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建国前的流布和影响》
我们现在能读到的毛泽东诗词大约有80多首，最早可以上溯到1915年3月写的《挽易昌陶》一诗，还有稍后几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以及赠给杨开慧的词《虞美人》、《贺新郎》等。实际上，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激情澎湃，写下了大量的诗章、楹联等，只不过流传下来的很少罢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经常与同学相唱和，曾一次抄给同学周世钊几十首诗词，可惜由于人事沧桑，大都失散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二三首。(周彦瑜、吴美潮《肝胆相照，情意拳拳》，见《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3期)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现在虽也留存了一些，但散失的肯定相当多。当时他曾抄给陈毅一些诗作，但在三年极为艰苦的赣南游击战中，陈毅全部遗失了。长征时期，则是他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他这两个时期的诗词，现在能看到的有20多首。在30年代上半期的戎马生涯中和险恶的条件下，这些充满革命豪情和乐观精神的诗词，仅仅在红军队伍中流传，外人几乎不知。据冯雪峰在解放后所著的《回忆鲁迅》一书中谈到：1934年1月，冯雪峰在去瑞金前，在上海曾同鲁迅一起谈论过毛泽东诗词。鲁迅对冯说，他读过毛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词作，觉得毛的词作具有“山大王”的气概。写在1934年1月前，现在能看到的毛的诗词有十几首，鲁迅不可能全部读到，也不可能只读到一首《西江月·井冈山》，这一评价也许未必中肯，但却是世人仅知的鲁迅对毛泽东诗词的唯一评论了。实际上，这十几首诗词无不充满挑战精神，表示要与蒋介石分庭抗礼。鲁迅幽默地将毛泽东代表的红军比作“山大王”，说毛泽东的诗词有“山大王”的气概，也并非不可。直到1936年，在美国进步记者埃德伽·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中，收入了毛泽东的《长征》诗，毛泽东的诗词才得以公开与世人见面。在该书的第五章《长征》的收尾处，斯诺以这首《七律·长征》作结，并这样写到：“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一万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将他的70首诗词油印成册，题为《沙风诗词》，由于印数较少，后来都失传了，现在也未能看到有关的研究及评论文章。毛泽东诗词真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拉开研究序幕，是从1945年《沁园春·雪》在重庆流布而开始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到达重庆的第三天，毛泽东在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人。席间，柳亚子敬赠毛泽东一首七律《赠毛润之老友》：“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随后发表在1945年9月2日的《新华日报》上。从诗中看出，柳亚子对国共两党的谈判心存幻想，对蒋介石本性的看法更显天真，他认为毛泽东此次亲临重庆，和谈一定会成功。反映出柳亚子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认识上的模糊性。10月6日，毛泽东在往访柳亚子寓所时，明确地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并借柳“索句”的机会，毛亲笔抄赠了1936年2月在陕北清涧写的《泌园春·雪》于其纪念册上。(柳亚子《关于毛主席咏雪词的考证》，《文汇报》1951年1月31日)目的在于教育柳亚子等进步爱国人士，丢掉幻想，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国”是“分外妖娆”的，与面前的“旧同舟”是难以“双源合”的。蒋介石同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样，必将“俱往”，只有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大众才是“今朝”的真正“风流人物”，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这一天，柳亚子将《沁园春·雪》与自己的和词《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一并送到《新华日报》，要求同时发表。《新华日报》因未向延安请示，没有征得毛泽东的意见，不敢轻易刊出原作，只登出了柳亚子的和词，而《沁园春·雪》却在报社内部披露，并被有关人员传抄出去。