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
▲一九七三年八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创作背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这些论述对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作了扼要的说明和批评。根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一些材料，兹对有关的具体史实略作交代，聊供参考：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
1973年3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谈到批判林彪的问题时，提出要批判孔子。
5月，江青去见毛泽东，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的大字本。毛泽东送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他还顺口念了四句：“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7月4日，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对他们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8月5日，毛泽东召见江青，令她记录了上面那首《七律》诗，并向她讲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据江青后来传达说，毛泽东还讲：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9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按：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其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1974年第一号文件，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给全党，供批判用。随即，“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而且是要借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的斗争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他们打着“批林批孔”和总结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幌子，批周公，批“宰相”，批所谓“现代大儒”，吹捧“女皇”，宣扬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实际上是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作为攻击的目标，并为江青等篡党夺权、上台执政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再次煽起了全国的动乱，使林彪事件以后经过全党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恢复、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觉察。经他批准，中共中央于1974年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又于7月1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毛泽东还对江青等进行了多次批评和警告。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并当众宣布：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同年10月至12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他又两次告诫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不要搞“四人帮”，江青有野心。他还重申应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从而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
【注释】
[小序]封建论，唐代柳宗元撰写的一篇著名的政论文。所论之“封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等，是不同的概念。它是指产生并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后期和整个奴隶社会的一种政治体制。其具体特征是古代帝王将爵位和土地赐给诸侯(在最早的时候以及后来的某些情况下，这往往是对已经实际拥有相当权力和土地的诸侯予以承认)，在封定的区域内建立邦国(进入奴隶社会后，这些诸侯邦国也和中央王朝一样，实行世袭制)。旧史相传，上古时黄帝建万国，为封建之始。至周朝，其制度定型完备。这种政治体制的致命伤在于各诸侯国往往刀兵相见，争夺并吞，由此产生的强国霸主，尾大不掉，中央王朝不但无法行使自己的政令，甚至自身的存在也难以维持，以致天下长期处于分裂和动乱的状态，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春秋、战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封建，改置郡县，郡县长官由朝廷任命，随时可以罢免。这就保证了王朝的中央集权。然而由于秦二世而亡，统治时间短暂，后代的政治家中颇有人认为封建制优于郡县制，且封建制为上古圣王所立，不应改变。柳宗元的这篇论文批驳了这种复古倒退的观点。它雄辩地指出，上古时代的人们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结合为“群”(即一定的社会部落)，“群”有君长刑政，以解决人际的争端。而人以“群”分后，“群”与“群”之间便有更大规模的争端，为了协调关系，遂产生了众群之长所共同听命的诸侯。以此类推，最后便产生了诸侯所共同拥戴的天子。由于商汤是靠着诸侯的拥护而灭夏的，周武王是靠着诸侯的拥护而灭商的，故而他们在建立新的王朝后，不能不实行封建。这样做并非他们心甘情愿，而是由历史条件限定的。秦始皇革封建而行郡县制，从政治体制上来说是社会的进步，是一种成功的管理国家的模式，足资后世统治者取法。至于其二世而亡，是由于极度地奴役民众并滥用威刑，纯属政治措施方面的失策，与体制无关。按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军阀藩镇割据，在他们所统辖的区域内自行任命地方官吏，截留赋税，不缴献给朝廷，甚至权力世袭，成为国中之国，其性质与为害略同于春秋时期的诸侯，对中央王朝构成了心腹之患。柳宗元的这篇论文，亦是对此有感而发。郭老，详见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篇诗题注文。
[劝君句]君，称郭沫若。秦始皇，详见前《沁园春·雪》篇“惜秦皇汉武”句注文。按郭沫若在其所撰《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把秦始皇当作“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使“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从而把社会往后扭转的人物加以否定。毛泽东的这句诗，是针对郭沫若的这个看法，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
[焚坑句]焚坑事件，指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进言反对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所实行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恢复商、周两朝的封建制，并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将他的建议交给大臣们讨论，丞相李斯对此议加以驳斥，提出应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借私学诽谤朝政;下令焚烧除秦史记以外的一切史书以及私人所藏的《诗》、《书》等儒家经典和百家学说书籍，仅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类技术书籍;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刑，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他的主张。又，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方士卢生先欺骗秦始皇说自己能为他求得仙药，因而受到了丰厚的赏赐，后来却又与儒者侯生背地攻击秦始皇，并逃亡。秦始皇大怒，派御史审问在都城咸阳的儒生，诸儒生互相告发，最后定案，违犯上年所颁禁令者凡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活埋)。