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选录
终 结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渴望对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了解,特别强烈地牵动着我的心。这其中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值得谈一谈。
在我的心目中所形成的俄国画卷,是以印度的贫困黑色底布为背景的。这种贫困有它的历史渊源,从它的历史源头可以得出一种结论。如果仔细想一下这个结论,就容易理解我对所要讨论的问题所持的态度。
在印度的穆斯林政权内部,盛行过一种思潮,那就是对王权荣耀的贪欲。那时经常为了王位进行争斗,其根源就在于这种贪欲。希腊的亚历山大,用他那支犹如彗星尾巴似的军队,横扫外国的天地,也不过是为了扩展他的势力。罗马人也这样干过。腓尼基人到各国的海岸做过生意,但是他们并没有掠夺过别国的领土。
后来,欧洲人的商船抵达东方大陆的一些口岸。从那时起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的一章: 刹帝利[2]时代已经过去,吠舍[3]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大批商人前往国外,在他们的商品市场后院开始建立自己的王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增加利润;他们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争得英雄的荣誉。在这项事业中,他们毫不动摇地采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因为他们希望自己在增加利润方面获得成功,而不希望争得什么荣誉。
在那个时候,印度以它的丰富资源而闻名于世——当时的一些外国史学家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甚至克莱武[4]自己也说过:“一想到印度的丰富资源,我就对自己在攫取方面所表现出的忍耐性感到吃惊!”这种巨大的财富,是从来不会自然产生的——这种财富是印度生产出来的。当时,从国外来到这里并且登上王权宝座的人们,开始享受着这些财富,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破坏,也就是说,他们是享受者,而不是商人。
后来,为了打通经商之路,外国商人在他们的贸易坐榻上又建立了国王的宝座。当时的时机是有利的。莫卧儿王朝正濒临崩溃,马拉塔人和锡克人正企图挣脱这个帝国的羁绊;通过英国人之手,这个帝国的统治彻底被摧毁了。
不能说,在昔日那些贪恋王权荣誉的国王统治下,这个国家就不存在压迫、专横和混乱,但是他们毕竟是这个国家的代表者。国家机体上所受到的损伤,也必然体现在他们的身上;尽管流了许多血,但是筋骨并没有受到损害。当时创造财富的各种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甚至所有这一切工作都受到总督和皇帝的鼓励。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什么原因能使外国商人云集到这里来呢?难道蝗虫会成群结队地集聚在沙漠之地吗?
后来,商人和国王在印度相遇了,并且开始毁坏这个国家财富之树的根基。这种历史一再地重复着,并且显得很不协调。但是在谈到过去的时候,企图让这一切都戴上遗忘的面罩是不行的。这个国家当前之所以面临严重的贫困,其根源就在这里。印度有过自己的繁荣昌盛,但是我们如果忘记这种繁荣昌盛是怎样被赶到海岛上去的,那么,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就被我们抹杀了。现代政治的驱动力量已经不再是追逐英雄壮举,而是追求财富——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忘记。在臣民和王国荣誉之间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可是臣民与贪恋财富的人没有什么关系。财富是残酷无情的,没有个性的。贪婪不仅把金蛋收进自己的篮子里,而且还要杀死生产金蛋的母鸡。商人王国的贪婪毁坏了印度生产财富的各种力量。剩下的只有农业了,否则原料供应也会中断的,并且还会完全毁坏外国商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今天,印度那棵摇摇欲倾的生活之树,正是依赖着这个脆弱的树干。
应当承认,手工业者过去依靠手工艺和各种其他方式从事手工劳动,也可以自食其力,可是他们本身无法与机器竞争。所以,为了臣民的生存,就必须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学会使用机器。出于生存的需要,目前各国都在这方面进行巨大的努力。在很短时间内,日本就掌握了生产财富的机器技术。否则它就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被机械化的欧洲所摧毁。在我们的命运中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机遇,因为贪婪是带有妒忌性的。在这种巨大贪婪的阴影下,我们的财产和生命都受到威胁,可是国王却安慰我们说:“为了保护所剩下的那么一点点生命财产,建立法律和秩序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于是我们自己就挨饿受冻;为了供应警察制服的开销,我们变卖了粮食、衣服、知识。这样做简直是对生命的极大蔑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贪婪。在各种知识和行业中都潜藏着力量的源泉和圣地,而我们直到现在都处在最底层,呆呆地仰望着并且听着从上面传来的安慰的话语:“即使你们的力量被摧毁,也并没有什么可怕。我们有力量,我们将保护你们。”
虽然人们可以从那些与贪婪有亲缘关系的人们那里获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这种人永远不会受到尊敬。人们既然不尊敬他们,当然就会竭力蔑视他们的要求;最后他们就会变得如此廉价,甚至由于极端的贫困竟然大肆颂扬起节约开支来了。谁知道维持我们生命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开支要减少多少呢!没有粮食,没有教育,没有医生,饮水只能从泥坑中汲取,可是倒不缺乏警察,还有领取高薪的官员——他们的薪俸如巨大的海流一样,仿佛是为了消除不列颠岛的寒冷才不停地流淌似的。他们的退休金,就是从我们那不多的待客费用中支付的。这种状况存在的惟一原因就在于,贪婪是愚昧无知的,贪婪是残酷无情的。印度就是印度之神所贪求的对象。
