈约制韵，“使文徒多拘忌，伤其真美”。性灵汩没，不知其几何也。简文变古，淫艳当途。声色使人目恶，荡情致人心乱。岂仅害于文章，亦大伤了世道。徐、庾承其流化，辞重情轻之倒置，积重难返矣。其于六代之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辟致远之境，不染断辞之病，起江东之独秀者，则陶潜其人也(以上略本钟嵘、刘勰二家言及五代诸史传论)。隋唐之间，清风乃振，炀帝、太宗皆有变古之才。而开元之间，李、杜挺起，除六朝之文弊，启文囿之封疆，性灵大宏矣，降及元和，微之宫词，妇人能解;香山乐府，全写民情。革险阻而趋平易，舍小己以人群伦。又有昌黎、柳州，作范其间，除人造之俪辞，反天然之散体。论其造诣所及，柳则大启后世小说家刺时之旨(唐代小说本盛，然柳州之旨，却与当时芜滥卑劣者不同)，又为持论者示精确之准的。韩则论文论学，皆启有宋一代之风化(别有详沦)，于骈体横被一趾之际，独不惜人之“大怪”。于是开元、元和之间，诗文俱革旧观。言乎文情，靡靡者易为积健，拘文者易为直抒，辞重者易为情重。体渐通俗，市语人文，况述社会，略见端倪。言乎文体，又多有创作：七言、长风，至李杜始成体制，至香山乃能纪事。七律、排律虽不始于此时，而创作奇格，实出杜公。太白古乐府，尤复一篇一格，句法长短参差，竞空前而绝后。又汉乐府之遗意，久已乖亡。晋宋以降，庙堂之制，则摹古不通;燕寝之作，则轻艳浮浅。唐世词张而乐离，乐府之为用已不可存。太白、香山独创新声以应之，后世名之曰词，遂成宋、金、元、明新文学之前驱，斯又足贵也。然则开元、元和之间，又为文学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学一大进化。旷观此千年中，变古者大开风流，循旧者每况愈下。文学不贵师古，不难一言断定也。历观楚汉至今两千年中文学升降之迹，则有因循前修，逐其末流，而变本加厉者。若扬、马之承屈、景，南朝之承魏晋，北宋吴蜀六士之承韩公，皆于古人已具之病，益之使深，终以成文弊。又有不辟新境，全摹古人，若明、清二代诸家之复古，极其能事，不过“优孟衣冠”、而其自身已无存在之价值，更何论乎性情之发展?别有挟古人之糟粕，当风化之已沫，斫成新体，专刻皮椁。如樊南之四六、欧王之宋骈，内心疲苶不存，岂有不枯薄者耶?至为曹王变古，独开宗风。李、杜、韩、柳，俱启新境。宋词、元曲，尤多作之自我。惟其不袭古人，故能独标后代也。凡此四格，因革备异，良劣有殊。弘治嘉靖复古之风，至今未斩。虽所托因人不同，其舍己则一。不以模拟为门径，竟以模拟为归宿。纵能希抗古人，亦仅为其奴隶(词曲本宋元新文学，自明清复古家作之，亦复同流合圬)，斯乘之最下者也。若夫刻其皮椁，逐其末流，一则徒辨乎体貌，一则流连而忘归，亦非宏宝之涂也。此三者均未脱离古人，其能附骥尾而行以传于后者，幸也。明清复古之文，尤少谈之者。既无殊特之点，更无殊特之位置。而今之惑人犹复以步趋古人为名高，岂非大左乎?革新诸家，亦多诡词复古。故太白则曰：“圣代复远古，垂衣贵清真。”昌黎则曰：“非两汉之书不敢视。”词曲不袭前人矣，犹装其门面曰：“古乐府之遗。”斯由贵古贱今，华人恒性。语人自作古始，听者将掩耳而走，何如因利乘便，诡辞以为名高乎?且所谓变占者，非继祖龙以肆虐，束文藉而不观。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尽可取为我用。但能以“我”为本，而用古人，终不为古人所用，则正义几矣。易曰：“革之时义大矣哉。”变动不居，推陈出新。今虽无人提倡文学革命，而时势要求，终不能自已也。
