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选录
十 五
在整个亚洲,现在好像只有日本突然醒悟了: 欧洲据以主宰世界的强有力手段,我们也完全可以采用,并且就用它战胜欧洲,否则,亚洲将倒在欧洲巨大的现代工业齿轮下任其宰割,永世也不得翻身。
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在日本人的脑海里,他们就一分钟也不耽搁了。在短短的几年中,这里的人们就把欧洲的长处尽可能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从枪支、大炮、阅兵式,机器、工厂、团体操,直到法规、法律、法院,等等、等等,全都像中了阿拉丁神灯的魔力那样,一股脑儿由西方世界给端到了东方世界。他们不愿意像个孩童似的从启蒙教育开始,经过小学、初中、高中,按部就班地慢慢培养,觉得那种爬行速度是无法忍受的。他们要摇身一变而成为新郎,省却漫长的幼年、少年、青年时代,让成家立业的大事短时间内就得以完成。
这并不是指他们轻视欧洲的新式教育,恰恰相反,日本的园丁非常懂得该如何将一棵老树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他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欧洲的教育制度,连同它那交错的根根杈杈、繁茂的枝枝叶叶一起挪到了日本列岛,甭说没碰坏一条根须、一片树叶,他们甚至让它第二天就结出了硕果。起初,日本人还聘用了一批欧洲教师,可时隔不久便将他们尽数辞退。日本人自己掌起了舵、摇开了桨,而且有本事让欧洲之风一丝不漏地吹上了日本之帆。
真令人不可思议,如此成功的学习和借鉴,人类历史上尚未有先例可循。因为,历史不是神话故事,不可能给十六岁的少年贴上大胡子便把他变成圣贤。假若谁搬来欧洲的办法谁就可以成为又一个欧洲的话,那么,像阿富汗这样的亚洲国家就用不着为它的发展而担心什么了。然而,日本人却做到了。他们是怎样转眼间将欧洲几乎所有的长处都据为己有,并且正确地加以应用的呢?这实在是个值得探究的谜。
深入了解后你不得不承认,刚开始时日本人并不觉得有这么做的必要,因为欧洲人的那些名堂从前在日本也不同程度地尝试过。但是,当他们看清楚欧洲已走在前头的时候,便不再有片刻的犹豫了。从那以后,所有的障碍全都是来自国门之外的,也就是说,日本在学人之长为我所用的全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没有一样是他们自身造成的,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什么内部反对派。
简而言之,世界上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意识,一种是主张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另一种是主张革故鼎新、动中求变的。我不想过多地区分二者的差别,虽然二者都是出于某种责任感,但前者无疑只会导致停滞和落后,而后者才能真正推动进步与发展。
日本人的意识自然属于后一种,他们几年来毫不迟疑地追求迅速前进,因此,在一场社会发展的竞赛中以最快的速度跑过了别人用了二三百年的路程,从而脱颖而出。相比之下,那些和我们一样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几千年来只知道站在跑道旁边,一边混日子一边无比自豪地说风凉话的人,简直太不幸了。我们的人会这样地讥笑跑道上的竞赛者——你们是轻薄张狂的,我们才是慎重严肃的,如果你们也学一学我们的慎重严肃,怎么会参加这种有失体面的竞赛呢?唉,好果子哪有这么容易摘到手哦!