然而,我在艰难痛苦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样一点: 在英国人的品格中存在着某种高雅豁达的成分;就外国人的统治而论,其他欧洲人比起英国人来,就更加显得吝啬和残酷。我们在言论和行动上对英国人及其统治政策所表现出的那种反对态度,是不能用来对待其他民族统治者的。假如那样做的话,就说明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他们的镇压政策。在欧洲本土,甚至在美洲也不乏这方面的例子。即使在这公开宣布造反的时代,每当我们遭受官员欺压而惊恐地提出控告的时候,也还是可以证明,我们对英国民族暗自尊敬之心并没有死去,尽管它不断地遭到打击。因为我们所寄希望于本国国王或地主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在旅居英国期间,我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在印度审判工作中所发生的不光彩的事件,英国报纸几乎是不登载的。主要原因并不仅是企图避免欧洲或美洲的谴责。实际上,那些专横的英国统治者是很害怕本国人的良知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诉诸暴力——英国统治者是不会这样坦率地说出来的,因为他们是相当聪明的。有关印度的真实情况,英国人知道得很少。他们掩盖了自己可能遭到谴责的原因。那些长期客居印度的英国人的肝脏和心脏被污染了,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感到可庆幸的是,他们都是一些当权者。
当局在谈到对印度当前的革命进行镇压时说,他们的惩罚是最轻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能承认的,但是我们比较一下过去和现在的统治方法,我们又不能说他们这种讲法是言过其实。我们遭受过打击,而且我们遭受的无理打击够多啦;最使人感到耻辱的,就是那种秘密的打击,这种打击也是不少的。我还要指出这样一点: 在许多情况下,那些遭到打击的都是些伟大而体面的人物,而打击别人的人自己也丧失了威信。但是与其他国家的镇压政策相比,我们所受到的惩罚的确是最轻的,特别是他们和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此外,只靠武力把整个印度变成贾利扬瓦拉公园,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假如美国的全体黑人为摆脱美利坚合众国的束缚而进行傲慢的斗争,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流血事件呀!在现在的和平环境下,不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就可以估计到它的后果。除此之外,详细叙述意大利等国所发生的事件,就更显得多余了。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安慰。用棍棒打人,两天你就会感到厌倦,甚至还会逐渐感到羞愧。但是如果人们的内心受到打击,就会使一些人的精神受到伤害,而且这种精神创伤也不会在俱乐部打桥牌的时候就自然消逝。这种打击使整个民族的内心受到了损伤,而且世世代代都不会被忘记。愤怒的打击停止了,贪婪的打击也不会终止。
在《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上,一个名叫马基的作者写道: 印度贫困的Root Cause,即根本原因,是由于紊乱的婚配而造成的人口过多。这句话的含义是这样的: 如果人口少些,他们就不需要消耗这样多的粮食,就能��口度日了;那么,来自外部的剥削也就不是不可以忍受的了。有人告诉我: 从1871年至1921年英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六,而在这五十年间,印度人口增长的幅度只有百分之三十三。那么,同一种进程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由此可见,根本原因不是人口的增长,而是缺少粮食。可是缺少粮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如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命运休戚与共,那么,至少在粮食供给方面就不会出现抱怨情绪,换句话说,在丰收的年月和在闹饥荒的季节,两者的份额大体应当相等。然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既然在地理和利益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那么,在科学教育、卫生保健、物质财富和人的尊严方面,被统治者就永远是贫困的,而且黑夜里警察手中那种牛眼睛似的手灯也是不会熄灭的。只要认真统计一下,就会清楚地看到,一百六十年来,印度的全面贫穷是与不列颠的全面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要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就应当把生产黄麻的孟加拉农民的生活与那些住在遥远的敦提[5]分享利润的人们的生活放在一起,加以对比。贪欲把两者连在一起,而享受又把他们分开了。这种分化一百五十多年来有增无减。
自从可以用机器大量获取经济收益以来,中世纪那种对英雄的崇拜变成了对商人的崇拜。这种残酷无情的贸易时代是和环球航行同时开始的。贸易时代最初的行动就是掠夺。那时候大地因为野蛮掠夺奴隶和财富而恸哭。这种残暴的生意在国外特别盛行。那时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不仅搜刮那里的黄金,而且还将那里的整个文明涂上了一层血色。这种带血的暴风雨突然从西方窜到了印度的土地上。这一段历史不必再去重叙了。财富的泉流开始从东方涌向西方了。