事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待商量，还有待于商榷，意即对此事件不要忙于定论。按古今一般议论，都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看成是专制暴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持这样的观点。毛泽东则认为秦始皇的做法是为了镇压奴隶制复辟势力，巩固封建主义的中央政权，未可厚非。早在1933年7月，鲁迅先生就写过《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其中说道：“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思想的。”毛泽东的看法，与鲁迅较为相近。但他对秦始皇，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并未全盘肯定。“批林批孔”运动中，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芦荻曾向他请教应如何评价秦始皇，他指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无聊得很。陈涉、吴广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又，他还对护士孟锦云说：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祖龙句]祖龙，《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秋，秦王朝的使者夜经华阴(今属陕西)，有山鬼拦路说道：“今年祖龙死。”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录汉代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按事涉神怪，不可信。这句是说，秦始皇虽然已死，但他的业绩还存留在史册。这主要指他在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等方面的贡献。
[孔学句]孔学，指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孔子，详见前《水调歌头·游泳》篇“子在川上曰”句注文。孔子生活的时代为春秋末期，当时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正走向崩溃，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在历史舞台上崛起。在这场社会大变动中，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克己复礼”，维持摇摇欲坠的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秩序，使社会回到他心目中的理想时代——西周那样一个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全盛期去。这样的政治态度无疑是守旧、倒退的，其政治目标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他生前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到处碰壁，受到冷遇。但由于后来的封建社会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孔子学说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维护等级、宗法秩序的思想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又由于封建统治者在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同时还需要一种阶级矛盾的缓和剂，而孔子学说中“仁政”的思想可以行之有效地用来麻痹人民，使之俯首听命，因而在孔子死去三百多年后的汉武帝时代，其学说终于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此后的二千年中，因受历代封建帝王的尊崇，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孔学也成了封建思想文化的正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到“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才第一次遭到了全面而大规模的批判。秕糠，比喻琐碎无用的东西或应该抛弃的糟粕。秕，空瘪的谷粒。这句是说，孔学名声很大，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价值，应予唾弃。按，孔子和孔学固然有如上所述的种种可以否定之处，但作为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亦自有其值得肯定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思想体系，孔学中也不乏其正确、合理的内容。因此，笔者以为，公允的态度是像毛泽东1938年10月所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过的那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按，毛泽东对孔子和孔学的一贯态度是：基本否定，但并非全盘否定。“五四”运动时期，他反孔的态度较鲜明，在1919年7月21日所撰《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但在1943年，他又曾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之不良传统的观点而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54年9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谈话中说：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孔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1964年2月3日，他在春节座谈会上讲教育制度的改革时说：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作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不是书法，是历史。他学会了六艺。孔夫子经常被人骂，子路来了以后，才“恶言不闻于耳”。又说：孔夫子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同时，他又批评说：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在同年6月的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百代句]此句从《封建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云云化出，是说自秦始皇创立郡县制以取代封建制后，历代历世的封建统治者，绝大多数都遵用这种政治体制。百代，百世。
[十批句]十批，指郭沫若撰《十批判书》。全书由作者1943年至1945年初两年间撰写的十篇论文构成，这十篇论文的题目分别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作为《文化研究院丛书》之一，全书于1945年9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首次出版。毛泽东说它“不是好文章”，主要是针对书中否定秦始皇、赞美孔子(如说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云云)的议论而发的。实则此书中虽有一些观点还可以商榷，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亦复不少，未可全盘否定。
[熟读二句]子厚，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十四年(798年)复中博学宏词科，累官至监察御史里行。积极参加王叔文集团主持的政治革新，任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一带)司马。后迁柳州(今属广西)刺史，病死于任。著有《河东先生集》。他以散文名世，与韩愈并称“韩柳”，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也善于写诗。所撰哲学论文，倾向于唯物主义。有传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六八。文王，即周文王姬昌。他是商朝末年的诸侯，周部族的领袖，统治的区域约相当于今陕西一带。在位50年，能任用贤才，政治号称清明，国势强盛。死后，其子周武王姬发在他奠定的基础上联合并领导其他诸侯攻灭了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孔子对他十分推崇，认为他统治的时代是理想的太平盛世。这两句是要郭沫若多读一读《封建论》，不要从柳宗元那里倒退到周文王那里去。意思是说，孔子所歆羡的周文王的时代，不过是奴隶主阶级统治时期的盛世，社会早已发展、前进，连唐人柳宗元都认识到秦始皇创始的郡县制优于周代的封建制，难道我们的认识水平还要落后于柳宗元么?