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历史，殊不足观也。周秦诸子动引古人，凡所持论，必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此则求征以信人，取喻以足理，庄子所谓重言与后世之古典文学渺不相涉者也。自西汉景武以降，辞赋家盛起。虽具环玮之才，而乏精密之思。欲为无尽之言，必敷枝叶之辞。义少文多，自当取贵于事类。事类客也，今则变为主。所以足言也，今则言足犹取事类。臃肿不治、尾大不掉之病，此其肇端也。又辞赋家之意旨，原不剀切。取用于质言，将每至于词穷，幸能免于词穷，亦未足以动人。故利用事类之含糊，以为进退申缩之地;利用事类之炜烨，以为引入入迷之方。此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第一因也。两汉章句之儒，博于记诵，贫于性情。发为文章，自必炫其所长，藏其所短。引古人之言以为重，取古人之事以相成，当其能事于事古，其流乃成堆砌之体。斯风流传，久而不沫。于是书按之文，字林之赋，充斥于文苑。京都之作，人且以方物志待之矣。此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第二因也。魏晋以降，浮夸流为妄言。禹域未一，而曰“肃慎贡矢，夜郎请职”。克敌未竟，而曰“斩俘部众，以万万计”。但取材于成言，初无顾于事实。则直为古人所用，而不能用古人矣。斯习所被，遂成不作直言，全以古事代替之风。此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第三因也。降及齐梁，声律对偶。刻削至严。取事取类，工细已深。概以故事代今事，不容质说，古典文学之体于是大定。自斯而后，众家体制，为古典主义所范者多矣。寻其流弊，则意旨为古典所限，而莫能尽情。文词为古典所蔽，而莫由得真。发展性灵之力为记忆古典所夺，而莫能尽性，文以足言之用，全失其效，且反为言害矣。故综此四端，可一言以蔽之曰，舍本逐末而已，今文学所以急待改革者，正求置末务本。于此舍本逐末之古典文学，理宜加以抨击。然用古典能得足志足言之效者，即不可与古典文学同在废置之例。古典原非绝对不可用，所恶于古典者文学，为其专用古典而忘本也。陈仲甫先生曰：“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惟彼古典主义，乃为典所用，而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诚深得其情之言也。
欲知今后文言之宜合，当先知上古文言何由分判。太古文言，司合而不离也。周浩殷盘，佶屈聱牙，正由以语人文，古今语异，乃不可解耳(今人恶白话，以为不占。而中国第一部书即以白话为之，托词名高者其可以已乎)。古人竹简繁重，流传端赖口耳。欲口耳之易传，必巧饰其同。杂以骈句，润以声节。浸成修整之文，渐远天然之语。不观《尚书》之多韵语，偶辞乎，斯文言分离第一步也。周承二代之后，郎乎其文。大夫行人，多闻博古，自能吐辞温润，动引故言。孔子渭诵诗可以专对，专对之尚文可知也。《左传》载行人之语，多有雷同者，其刻画可知也。土夫之言日美，遂为文章之宗;农牧之言仍质，乃成市语之体。斯文言分离第二步也。秦汉以还，动多师古，不敢如晚周之世，以当时语言为文章(诸子之中，自荀子等数家外，多当时通用之语。著之竹帛即《论语》亦然也)，而文言分离之象大定。斯其第三步也。然汉魏六朝之文，内情终不远离于语言。《史记》、《汉书》，多载彼时市语，学者诂经，好引当代方言。二陆往来之书，竟通篇为白话焉。魏晋以降，文章典丽，语言称是，《晋书》、《博物志》、《世说新语》等所载当时口语，少因笔削，概由直录。齐梁韵学入文，亦入于语。周徒颐之，双声叠韵，铿锵其语言。至于隋唐，此风不替。