从那以后,俱毗罗[6]的宝座就在全世界普遍地建立起来。科学已向全世界宣布: 机器的法规已成为宇宙的法规,在物质成就之外不存在任何永恒的真理。狂热的竞争到处出现了,掠夺受到了名门世家的仰慕。在贪欲的驱使下,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方法,以各种虚伪的借口,在工厂、矿山和大种植园又重新开始了奴役性的劳动。欺诈和暴行猖獗起来。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有关这方面情况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详细描写。在西方世界把人分为积聚财富的和生产财富的,在他们之间不断地进行旷日持久的搏斗。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社会性,而贪欲就是它的最大毁灭者。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贪欲搅得人类社会忐忑不安,人们的亲缘纽带变得松弛,甚至被扯断。
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个民族中间,这种无情追逐财富所造成的阶级分化不管给人们带来多少不幸,但是机遇对大家都是均等的。在力量方面可能存在差别,但是在权利方面却并不存在什么差别。在财富的磨盘上,今天在下扇磨盘上的东西,明天就可能被移到上扇磨盘上来。不仅这样,而且财主们所积聚的财富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点一点地向全国分散。个人的财产不可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对全民族的财产承担义务。人民教育、人民保健、人民娱乐等各种公共福利事业,都是耗资巨大的事业。财主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国家这些纷繁的要求。
可是,在使外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得以大发其财的印度财富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到了印度的身上。由于极端贫困,种植黄麻的农民的教育事业和保健事业,就像干旱季节的沟渠、池塘一样,被弃置不用了。涌向外国的利润,根本不会再倒流回来。失掉的一切是不会再来了。为了大量增加黄麻生产的利润,乡村的池塘被毁坏;为了解决这种无法忍受的缺水困难,外国商人连一分钱也不肯掏腰包。如果要建设供水设施,那就要以种种课税的形式榨取穷苦人们的血汗。要发展人民群众的教育事业,可是国库里又没有资金,为什么没有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大量的资金从印度流走了——这是一笔贪欲之财,印度的资金百分之百地装进了别人的腰包,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水库里的水蒸发升腾,形成雨云,可是雨水却降落在外国的土地上。这个不幸的、愚昧的、孱弱而濒临死亡的印度,却长期地默默地向那个国家的医院和学校提供粮食。
我国人民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这种极端可悲的景象,我已经亲眼观察很久了。贫困不仅使人们陷入绝境,而且促使他们蔑视自己。所以约翰·西蒙先生说:“在我们看来,印度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弊病的根源,就在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弊病只有通过印度人民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根治。”
这番话带有轻蔑的味道。他判断印度的需要所依据的标准,并不是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因为创造了大量财富,便享有不受限制的教育机会和自由。正因为存在这些方便条件,他们的生活理想才能在教育、工作、享乐等各个方面得到充分的满足,而对于衣着褴褛、骨瘦如柴、疲惫不堪而又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印度人民来说,是否也应当实现这种理想呢?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只靠限制人口增长和压缩开支才能勉强度日,而今天他们自己所享受的那种生活标准,只能靠降低我们的生活开支,才有可能长期保持下去,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因此,医治弊病的责任就完全落在了我们的肩上,而那些难以承担医治任务的人们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我既不怨天也不怪人,为了振兴死气沉沉的农村,一个时期我曾经真心实意地贡献出我那一点微薄的力量。在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蔑视政府的援助,正相反,我甚至还寄托过希望。但是我没有得到什么资助,其原因就是缺乏同情,也不可能有什么同情——我们的无权地位,我们的悲惨境遇,都使我们的要求显得软弱无力。最后,我认定,在我国要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无法与政府精诚合作。因此,只剩下的那么一点勉强可以度日的资金,最后都供给警察做制服的开销了。
国王的贪婪和由此而产生的难以忍受的冷漠,使我内心里的绝望阴影更加浓重了。正是在这种时候,我到了俄国。我曾经多次见过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大肆炫耀自己的富有,但是它们那种富有之山如此之高大,即使我们贫困国家的景仰之心也无法达到它那巍峨的峰峦。在俄国根本见不到这种炫耀享乐的景象。或许正由于这个缘故,才容易窥见它内部的一斑。
