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842年1月3日，我在英国利物浦登上“布列坦尼亚号”邮轮，开始了美国之行。我最先到达波士顿，在波士顿盘桓一段时间后，经过哈得富尔、新港，抵达纽约，游历纽约以后，再游历费城和华盛顿。在这些地方，我主要考察了当地的盲人院、疯人院、少年收容所等慈善机构，参观了监狱和法庭。在华盛顿，我还特别考察了美国参众两院议政的情况。从华盛顿出发，我折道向西，先到里齐芒德、巴尔的摩，而后穿过阿里根尼山，历经匹兹堡、辛辛那提、圣路易、哥伦巴司，渡过伊里湖，至尼亚加拉大瀑布，进入加拿大境内，再回到纽约。同年7月6日，我登舟回国。我对美国西部的自然风光、印第安人的文化和历史、美国的奴隶制度等印象深刻。
【作品选录】
我们二月五日(星期五)离开了波士顿，坐着另一路火车，去到了新英格兰一个美丽的城市乌司特;我的计划是，在那儿待到星期一，就住在好客的州长家里。
新英格兰这些市镇和城市(它们中间，有许多在旧英格兰都只能算是村庄)使人见了，对美国乡村起好印象，也和这些地方的人使人见了，对美国乡下人起好印象，正是一样。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修剪整齐的草坪和绿油油的草场，在这儿看不见;这儿的草，和我们英国那种专为美观的小块田园和牧场比起来，都显得太茂盛，太蒙茸，太荒芜了;但是秀美的陂陀，迤逦的丘阜，茂林阴阴的幽谷，细流涓涓的清溪，却到处都是。每一簇邻里聚居的屋舍中间，不论人家多么少，也都有一个教堂和一所学校，隔着白色的房顶和扶疏的树木，露出半面。每一所房子的颜色，都是白中最白的，每一个百叶窗的颜色，都是绿中最绿的，每一个晴朗天空的颜色，都是蓝中最蓝的。我们在乌司特下车的时候，尖利、干爽的风和轻微冻结的霜，使道路变得帮硬，因此路上的车辙，都像花岗石作的沟槽一样。当然，每一样东西，都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新鲜面貌。所有的房子，令人看来，都好像就是那天早晨刚修盖的、刚油漆的一样，并且都好像可以在星期一就毫不费事拆了下来。在那个傍晚的爽利空气里，每一种本来就清晰的线条，都比往常更加百倍的清晰。明净的游廊，跟纸壳作的似的，都看不出远近来，像茶杯上画的中国桥一样，并且好像盖的时候，也同样地本没打算让它适用。独门独院的房子上，房角都像剃刀一般锐利，仿佛把呼啸着吹到它上面的风都切断了，都割痛了，痛的比本来喊得更尖利，而飞着逃去。那些盖得非常轻巧的木骨住宅，让正要西下的夕阳灿烂地照着，只显得好像晶莹明彻，里外如一，能从这一面看到那一面，因此叫人觉得，一时一刻，都难以设想，住在房里的人，能免于众目睽睽的注视，能进行怕人的秘密。远处的房子，有时从没挂帘子的窗户里透出火光来，这种火光的来源即使是熊熊之火，却也看着好像是刚刚生着了的、并没有热气一样;这种光景，让人想起来的，不是舒适幽雅的洞房密室，有第一次看到炉火放光的人，脸膛红润，使满室生辉，有到处挂着的帷幔，和煦温暖，使满室生春。它让人想起来的，是新抹的石灰和还没干的墙壁发出来的那种气味。
我们在哈得富尔待了四天。这个城市地势优美，它坐落在一个盆地之上，群山环绕;那儿土地肥沃，树林阴翳，人工经营，极尽能事。康涅狄格州的州立法议会就设在那儿。出名的《蓝色法案》，就是过去的时候，本州那些立法圣贤在那儿制订的。这些法案，作了许多开明的规定，其中有一条，我相信，是这样订的： 任何公民，如果确实证明在礼拜天和他太太接吻，都要受枷足的惩罚。直到现在，过去的清教徒精神仍旧大量保存。但是这种精神，却并没使人们在作买卖的时候，少占一些便宜，也没使人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多讲一些公道。