无论我们的人如何随心所欲地对日本妄加指责,但我却亲眼看到,同样生活在亚洲的这个国家的民众,已经成功地将欧洲文明中所有的精华部分吸收过来了。促成这个结果的惟一原因是,那种革故鼎新、动中求变的意识成了他们全民族的共同意识。否则,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就可能会此起彼伏,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武器与血泪相伴,铠甲将压碎他们的身体。
这一民族意识的能动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汇入了现代化的洪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至于这日本速度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他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在日本,有一部分人居然认为他们是混合人种,而不是纯粹蒙古人种,他们甚至相信自己是欧洲雅利安人的混血后代。当然,蒙古人与印度人的混合脸型,在日本人中间是能见到的,肤色也各种各样。如果让我的画家朋友横山穿一套我们西孟加拉邦的服装,保准你看后也会对他是否的确是日本人产生怀疑。而像他这种长相的人,我在日本还见过不少。
谁的心受种族观念的影响深,谁的意识就可能陷在一成不变的陈旧模式里。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本来就是多种族共处和融合的产物。人类的进化有赖于种族的流动与交往,个中道理我想用不着多加解释。
如果我们欲看到血统的纯洁,那干脆去未开化的原始部落好了。那里的人与世隔绝,也害怕与外界接触,一直悄无声息地生活在狭小的圈子里。正因为如此,澳洲土著居民的原始性至今犹存,非洲中部一些国家的时代进程也长期止步不前,这样评说绝不为过。
希腊在地球上处于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三面分别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埃及相连,这使得它成为勤于思考的文明古国,因为希腊人不是纯种的。罗马人也同样,毫无疑问,印度人中也有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混血的后代。
看到日本人后我知道了,他们就总体而言还是单一的天然人种。世界上不少种族无缘无故地为自己血统的纯洁性而自豪,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这种偏执是没有丝毫可取之处的。有关批评日本人和印度人结合的报道,我在他们的报纸上读到过,对此,日本读者都不以为然。不仅人与人的结合,日本也不讳言在绘画艺术等方面深受印度影响并获益匪浅这一事实,他们还为此非常感激印度。对这段交往,我们印度人几乎完全忘记了,倒是日本人自己坦然承认。
有些人总是试图掩饰自己从他人那里得来的好处,日本人不这样。如果说他们曾经从印度学到过什么的话,那也早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一个注重实绩、注重行动的民族,是善于而且能够融会贯通、博采众长、丰富自身的。但对于那些心胸狭窄、心气浮躁的人说来,这件事就变得有些勉为其难了,因为仅仅好自为之地维持生存,就已是他们的巨大负担了,哪还有暇他顾?
除了人种的单纯,地域的狭小也是日本人颇感不利的事。于是,他们把自己那一小块地盘用来作为各民族互通有无的“人行道”,不断地引进、不断地制造、不断地输出,数量越来越大,已多得难以说清。这就如同中国和印度不愿自己辽阔的国土及其多样性被人分割一样,日本也不愿看到自己因地域狭小而受人束缚。
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现代的英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却能通过扩张掌握大片的土地和势力范围。现在,位于亚洲的日本也具备了这种条件,而且注重行动是它永远的思想准则,因此,有可能将诸如中国、朝鲜这样的邻国看在眼里,以期把人家有代表性的文明果实据为己有。它是能够一门心思地为之采取行动的。当它的大脑里一旦出现为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向欧洲看齐那种念头时,它的整个身体会立即随之而振作起来。
欧洲的文明实际上是求变意识造就的文明,而绝不是守旧意识演化的文明。这种文明会渐渐地促使人们为新的欲望、新的期待、新的努力方向而跃起身来,跳到暴力的风口浪尖,振动双翅向更广阔的天地扑去。在亚洲,惟有日本已有了这种自然的求变意识,为了免受地域的束缚和困难的制约,它会不假思索地步欧洲人的后尘。
日本从欧洲获得的那些东西,使它自己更富于创造力,随着生活水准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它又能把更多、更新、更尖端的产品生产出来。所有的新东西在日本面世时难道都没有遇到过任何阻力吗?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阻力在日渐减弱罢了。起初是协调与不协调并存,慢慢就变得特别协调了。现在,日本人已经习惯于这样: 假若昨天推出的产品今天显得过时了,就会毫不吝惜地将之扔掉再搞更新的;同样,假若自己没有的产品别人的市场上有了,就会毫不拖延地把它找回来研究。这种修正与调整,在日本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如果这种更改会导致破坏与死亡,那当然是可怕的,但如果更改所增强的生命力、创造力使之面临更为多姿多彩的局面,那么,它就是非常值得坚持的了。因为,这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旅日期间,还有个想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出现于我的脑际: 我总觉得日本人与我们的西孟加拉人有一个特别相似之处,那就是在我们印度这样一个大国,数西孟加拉人最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而且创造新鲜事物的欲望不亚于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直到现在还依然是这样。