在这里,我看到了为全面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而印度人民完全失去了这种需求的权利。不用说,我是用我那长期以来如饥似渴的眼睛来看待这一切的。我无法确切地推断,这种景象会使西方大陆任何一个有权享乐的国民怎样激动不已。我不想论证,过去印度究竟有多少财富运往大不列颠,而今天又有多少财富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向那里流淌。但是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而且许多英国作家也承认,我们国家那贫血的躯体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欢乐,我们的身心正在逐渐死去。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与印度人在道德方面的过失相联系的,换一句话说,任何政府都是无力医治它的——对于这一类诬蔑,我们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外国统治者与印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可是他们对印度却毫无怜悯之心。这样的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只热衷于以强大的兵力维护法律和秩序。可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事业却寄托着很大的希望。然而,当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需要竭尽全力振兴我们国家的时候,这个政府根本就不愿意投入相应的力量。也就是说,外国统治者在这方面对自己的国家可以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同情心,可是他们对于我国却冷若冰霜,而我们的生命财产又都操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的手里缺少能使我们免于毁灭的手段和物质条件。
即使真是由于我们对社会组织的愚昧无知才使我们陷入凋敝的境地,那么,这种愚昧无知也还是可以通过教育和鼓励来加以根除的。但这种教育和鼓励却要依靠外国政府的资金和国王的意志。进行全国性的扫除文盲工作,只靠委员会的咨询是不行的——政府应当正视这个问题,就像英国政府正视不列颠岛上的问题那样。我们要问西蒙委员会: 既然在愚昧无知的印度机体上已经刺入了一杆致命的巨形标枪,并且至今这个机体都在滴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经过了一百六十年的统治之后的今天,为什么丝毫也没有减轻它的痛苦呢?委员会企图用数论派的材料向人们说明什么呢?同大不列颠国王用以供给警察棍棒的花销相比,普及全国教育所需要的经费又能多支出多少呢?警棍对于维护阔绰的外国统治者来说是很需要的。可是教育经费的拨款对于那些遭到警棍袭击的人们来说,即使再拖延许多个世纪,大概也是无所谓的。
我一踏上俄国的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里的工人和农民。八年前他们同我们印度人民一样,可怜无援,缺吃少穿,没有文化,备受欺凌。他们在许多方面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比我们少,可是在短短的几年内,他们就在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样的成绩,即使我国的上层阶级,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也是达不到的。我们那微弱的希冀,不敢贸然在幻想的画布上描绘我国那种不景气的教育图画,可是我在这里却看到了它那直观的景象。
我一再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如此巨大的奇迹呢?我在内心里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这里没有设置贪欲的障碍。通过教育,每个公民都可以成为具有相应能力的人,对于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对于全面发展那些居住在遥远的亚洲地区的土库曼人的教育,他们心里是一点儿也不害怕的,恰恰相反,他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土库曼斯坦愚昧的陈规陋习中,可以找到那里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这一点已经在报告中指出来了。
我曾经听别人讲过印度支那教育的发展情况。一位法国学者曾经说过,英国国王在发展印度当地人民的教育事业中犯了一个错误,法国可不要也犯这样的错误。应当承认,在英国人的性格中存在某种高尚的品德,因此,在对外国的统治政策上他们偶尔会犯一些错误,在坚实统治的织布机上有时弄乱一些线头,否则的话,还要再推迟一个半世纪,我们才能张开嘴巴讲话。
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 由于缺乏教育,软弱无力的状态就无法改变,所以,愚昧无知的威力并不亚于警棍。看来,寇松[7]勋爵对此似乎也有了一些觉察。在发展教育方面,那位法国学者并没有用判断国内需要所依据的标准来衡量被统治国家的需要。惟一的原因就是贪欲。对于作为贪欲的工具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人性确确实实由于自己的贪婪而变得模糊不清了。自然,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是被遏制的。一百五十年来,印度一直受到那些统治印度的人们的遏制。因此,上层人士对于我们印度人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所持的那种冷漠态度并没有消逝。我们吃什么食品,我们用什么样的水来解除我们的干渴,我们的思想处在怎样深重的愚昧之中——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把这一切放在眼里。因为我们对于保证他们的需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倒是无关紧要的。此外,我们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以,我们的需要不可能受到重视。
印度存在的那种困难的问题,长期来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一直在折磨着我们。这种问题在西方的任何地方都是见不到的。这种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印度的全部权利被分成了两部分,而这种毁灭性的划分的根源就是贪欲。因此,当我来到俄国,看到人们鄙视那种贪欲的时候,我心里就感到十分高兴。大概,任何人都不会像我那样兴奋的。可是,我却无法从我的心里驱逐这样一种思绪: 那就是,今天不仅在印度,而且在全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巨大的而危险的罗网,这种罗网是受到贪欲鼓励的;有多少恐怖、多少疑虑与那种贪欲纠缠在一起呀!有多少武器装备、多少虚伪而残暴的政策隐藏在那种贪欲的背后啊!