李密隔河数宇文化及罪，化及不解，曰：“何须作书语耶?”化及粗顽，自不解书语，然密既腾诸口说，必彼时上流用之也，循上所言之事实以观察之，可得四间。第一，中国语之言文分离，强半为贵族政体所造成。贵族之性，端好修饬，吐辞成章，亦复如是。今苟不以高华典贵为文章之正宗，即应多取质言。且贵族之政?学不下庶人，文言分离，无害于事也。今等差已泯，群政艾兴。既有文言通用于士流，复有俗语传行于市民，俗语著之纸墨，别为白话文体。于是一群之中，差异其词。言语文章之用，固所以宣情，今则反为隔陔情意之具。与其樊然淆乱，难知其辨，何若取而齐之，以归于—乎?第二，语文体貌虽异，而性情相关。一代文辞之风气，必随—代语言以为转变。今世有今世之语，自就有今世之文以应之，不审借用古者。与其于今世语言之外，别造今世之文辞，劳而无功，又为普及智慧之阻，何如即以今世语言为本，加以改良，而成文言合一之器乎?第三，《论语》所用虚字，全与《尚书》违。屈、景所用，若“羌”、“些”者，又为他国所无。彼所以勇于作古者，良由声气之谴，非已死虚字所能为。故不以时语为俚，不以方言为狭。惟其用当时之活虚字，乃能曲肖神情，此白话优于文言一巨点也。第四，《史记》、《汉书》以下，何以必杂当代白话，二陆书简，何以必用市语?岂非由白话近真，文言易于失旨乎。《史记》云，诸君必以为便使国家，《汉书》易为文言，朵气极矣。且宋人语录，全以白话为之。议者将曰，理学家不重文章也，从事文辞，劳费精神，有妨于研理也，玩物而丧志也。此皆浅言也，文不尽言，言不尽意。言语本为思想之利器，用之以宣达者。无如思想之体，原无涯略，言语之用，叶有困穷。自思想转为言语，经一度之翻译，思想之失者，不知其几何矣?文辞本以代言语，其用乃不能恰如言语之情;自言语专为文辞，经二度之翻译，思想之失者，更不知其几何矣?苟以存真为贵，即应以言代文。—转所失犹少，再转所失遂巨也。且唐宋诗人，多用市语，词典之体，几尽白话，故为其切合人情。以之形容，恰得其宜，以之达意，毕肖心情。今犹有鄙视白话者，岂非大惑乎?
今世流行之文派，得失可略得言。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微旨也，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也，纪事则故意颠倒天然之次叙以为波澜，匿其实相，造作虚辞，曰不如是不足以动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学家固有异夫理学也;疏证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章家固有异夫朴学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古文家固有异夫骈体也。举文学范围内事，皆不能为，而忝颜曰文学家。其所谓文学之价值，可想而知。故学人一经办香桐城，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则奇思不可为训，学问反足为累。不崇思力，而性灵终归泯灭。不尚学问，而智识日益空疏。托辞曰“庸言之谨”，实则戕贼性灵以为文章耳。桐城嫡派无论矣，若其别支，则恽子居异才，曾涤笙宏才，所成就者如此其微，固由于桎梏拘束，莫由自拔。钱玄同先生以为“谬种”，盖非过情之言也。世有为桐城辩者，谓桐城义法，去泰去甚。明季末流文弊，一括而去之。余则应之曰，桐城遵循矩擭，自非张狂纷乱者所可呵责。然吾不知桐城之矩蠖果何矩镬也。其为荡荡平平之矩蠖，后人当遵之弗畔。若其为桎梏心虚、戕贼性情之矩擭，岂不宜首先斩除乎?