既然我从来没听说这种精神在任何别的地方起过那样作用，那我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它在这儿，也永远不会起那样作用。说实在的，满口仁义道德，满脸肃杀严厉，不管他卖来世的货色，还是现世的货色，我向来是一样看待的，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看见陈列窗里摆的货样子太引人注意了，那我就怀疑，那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在哈得富尔长着那棵有名的橡树，查利王的特许书当年就藏在那棵树里。这棵树现在圈到一个绅士的庭园里了。特许书现在则藏在州议会厅里。我看到，这儿的法庭和波士顿的一样;为公众服务的机构也差不多同样的完善。疯人院办得很好，盲哑院也办得很不错。
我到疯人院参观的时候，我自己问自己，哪是服务员，哪是疯人呢?起先我分辨不出来;后来听到服务员对医生报告他们所看管那些病人的情况，才知道他们原来是服务员。我这个话，当然只是限于从脸上来看这一点，因为疯人一开口，当然要说疯话。
有一个整齐严肃的小老太太，满面笑容，一团和气，从一个长廊的一头，侧着身子来到我跟前，带着无法形容屈尊就教的样子对我鞠了一躬，向我问了下面这句令人不解的话：
“庞提夫莱克特仍旧还在英国，安然无恙吗，先生?”
“不错，夫人，”我回答说。
“你上一次见他的时候，先生，他还——”
“还身体很壮，夫人，”我说，“非常的壮。他还叫我替他对你问候哪。我从来没看见过他的气色那样好过。”
这位老太太，听了我这个话，显出很喜欢的样子来。她斜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好像看一看我这种毕恭毕敬的样子是否是真诚的，看完了，她侧着身子往后退了几步，又侧着身子往前走了几步，于是忽然单脚一跳(她这一跳，把我吓得急忙往后退了一两步)，跟着说：
“我是一个洪水以前的人，先生。”
我当时想，我最好也顺着她的心思，说我一起头就有些猜到她是一个洪水以前的人了，我就那样对她说了。
“做一个洪水以前的人，是使人得意，使人愉快的，”那位老太太说。
“我也想是那样，夫人，”我回答说。
这位老太太把她的手一吻，又把单脚一跳，带着顶古怪的样子，脸上傻笑着，身子侧着，往长廊那一头走去，跟着仪态优雅地缓步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
在这座楼里另一部分，有一个男疯子，躺在床上，满脸发红，满身发烧。
“好啦，”他说，一边蹶然坐起，把睡帽摘掉，“到底一切都停当了。我已经和维多利亚女王都安排好了。”
“什么都安排好了?”大夫问。
“你瞧，就是那件事啊，”他带着疲乏的样子，把手往额上一抹，“安排围攻纽约啊。”
“哦!”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因为他直看我的脸，要我回答他。
“不错，每一个人家，凡是没有什么旗号的，英国兵都要开枪打。对于别的人，决不伤害，连一个都不伤害。希望避灾免祸的，都得把旗子挂起来。他们用不着有什么别的举动。他们只把旗子挂起来就成啦。”
即便在他谈着话的时候，我当时想，他都好像有些感觉到他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他刚说完了这些话，就又躺下去，似呻吟又不似呻吟地哼了一声，用毯子把他那发烧的脑袋盖上了。
我和大夫顺着廊子往外走的时候，只见一个穿戴得很整齐的女人，态度沉静，举止安详，来到我们跟前，递过一张纸条和一支钢笔来，说请我赏她一个亲笔签名。我给她签了名，然后和她分手告别。
“我想，我记得我还没进门的时候，也曾有几个女人，要我签名来着。我希望这个女人不是个疯子吧?”
“是个疯子。”
“她是怎么个疯法? 是专迷亲笔签名吗?”