还有一个争论的题目,那就是专政,也就是在国家事务中实行独裁。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喜欢独断专行。我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从来都不使用伤害性的和惩罚性的威胁方法,或者使用恫吓的言行、表情,来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专政蕴含着巨大的危险性,它的作用不可能协调和持久。由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意愿不完全一致,所以经常会发生麻烦。除此之外,强迫的习惯也在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和个性——结果,表面上可能会收到一点效果,其实是在毁坏内部的根基。
人民的命运如果不是由他们的统一意志来塑造和滋养的话,那么,它只不过是个笼子。在那里即使可以得到足够的食物和饮水,也不能把它称为巢穴;鸟类长期栖息在那里,也会瘫痪的。这种专制对人性的伤害,要比圣典、导师和国家领导者更厉害。
我们社会中的这种弊病,已经存在许多世纪了,它的恶果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当圣雄甘地宣传外国服装不洁净的时候,我是持反对态度的。我说,它可能在经济上造成损失,但它决不会是不洁净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在圣典熏陶下所形成的那种盲目的思想彻底忘掉,不然,我们就将一事无成。这种对人性的长期污辱还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专制的国家就处在这样的魔法之中——一个魔术师走了,另一个魔术师还会制造另一个咒语。
我承认专政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并且我还相信,这种灾难今天在俄国仍然在制造许多暴行。专政的一个消极方面,就是强制;那是一种罪过。但是我看到了专政的积极方面,那就是教育,它完全与强制相反。
如果在为国家造福的事业中人民的思想能够一致,那么,这种思想的作用就会持久和充满生气;而那些迷恋独裁的人们却企图用愚昧来麻痹其他一切异己的思想,并且以此来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惟一手段。在沙皇统治下,人民由于缺乏教育而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此外,普遍的宗教迷信如蟒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人民群众的思想。皇帝就很容易利用这种宗教迷信来为自己效劳。那时候,基督教徒与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之间,很容易以宗教的名义挑起各种可怕的暴力冲突。那时候,由于愚昧无知和宗教迷信而丧失了自信心的、松散的、四分五裂的国家,就很容易屈服于外力之下。对于长期的独裁统治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有利的形势了。
正如从前的俄国一样,这种形势在我国已经存在很久了。今天我们国家都在听从圣雄甘地的领导;明天当他不在的时候,那些觊觎领导权的人们就会突然冒出来,宛如那些新的下凡者和师尊出现在我国狂热的宗教信徒面前一样。在中国,今天有几个野心勃勃的强者,为了争夺领导权正在不断地进行破坏性的战争。因为人民群众缺少那种足以使他们自己同心同德决定国家命运的教育,所以今天整个国家都受到了伤害。我不认为,在我们国家就不会发生这种争夺权位的可怕的搏斗。到那时候,人民群众如同蒿草一样,将会遭到践踏蹂躏,因为人民群众是蒿草,他们并不是无花果树。
在俄国现在仍然可以看到领袖的强大威权。但是这种威权并不为自己寻求万古长存的道路——而昔日沙皇的统治曾经寻求过这种道路。他们用愚昧无知和宗教迷信来束缚人民群众的思想,以哥萨克人的皮鞭来扼杀他们的勇敢精神。我不认为,在当前的制度下俄国的行政惩罚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教育发展的威力却是不同寻常的。原因就在于,那里没有个人或集团的争权夺利现象。在那里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按照一种特殊的经济学说,并且不分民族、种族和阶级,来培养、教育全体人民。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当承认那位法国学者的观点: 发展教育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今天没有时间来讨论那种经济学说是否值得全盘接受,因为这种学说直到现在还只是在书斋漫步,还没有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大胆地迈开大步行走。从一开始,巨大的贪欲就妨碍了这种学说,而他们却无情地驱逐了那种贪欲。今天,谁也不能肯定地说,这种学说经过试验最后将会达到什么地步。但是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俄国人民群众从那以后就可以自由地、充分地享受着受教育的权利,这就将使得他们的人性得到不断发展并且会赢得荣誉。
现在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俄国残酷统治的议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残酷统治的激流一直在那里流淌,因此它不可能突然消逝。可是苏联政府通过绘画、电影、历史说明,不断地谴责过去时代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如果这个政府自己也采用这种残酷的做法,那么,他们如此强烈地谴责残酷的行径,无论如何也应当说是一种令人惊讶的错误。如果采用电影等手段到处去谴责西拉吉-乌德-道拉所制造的黑洞悲剧[8],与此同时,又干出贾利扬瓦拉公园这样的事件,那么,可以公正地说,这种做法是一种极端愚蠢的举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矛头反倒转向持矛的人了。
显而易见,苏维埃俄国竭力想把人民群众的判断力灌铸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模子里,坚持自由讨论的人们的嘴巴被堵塞住了。我相信这种责备是有道理的。在当时欧洲战争期间,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用禁锢、绞杀压制人们言论和压垮那些有理智的反对政府政策的人们的做法。