究其原因,我认为其中一点与西孟加拉人的混血成分居多有很大关系。人种的混合在印度其他地区是否存在,这还有待考证。另外,孟加拉人居多的邦一直与其他的邦若即若离,西孟加拉甚至曾经成为过一个不存在邦德尔[1]的国家。由于长期受到佛教和外来因素的影响,不论西孟加拉邦人的生活方式是变得更封闭了,还是变得更开化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自由,与印度的其他民族相比,他们的行为显得无拘无束。因此,西孟加拉人接受欧式教育本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其他邦的人们说来并非如此,而对整个印度说来,学习欧洲文明成果则不可能像在日本那样没有阻力了。这样一来,我们难以得到或者罕有一见的东西,就要比从人家那里获取的东西多得多。与之不同的是,假如欧式教育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我们国家,那么,西孟加拉邦无疑会首先将之全部掌握。今天,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知识与教育对我们越来越具有综合价值,可是在高等学府狭窄的门口,每天都有许多孟加拉青年被阻挡在外,他们为此伤透了脑筋。实际上,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在西孟加拉邦比印度其他地区更为突出,惟一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受到了太大的制约。
凡是带有英国色彩的东西,凭着西孟加拉人那充满智慧的脑子,都是会去极力追随的,为了缩短与英国人的差距,他们已创造了一切主观条件,也就是说早已准备好超越那些产生于传统观念的障碍了。然而,障碍却来自英国方面。当他们一旦发现所遇阻力的根源何在时,内心深处顿时激起了强烈的自尊,对英国也因此而由爱转恨。直到今天,这种民族自尊心还在顽强地阻挠着孟加拉人对欧式教育及欧洲文明的接受。虽然我们正努力用一切虚拟的理由和错误的逻辑去否认那个消极影响、去做自我劝解,但这种努力毕竟是言不由衷和一厢情愿的,因而也是徒劳无功的。它如同疾病爆发一样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可也同时使我们变得警觉和理智起来。
西孟加拉人这种强烈的逆反心理,本是源于求变意识的。然而,逆反并不能导致创造和变化,只会使目光受限,力量受损。无论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可我们不能忘记,打开东西方交流大门的重任已历史地落在了西孟加拉人肩上。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西孟加拉邦出现了新一代社会改革家,其代表人物便是拉姆莫罕·罗伊。对于全面接受欧洲的文明成果,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畏惧和迟疑,因为他对东方文明的忠诚也同样是坚定不移的。他所注目的欧洲,不是承载武器与暴力的丑恶的欧洲,而是充满知识与生命的美丽的欧洲。
日本获得了欧洲有关宗教和军事的教育,又在获得有关科学与技术的教育。但是,从已经观察到的这些方面我感觉到,日本与欧洲的心不但不相通,而且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欧洲的重心在一堵无形的墙上,这堵墙就是精神,它不是为显示欧洲的技术水准,而在于显示欧洲的价值标准。这个方面,欧洲同日本有着质的差异。欧洲承认永恒的个人权利,并为继续扩大这一权利而努力。那是一种不在乎建立社会秩序的努力,一种宁可违犯世俗规范或民族利益以实现个人目标的努力,在这一点上,欧洲和印度倒是很投缘。日本则不然。日本是一座汇集各种文明的仓库兼寺庙,它那里面囤积得最多也最为注重的是技术手段,而国家利益则被当作最大的神灵供奉着。因此,现代德国那些作为新一代实力崇拜者的哲学家的“咒语”,日本人最容易接受,尼采的著作也因而成了他们最好的读本。所以,自己是否需要一种宗教,需要什么样的宗教,时至今日他们也未能作出决定。日本曾一度打算接受基督教,它相信被欧洲人奉行的这个宗教也许正是欧洲力量的来源,生产基督教徒可能与生产枪支大炮同等重要。然而日本人又发现,现代欧洲也有人崇尚实力,而且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基督教本来就是弱者的宗教,不可能造就强者,假若一个人很懦弱,那他最好就去传播这种讲究爱心、宽容和牺牲的宗教。世界上的失败者能从这个宗教中获得益处,而胜利者则只会从中遇到麻烦。这种看法很快就在日本人的心中找到了位置,并且生了根。所以,今天的日本重视国家实力而轻视个人能力。这种状况在别的国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日本却行得通,其原因是他们已认定个人智慧在日本还没有充分发展,也正由于知识的缺乏才造成了日本面临的差距,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注定能在来世获得解脱的,因而在现世就必须成为胜利者。
日本的统治者格外垂青并悉心爱护的宗教是神道教。因为神道教是基于唯物主义的,它注重物质而非精神,承认神才是宗教王国的祖先。因此,在大力加强国家实力方面,按神道教的观念是完全行得通的。