柳词一发表，便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人人都想赏读“毛润之咏雪”原作。当时，重庆《新民报晚刊》的《西方夜谈》编辑吴祖光尤为热心，不惜跑了几处，从几个朋友那儿搜集、整理成了“传抄稿”。他深为这首“自铸伟词”、“大气磅礴”、“睥睨六合”、“气雄万古”的咏雪词所折服，便将这“可遇难求的最精彩的稿件”，以如获至宝的心情，立题为《毛词·沁园春》，于11月14日在该报副刊的显著位置上发表。吴祖光在后面还加了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之称，乃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吴祖光《话说<沁园春·雪>》，《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一辑)遂使这首词立即轰动山城。两周之后，重庆《大公报》因势而动，将《新华日报》和《新民报晚刊》分别刊登的柳亚子“和词”与“传抄稿”《毛词·沁园春》集中在一起，于11月28日再度以醒目的版面登出，使《沁园春·雪》第二次在重庆发表。当时，这首词由于是传抄凑成的，再加上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错字甚多，与解放后正式公布的《沁园春·雪》不尽相同。
《沁园春·雪》公布于世后，山城重庆为之轰动，全国各地争相传阅、唱和，都给以极高的评价。柳亚子在《沁园春·次韵和毛主席咏雪之作》中，是这样称颂的：“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郭沫若在《沁园春》(和毛主席韵)中，更是大加赞赏：“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他们在和词里，都把毛泽东的词看成是前无古人的佳作，置于苏轼、辛弃疾、纳兰性德之上，连刘邦的《大风歌》、荆轲的《易水歌》也甘拜下风，是“气度雍容格调高”、令“千古词人共折腰”的伟词。其时，陈毅远在山东，他在诵读了“毛唱柳和”的“两阕新词”后，顿觉“意飘”，一口气写下了三首“和词”，赞扬毛泽东“妙句拈来着眼高”，所倾泻的“革命狂飙”，显示出共产党人压倒一切的雄心大略，如同“回天身首”，真可谓“绝代风骚”。
《沁园春·雪》的发表，大长了广大民众的志气。尤其是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思想和气魄，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量。在短时间内，重庆几乎所有的报刊，都毫无例外地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的词作和有关评议、颂扬的文字。这使国民党当局面极为惊恐。他们纠集一批御用文人，大布围攻阵，以“唱和”为名，以“反帝王思想”为旗号，在《中央副刊》和《和平副刊》以大字头条的版位，肆意歪曲，攻击《咏雪词》。说从毛泽东的词看出共产党人妄图称霸、谋作“霸主”，人民军队并非“风流人物”，不过是“黄巢”式的“草莽”;解放区非但不妖娆，而且它的存在还使“神州离碎”，狂呼要“完璧归赵”，公然喝令共产党人必须赶紧“把霸图收拾”，“应在今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委员易君左，他一人在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抛出了诗文十多篇(首)，以“王婆骂街”的做法，想把《沁园春·雪》产生的社会影响扫荡下去。重庆《大公报》转载毛、柳的唱和诗不久，也发表了署名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以所谓“中间人”的“客观”立场，玩“小骂大帮忙”的伎俩，妄加歪曲咏雪词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诬蔑毛泽东想与秦皇汉武“比量”，有“帝王思想”，要“小百姓”起来造共产党的反。针对敌对势力的挑战，郭沫若发表了《摩登堂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一文，痛斥了这篇文章以及易君左等人的诬蔑攻击。稍后，《新华日报》还用转载锡金同志《咏雪词话》加“编者按”的形式，给予了还击。按语指出：锡金同志对《沁园春·雪》的解释、评述是“可以共喻”的;那些“好事之徒”不惜颠倒黑白地肆意诬蔑、丑诋，不过是全力摇撼参天大树的“蚍蜉”，实乃“可笑不自量”(见1946年5月23日《新华日报》)。在民主进步力量的反击下，国民党顽固势力精心策动的对《沁园春·雪》的“扫荡”战，终于全线崩溃，彻底破产。
从抗战胜利到建国前，这段时间仅是人们学习、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初始。由于战争环境的制约和其他方面的因素，毛泽东的诗词仅仅在内部传抄唱和，公开发表的极少。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只不过是随感式，印象式的，较为零散、琐碎。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加快，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认识与评价，也逐步提高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