凡是急于获得成功的欲望十分强烈的地方,那里的国家领导人就不愿意尊重人民自由思想的权利。他们说:“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现在让我们来完成主要的工作。”俄国所面临的形势像战时的形势。国内国外都有敌人。敌人为了破坏那里的一切试验,不断在周围制造阴谋暴乱。所以,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需要尽快奠定基础,因此,他们才毫不动摇地诉诸暴力。但是不论需要多么紧迫,暴力这种东西总是带有片面性的。它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建设事业有两个方面;应当把积极因素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是打击它们,而是要遵循创造规律。
俄国所从事的事业,是开辟划时代的道路,是从原来的土地上清除陈旧的信仰和制度的根基,是批判长期以来习惯了的奢侈享乐。一个人如果跌入由这种破坏性的热情所造成的旋涡,他就会由于陶醉而变得狂热起来,他的狂妄自负的情绪也会滋长;他就会忘记人性需要培养和扶植;他就会想,只要把人性从她原来的驻地劫持出来,就可以像罗波那劫持悉多那样,轻易地得到她,管她以后是否会在楞伽燃起一场大火呢!那些不耐烦地等待人性在它有利的时机能被驯服的人们是相信迫害的;最后,指望那些用棍棒在一夜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们无法长期承受沉重的压力。
凡是只准备了理论而没有培养出人才的地方,我是不相信那里的专横的独裁者的。因为,完全相信自己的理论是不明智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逐渐认识它。真是难以理解,那些在宗教问题上不相信圣典权威的人民领袖,看来却坚信经济学说的权威。不管怎么说,他们企图用掐脖子和揪膀子的办法强迫人们去适应这种学说,即使采取强制手段能够做到,也不能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实际上,也并没有得到证明,采用暴力才是正确的。
当欧洲笃信基督教的狂风吹得正猛烈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信徒们把人的腿骨折断,把他捆在柱子上,用火烧死或用石头砸死,企图以此来证明这种宗教的真实性。今天,布尔什维克的朋友和敌人,都在竭尽全力论证其学说的优劣。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压制人的思想自由。今天西方大陆的人性遭受两个方面的蹂躏。现在我想起了我们那首《矮人之歌》:
残酷鲁莽的人啊,
你莫非想用火去炙烤那绽蕾的心花?
你催花绽蕾,正急待它溢出芬芳。
你没看见我那位至高的师尊,
正在从容不迫地待蕾开放。
你的贪欲巨大,所以才相信惩罚——
这可是无望的啊!
默东[9]说过:“不要折磨人啦,
请倾听我师尊的心声吧!”
忘我的大自然溪流正在聆听着他的声音,
噢,鲁莽的人啊!
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人民教育,我想说的都说过了。此外,那里的政治并没有被牟取暴利的贪欲所污染,所以,俄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不分民族和种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机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已经讲过了。正因为我是不列颠印度的臣民,所以这两件事使我特别感到兴奋。
现在,我觉得应当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许多人问我,对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的看法如何。在我们这个长期被圣典统治和由祭司操纵的国家里,我担心人们会把从外国进口的语句当作《吠陀》经典来供奉。为了避免祭司咒语的迷惑,我们应当说,只有通过实验才可以证实一种理论,现在实验还没有结束。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和人有关,那么,人性就应当成为它的主要组成部分。要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与人性相谐调,还需要时间。在完全接受这种理论之前还需要等待。然而,对此还是可以进行讨论的,当然不仅仅是靠逻辑或统计数字,还要经常把人性摆在首位。
人具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人又是与集体相联系的。舍弃人的一个方面,剩下的那一方面也就成为不现实的了。一个人怀有某种嗜好,他就会偏向一个方面,并会由于失重而面临种种危险。这时候顾问就会来解除这种危险,说:“把另一个方面抛弃吧!”当自由主义发展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而使社会出现种种污染的时候,传教士就会说:“从利欲中把自己解脱出来吧!那样做一切都会顺利的。”这固然可以减少污染现象,但是决不会彻底终止这种现象。脱缰之马有可能把车拖到沟里,但是如果将马击毙,以期不至使车跌入沟里——这样思考问题也是不妥的,还是应当设法解决缰绳的问题。
人们由于彼此体内的气质不同而一直在搏斗,但是企图用一根绳子把所有人的手脚都捆绑在一起,在全世界制造出一个巨大的躯体——这种由自负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建议,只会受到沙皇的夸奖。企图从根本上完全超越天神的法规,与其说表明某种程度的勇气,倒不如说表明更大程度的愚笨。
从前的印度社会是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在这种和睦的农村社会中,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是协调的。舆论的影响如此的强烈,致使有钱人感到,把自己的财富完全用在自己的享受方面是耻辱的。社会接受他的帮助,他就会感到光荣。也就是说,这中间没有英语称之为charity[10]的那种东西。哪里有穷人,那里才有富人的地位;一个富人要想在社会中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荣誉,他就必须采用各种间接的方法,向社会慷慨馈赠。农村中的净水、医药、寺庙、教育、演出、歌咏、说书、修筑道路和渡口等一切开支,都来自属于个人收入的社会渠道,而不是来自国库。在这里,个人意志和社会愿望这两者结合起来了。因为这种社会交换关系不是由国家机关组织的,相反,它是出于人们的自愿,所以,在这种相互交换中,宗教信仰是经常起作用的。换句话说,仅仅依靠法制甚至得不到表面的成功,而要想获得成功就需要依靠内在的个人品德的发展。这种个人品德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永远充满生机的幸福源泉。