欧洲文明不像亚洲文明那样具有特殊的阶段性,它有自己不变的核心内容,即始终承认天国的存在,天国是欧洲文明的内宫。在天国,胜利者永远是谦恭和温和的,技能和实力退居次要地位,宗教教义才是至高无上的财富,只有在那个无极的所在,世界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欧洲文明这扇内宫的大门时常是关闭着的,宫中的灯也是熄灭着的。但是,宫殿的基础却无比坚固,外界射来的不论是枪弹还是炮弹,都无法摧毁它厚实的墙壁,直到世界末日,它还将牢牢地矗立着。在那里,在天国里,人类文明的一切难解之题都可以得到解答。
假若我们在其他方面无法与欧洲吻合,那么,在这一方面是能够吻合的。较之承认外在的人,我们更承认内在的人。如果说呱呱坠地是人的第二次诞生,那会使我们感到惋惜和痛苦。在天国这个人类文明的内宫中,我看到了我们与欧洲沟通的足迹,那里,人类的聚会才是最真实的。
西孟加拉人正呼吁打开这扇人类聚会之门,多少年了,这扇大门的标记一直显示在那里。
(黄 慎 译)
赏 析
《瀛洲纪行》是泰戈尔第四次(1929年)访问日本的游记。当泰戈尔乘着“多萨玛鲁”号船抵达日本时,立刻被日本高度的现代化程度所吸引。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就走上了“脱亚入欧”的西化道路。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倡导日本的文明进步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日本也因此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转向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泰戈尔在20世纪30年代所看到的日本已经是完全西化的日本,他看到的日本是钢铁铸就的国家,“钢铁似的房顶一个紧挨着一个,如同巨龙的鳞片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泰戈尔顿时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被灌进了一个现代化的模子里。除了城市建筑,日常生活的西化风格也比比皆是,例如日本男士的装扮已经远离传统,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和服,换上了西装。泰戈尔认为日本的觉醒在整个亚洲是领先的,日本成功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短短的几年中,这里的人们就把欧洲的长处尽可能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从枪支、大炮、阅兵式,机器、工厂、团体操,直到法规、法律、发源,等等、等等,全都像中了阿拉丁神灯的魔力那样,一股脑儿由西方世界给端到了东方世界”。可以说,日本已经成功地将欧洲文明中所有的精华部分吸收过来了,这与他们革故鼎新的求变意识分不开。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地域的狭小让他们感到不安。日本也曾一度闭关锁国。在19世纪中叶,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人用炮舰打开,除了坚船利炮,美国人还带来了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等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这使日本人大开眼界。从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脱亚入欧”之路。这使日本逐渐摆脱了列强欺辱,实现了富国强兵和国家独立。
泰戈尔赞赏日本的求变意识和注重行动的思想准则,这一点和西孟加拉人相似,他们都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西孟加拉著名改革家拉姆莫罕·罗伊像福泽谕吉一样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文明,但罗伊同时也强调了对东方传统文明的坚守,“他(罗伊)对东方文明的忠诚也同样是坚定不移的。他所注目的欧洲,不是承载武器与暴力的丑恶的欧洲,而是充满知识与生命的美丽的欧洲”。通过对日本和印度的比较,泰戈尔把笔力从文明的技术层面转向精神思想层面。
泰戈尔认为日本的现代文明虽然承袭了西方先进的科技,但是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西方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衡量标准——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强调并没有在日本得到体现。“日本是一座汇集各种文明的仓库兼寺庙,它那里囤积得最多也最为注重到的是技术手段,而国家利益则被当作最大到神灵供奉着。”泰戈尔认为日本和西方在核心精神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西方的基督教精神让人奉行爱的原则,技术技能是让位于精神的。他认为日本近代文明在核心精神上与基督教爱的精神没有神合之处,而印度则与欧洲有“沟通的足迹”,这种沟通的足迹便是泰戈尔思想中的大爱精神。泰戈尔相信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石,这也使他认为印度文化和西方的宗教有精神契合之处,相比之下,日本虽然高度西化,但是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别使得日本与西方貌合神离。
(李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