中国本为单音之语文，故独有骈文之出产品。论其外观，修饬华丽，精美绝伦。用为流连光景、凭吊物情之具，未尝无独到之长包。然此种文章，实难能而非可贵，又不适用于社会。将来文学趋势大迁，只有退居于“历史上艺术”之地位，等于鼎彝，供人玩好而已。且骈文有—大病根存，即导人伪言是也。模棱之词，含糊之言，以骈文达之，恰充其量。告言之文，多用骈体，利其情之易于伸缩，进退皆可也。今新文学之伟大精神，即在篇篇有明确之思想，句句有明确之意蕴，字字有明确之概念。明确而非含糊，即与骈文根本上不能相容。尚旨而不缛辞，又与骈文性质上渺不相涉。况含糊、模棱，无信之词也。专用譬况，遁词之常也。骈文之于人也，教之矜伐，诲之严饰，启其意气，泯其懿德。学之而情为所移，便将与鸟兽、草木、虫鱼不群，而不与斯人之徒相与。欲其有济于民生，作辅于社会，诚万不可能之事。而况六朝文人，多是薄行，鲜有令终。诵其诗，读其文，与之俱化。上焉者，发为游仙之想;中焉者，流成颓唐之气;下焉者，浸变淫哇之风。今欲崇诚信而益民德，写人生以济群类，将何用此骈体为也。
龚定庵久与汪容甫、魏默深号称三家，今更磅溥海内。寻其独立不羁，自作古始，曷尝不堪服膺。生逢桐城、滑泽文学盛行之日，又当试帖四六混合体之骈文家角立之时，独能希抗诸子，高振风付，可以为难矣。然而佶屈聱牙，不堪入口，既乖“字妖”之条，又违“易造难识”之戒。故为惊众之言，实非高人之论，多施僻隐之字，又岂达者之为。用词含糊，等于骈体，庞然自大，类于古文。文章本以宣意，何必深其壁垒乎?张皋文等好作难解之文，固可与龚氏齐视。余尝读其赋《钞序》、《黄山赋》诸篇，几乎不能句读。穷日夜力以释之，及乎既解，则又卑之无甚高论，果何用此貌似深奥者为也?故龚氏之为当时文体则矣，惜其所变者未当。彼龚氏者，文学界中不中用之怪杰也。
自汪容甫、李申耆标举三国、晋宋之文，创作骈散交错之体，流风所及，于今为盛，章太炎先生其挺出者也。盖汉人制文，每牵于章句。梁后俪体，专务乎雕琢。唐宋不免于粗犷，清代尽附于科举(散文与八合，骈文与试帖诗赋合)。以三国、晋宋疏通致远之文当之，则皆婴风不及，苟非物换时移，以成今日之世代者，虽持而勿坠可也。无若时势之要求，风化之浸变，陈词故谊，将不适用于今日。魏晋持论，固多精审，然以视西土逻辑家言，尚嫌牵滞句文，差有浮辞。其达情之文，专尚“风容色泽，放旷精清”，衡以西上表象写实之文，更觉舍本务末，不切群情。故沦其精神，则“意度格力，固无取焉”。论其体式，则“简慢舒徐，斯为病矣”。况文学本逐风尚为转移，今不能以《世说新语》为今后之风俗史，即不能以三国、晋宋文体为今后之正家，理至显也。
西方学者有言：“科学盛而文学衰。”此所谓文学者，古典文学也。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其精力于科学，又焉能分神于古典?故科学盛丽文学衰者，势也。今后文学既非古典主义，则不但不与科学作反比例，且可与科学作同一方向之消长焉。写实，表象诸派，每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故其精神上之价值有迥非古典文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
平情论之，纵使今门中国犹在闭关之时，欧土文化犹未输入，民俗未丕变，政体术革新，而乡愿之桐城，淫哇之南社，死灰之闽派，横塞域中。独不当起而剪除，为末流文弊进一解乎?而况文体革迁，已十余年，辛壬之间，风气大变。此酝酿已久之文学革命主义，一经有人道破，当无有间言。此本时势迫而出之，非空前之发明，非惊天之创作。始为文学革命论者，苟不能制作模范，发为新文，仅至于持论而止，则其本身亦无何等重大价值。而吾辈之闻风斯起者?更无论焉。若于此犹存怀疑，非拘墟于情感，即阙乏于长识。此篇所言，全无妙义，又多盈辞，实已等于赘旒，今后但当从建设的方面有所抒写。至于破坏既往，已成定论，不待烦言矣。
(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