以投资谋取利润作为自己的主要职业的商人阶层,他们的地位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低贱的,因为那时财富并不受到特别尊敬,所以在富有和贫穷之间已不再存在巨大鸿沟。财富不能靠自己的巨资积累,而是要靠履行自己的重大职责来争得社会荣誉,否则就会感到羞愧。换一句话说,受尊敬的是情操,而不是财富。尊敬别人,决不会有损自己的自尊心。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景象: 人们以种种方式,来表达对那种不尽任何社会义务的财富的蔑视。因为财富现在已不再给人带来尊敬,而往往给人带来耻辱。
欧洲文明从一开始就在城市中寻求联合的道路。住在城市里,人们感到很方便,而相互联系就受到限制。城市很大,人们分散在那里,个人自由是有限的,竞争十分剧烈,繁荣增大了那里贫富之间的差别,而依靠施舍所达到的那么一点点联合,既没有给人们带来尊敬,也没有给人们带来慰藉。在那里,财富的占有者和财富的创造者之间存在着经济联系,可是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却被歪曲并被割断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机器时代到来了,利润也在无限制地增加。当这种牟取暴利的瘟疫在全世界到处蔓延的时候,那些居住在远方的异邦人和穷苦人,就再也没有办法了——中国被迫吸起了鸦片;印度被迫践踏自己;非洲长期遭受压迫,人民的苦难在继续增加。这些都是欧洲以外的情况。而今天在西方大陆内部,贫富之间的分化也是十分激烈的。因为追求奢侈的生活和各种华贵的服饰,所以贫富之间的差别就非常显眼。从前,至少在我国,财富的鼓声主要是在社会慈善事业和其他福利事业中鸣响,而现在却在个人享受殿堂中回荡。这种状况只会令人惊讶,不会使人高兴;只会激起人们的憎恶,不会引起人们的赞扬。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在当时的社会中,财富的利用不仅仅依靠赐予者的意志,而且社会的愿望对此也有巨大的影响。所以,赐予者就不得不顺从地进行施舍,而且“虔诚的施舍”这句格言是很合适的。
概括地说,在当今的时代,个人财富的积累使财主们拥有巨大的力量,但是他们决不会得到全体人民的尊敬,也不会感到幸福。一方面是贪得无厌,另一方面是深恶痛绝,中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与社会中的合作相比,竞争空前的激烈。在国内,这是一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竞争;在国外,那是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的竞争。因此,到处都在磨刀霍霍,任何人用任何手段都无法减弱这种仇视。而且为满足那些居住在远方的享乐魔鬼的饥渴而从事劳作的异邦人,由于贫血而世世代代消瘦下去。在这种极度瘦弱的状态中,认为世界的动乱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凡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人,就会被自己的愚昧固执所蒙蔽。那些不断遭受苦难和不幸的人们,就是痛苦之神派出的使者的主要助手。在他们的饥饿之中蕴含着毁灭之火。
在当今这种毫无人性的文明环境中,诞生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这就好比大气层中的某一部分出现的风暴,它袒露着闪电般的牙齿,宛如破坏之神一样,向前滚动着。人类社会中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才爆发了那场不寻常的革命。由于个人漠视集体的情绪在不断增长,所以才提出了集体牺牲个人的主张。因为海岸上的火山爆发,所以只好宣布大海为自己惟一的朋友。只有了解了广袤无垠的大海的习性,才会赶快登上海岸。人是永远不会忍受那种失掉个性的集体的。从社会方面来说,必须攻克并且占据那些贪欲的堡垒,但是如果把个人统统赶入鬼门关,那么,由谁来保护社会呢?在当今这个病患的时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种治疗是不可能持久的。实际上,病人的康复之日,就是医生治疗的终止之时。
我希望,在我国广大农村的财富生产和管理中能普遍采用合作的原则。因为在这种原则中蕴含着协作精神,这种原则并不蔑视协作者的意愿和思想,因而它是承认人性的。如果以暴力来反对人性,那么这种暴力就是毫无用途的。
与此相关,还应当特别强调一点。我希望我国的农村振兴起来,但是我从来不希望乡村陋俗死灰复燃。所谓乡村陋俗,就是与乡村之外的事物毫无联系的种种迷信、教化、巫术、信条和劳役等等。它们不仅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而且是与现代精神相对立的。现代教育和知识的作用是世界性的,尽管人心对它们的感受还不够全面深刻。应当向农村注入一种活力,这种活力并不是微不足道和狭小的,它既不会压抑人性,也不会使人性陷入黑暗之中。
在英国,有一次我住在农村的一户农民家里,我发现这家的姑娘们都迫切地希望到伦敦去。和城市的种种豪华相比,农村的食宿条件就显得可怜。很自然,农村的人心总是向往城市的。就是那些位于国家中心地区的村庄,也仿佛变成了流放之地。在俄国,我看到他们企图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这种计划如果真能够顺利实现,那么,就可以根除城市中那种知识过剩的反常现象。国家的活力和智力就会向全国各地传播,发挥它们的应有作用。
我希望,我国的农村能够享受完全的人性尊严和福利,而不是去乞讨城市的残羹剩饭。我相信,只有采用合作的方法,农村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解放出来。但是很可惜,直到今天在孟加拉合作的方法还只是少量的贷款。虽然发放贷款稍微改变了一点乡村陋俗,但是它们并没有联合一致地参与生产和消费。