【押韵格式】
本篇韵脚分别是“皇”、“量”、“糠”、“章”、“王”。
【异文】
本篇次句，别本作“焚坑事业待商量”。第三句，别本作“祖龙虽死魂犹在”。第五句，别本作“百代都行秦政制”。第八句，别本作“莫将子厚返文王”。
【鉴赏】
这是毛泽东生前以非正式出版物而公布的最后一首诗，也是一首争议最大，引起的混乱最严重的诗。
这首诗，具有政论的咏史性质，也可以说是一篇用诗写成的时事政论和“影射”史论。它就“封建制”和“郡县制”这两种政治体制的优劣、秦始皇和孔夫子这两个历史人物应如何评价等问题，与郭沫若进行商榷。由于它创作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江青反革命集团曾利用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阴谋诡计，煽起新的政治动乱，致使这首本来是同志之间讨论政治、历史问题的诗作，却因毛泽东的特殊地位而变成了“批林批孔”的“最高指示”，产生了非常不好的政治影响。当毛泽东觉察到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而加以阻止时，则是木已成舟、泼水难收了。而今时过境迁，当我们撇开那样一个政治动乱的背景，也不再把毛泽东当作“神”来看待，而只把这首诗看成是他本人对某些历史问题的个人见解，并从诗的角度来探讨创作上的得失，那么，平心而论，还是一首颇有独特见识、文笔亦称犀利的诗作。当然，如果从毛泽东全部诗词的思想艺术成就来分析，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诗在毛泽东诗词创作道路上的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首诗的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尊称郭沫若为“郭老”，又用了“呈”这样的敬辞，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是以势压人，而是用同志的口吻对郭沫若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商榷的意见。
诗的主旨是劝说郭沫若应正确地辩证地评价秦始皇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且不说他统一中国，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的历史功绩，就是他统治时期所发生的“焚书坑儒”一事，也还需要“商量”。“焚书坑儒”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是早有定论的，提起它，人们大都众口一辞地批判秦始皇的残酷无道。然而，也有少数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对此持不同看法，例如注释部分已提到的鲁迅在其《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中的观点。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鲁迅先生一边的。他要重新审理这桩公案，“要商量”三字真是石破天惊之语。那么，他是否就认为“焚书坑儒”值得赞扬呢?看来也不可能这样说。“要商量”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说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其实，全面地考察，毛泽东历来不赞成毁灭文化典籍，不赞成对政治思想上的反对派开杀戒，他并不欣赏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虐作法。他的意思不过是说，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等之后，需要有统一的思想以维护新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而当时的儒生以古非今，显然不利于巩固秦王朝的政权。因此，他的“焚书坑儒”，有适应国家统一之政治需要的那一面，未可简单地加以“骂杀”。诗人这里的议论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有意大唱历史反调，故读者尽可以未必就完全接受他的观点，但也应该看到诗人的探索精神和独立思考精神。
然而毛泽东之所以肯定秦始皇，并不在于他的“焚书坑儒”，甚至也不仅仅在于他的统一中国，使车同轨，书同文。诗人独具只眼，着重强调了秦始皇所开创的“郡县制”这一能够有效防止“封建制”造成国家分裂、战乱频仍之祸，保证中央集权、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所谓“祖龙魂死业犹在”的那个“业”，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治”的那个“秦政治”，即指“郡县制”而言。从这一点出发，诗人高度评价了唐人柳宗元《封建论》这一篇精辟分析“封建制”之大弊、“郡县制”之大利的政论文力作，而否定了企图使中国倒退到周文王时代之“封建制”的孔夫子，批评了郭沫若那尊孔反秦的《十批判书》。当然，实事求是地说，诗人对“孔学”的彻底否定，对郭沫若《十批判书》作出的“不是好文章”的总体评价，那是过于偏激，有欠公允。把几千年前的孔夫子和林彪联系起来，发动亿万工农兵群众来评法批儒，这本身就是很滑稽、很荒唐的运动;而“孔学名高实秕糠”，则成了“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武器，这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了迷狂，在文艺(诗词)创作中造成了谬误，在毛泽东一生光辉的诗词生涯中，也造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污点。
历来的诗论家，多对以议论入诗的作法颇有微辞。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需借助形象思维，与重在抽象思维的政论文有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往今来的诗论家们多反对以议论为诗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如果将这个问题绝对化，则也有违于艺术的辩证法。全面而正确的意见是，诗不忌于议论，惟忌议论陈腐、枯燥。宋代理学家邵雍、程颢、程颐等以讲学为诗，把诗写成押韵的语录，说教陈腐，语言枯燥，当然是失败的;然而谁能说像杜甫论诗绝句那样既有真知灼见，又有隽语警句的诗不是好诗呢?执此以论毛泽东的这首政论、史论诗，我们一方面应承认她在艺术的形象性上有所欠缺，另一方面则应看到，她见识新颖而深刻(虽亦有片面性)，议论明快而骏爽，不失发人深思之处。话题回到诗词创作上，从60年代起，毛泽东的诗情聚焦点已大大偏移。50年代，他执着于歌颂新中国的经济建设;60年代，他热衷于国内外的政治斗争;70年代，他偏执于党内外的两条路线斗争。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热情来运行，这就使毛泽东迟暮之年的诗词创作，同他晚年的政治主张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迷误境地。这实在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