主要原因就在于,维护合作部门官场秩序的政府,是一部既瞎又聋的机器,而且态度十分冷漠。此外,还应当惭愧地承认,就性格而论,我们缺乏那种善于合作的品质,而那些软弱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信赖也是不够坚定的。不尊敬自己的人,也不会尊敬别人。长期被奴役的人们,常常丧失自尊心。这就是他们的不幸所在。他们可以卑躬屈膝地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本阶级人的指导。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欺骗本阶级的人并且残酷地对待他们。
阅读俄罗斯小说,就可以知道,那里长期遭受压迫和欺侮的农民的境遇就是这种样子。尽管任务十分艰巨,而且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但是还应当创造条件,使人们的力量和智慧为改造大自然而联合起来。不是靠合作贷款,而是靠共同的努力,只要能使村民们的思想认识一致,我们就能够使农村振兴起来。
(董友忱 译)
赏 析
1930年,泰戈尔访问俄国。《俄国书简》是泰戈尔在苏联访问期间和去美国途中给亲友们所写的一部书信集,共收书简14篇。这部书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在苏联的见闻,热切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感受,深刻地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叶,资本主义弊端凸显,法西斯主义抬头。东西方各国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社会主义实验场”——苏联。泰戈尔在亲自踏上苏联土地后,留下的这十几封书信,反映了他希望用“俄式革命”来救治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的迫切愿望,也记录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真实感受。可以说,泰戈尔在访问苏联以后,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泰戈尔在苏联的所见令人惊叹不止,他认为在这里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这个民族的人民对工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农业生产上,全国上下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也是空前的。泰戈尔还谈到了他毕生所关注的教育问题,泰戈尔坦言他没有见到过如此大规模发展的教育事业,而且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进行各种实验性的改革,还在城市和乡村普遍建立起各种博物馆,这也发挥着积极的教育作用。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革命者仅仅在十年内就把千万人从愚昧和耻辱的社会底层拯救出来,并且不仅教他们读书识字,而且还教育他们尊重自己的人格”。泰戈尔对苏联的教育大为赞赏,他认为在教育改革中,苏联全国上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机体,投入到伟大的实践当中,这也使得苏联的各族人民都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通过苏联的教育事业,泰戈尔反观印度的教育,他认为印度的教育存在很多的缺陷,印度所创造的财富都被英殖民者巧取豪夺,很少一部分用到印度身上。英殖民统治者和印度形成了密切的利益关系。泰戈尔认为一百五十年来,印度一直受到殖民统治者的遏制,以至教育衰败。泰戈尔主张通过教育使印度人民觉醒,进行渐进改革,他自己身体力行,捐出自己的积蓄,创办学校,传播知识。
尽管泰戈尔看到苏联在走一条开辟时代的道路,但在对待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时,泰戈尔奉行人性的态度,他认为是否与人性相协调是检视理论政策最好的途径。在苏联短短两周左右的时间,泰戈尔如纪德、罗曼· 罗兰一样,看到了苏联社会革新后一些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比如说专政的问题。作为一个秉承非暴力思想的哲人,泰戈尔是不喜欢独断专行的,泰戈尔坦言:“我承认专政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并且我还相信,这种灾难今天在俄国仍然在制造许多暴行。”泰戈尔认为苏联之所以会有暴力、会有专政,是因为国内外面临严重的局势,因此,苏联政府才诉诸暴力。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作为一名“爱的哲学”的传播者,泰戈尔认为:“暴力这种东西总是带有片面性的。它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建设事业有两个方面;应当把积极因素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是打击它们,而是要遵循创造规律。”诗人以强烈的国家民族情怀,试图在苏联找到治疗印度病症的良方,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流行的“苏联观察”论不同,泰戈尔的苏联观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泰戈尔在俄国仍然看到领袖的强大权威,看到“苏维埃俄国竭力想把人民群众的判断力灌铸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模子里,坚持自由讨论的人们的嘴巴被堵塞住了”。因此,泰戈尔认为:“在当今这个病患的时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种治疗是不可能持久的。”泰戈尔并不认为苏联的模式可以在印度推广,他始终倡导在印度广大农村的生产和管理中能采用合作的原则,认为印度农村只有依靠合作,参与到生产和消费中,农民才能够享受到人性的尊严和福利。泰戈尔也认为暴力是反人性的,是与现代自由精神格格不入的。印度所需要的是现代教育和知识,是以不压抑人性为原则的。
(李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