“不是那样。她老听见空中有人说话。”
“啊，”我当时想，“到了现在这样进化的年头儿，还有人搞预言这一套把戏骗人，说他们听见空中有人说话。顶好把这种人关起几个来。先拿一两个摩门派教徒开开刀，试一试才好。”
在这个地方，有世界上最好的候审犯人监狱;还有一个管理良好的州立监狱，一切办法都和波士顿的相同，只有一点不一样： 那儿墙头上站着守望警，手里拿着装好了子弹的枪。我到那儿的时候，那个狱里收容了大约有二百犯人。他们指给我囚房寝室里一个地方，说就在那儿，前几年，一个看守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叫人杀害了，害他的是一个从囚室里逃出来的囚徒，因为不顾一切、拼命地想要越狱，才做下了这样的事。他们还指给我看一个女囚徒，说她是谋害亲夫的，已经一步不许外出幽禁了十六年了。
“你认为，”我问带我参观的那个人说，“她幽禁了这么些年，她还琢磨、她还希望，有能恢复自由的那一天吗?”
“哦，琢磨、希望，”他说，“一点不错，她那样琢磨、那样希望。”
“我想，她尽管那样琢磨、那样希望，她可没有什么机会吧?”
“哦，这我可不知道，”——这种说法，我附带一提，本是美国全国流行的说法——“她的朋友信不过她。”
“她的朋友和她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哪?”我这样问，是自然的。
“他们不肯替她申诉。”
“不过，我想，即便他们替她申诉，也还是不能把她弄出去吧? ”
“申诉一次，也许不能，两次也照样不能。不过如果老申诉，申诉几年，把人闹得都腻烦了，也许就能把她弄出去了。”
“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吗?”
“哦，有过，有的时候，那种办法，也可以生效。政界的朋友有时也可以把人弄出去。或者是申诉，或者是政界的朋友，都往往可以把人弄出去。”
哈得富尔在我的脑子里，永远要使我极为愉快，使我极为怀念。那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我在那儿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使我不能淡然置之脑后的。我们是十一号(星期五)晚上离开那儿的，心里很难过。
我到别的地方旅行，途中有时有人问我，说华盛顿立法诸公的头脑，是否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们说的这个头脑，不是指着立法者们的领袖和首脑说的，而是很具体地指着长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的脑袋说的，是指着他们长头发的地方、他们表现脑相的地方说的。我回答他们的时候，总是说，“不曾，我不记得他们曾使我不胜激动过。”他们听了这种回答，几乎都愤怒而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既然我管不得许多，得把我这种直言无隐的看法在这儿重复一遍，那我就索性把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印象，尽可能简短地接着谈一下好啦。
首先，我不记得我曾由于看到立法衮衮诸公而为之晕倒，或者甚至于为之激动而流快活、骄傲的眼泪。这也许是因为我那表示尊敬的器官生来就有缺陷——在平民院里，我是以丈夫气概而非以妇人态度接受一切的;在贵族院里，我除了不胜困倦而打过盹以外，没有别的“不胜”怎样的经验。我曾看见过市选举和区选举的活动，但是不管哪一党、哪一派胜利，我从来没有因为往空里扔帽子表示欢庆而把帽子弄坏了，也从来没有因为欢呼我们的宪法光荣，欢呼我们独立自主的选举人高尚纯洁，欢呼我们独立自主的议员无可指摘的正直，而把嗓子喊哑了。我既然有这样坚忍刚毅的气度，能抵抗这种强烈的影响，那我这个人，在选举各方面，很可能是性情淡漠，感觉迟钝，到了冰冷冷的程度。这样说来，华盛顿国会里的肉身柱石给我的印象，一定得按照我刚才自动作的这种坦白，加以应有的原谅。
我在这个公共机构里所看到的，是否是济济一堂的人物，在独立和自由的神圣名义下结成一体，在所有的讨论中，都申诉这两位孪生女神坚贞纯洁的尊严，因而在全世界景仰的眼光里，提高了这两位女神的名义所代表的永恒真理，提高了他们自己的品格，提高了他们国人的品格呢!
刚刚一个星期以前，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一位对于他的祖国是永垂不朽的光荣人物，一位像他的上辈一样，对于国家立过功劳的人物，一位在美国现在这种腐朽中生长起来的蛆虫都成了尘土的时候，还要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受人爱戴的人物——刚刚一个星期以前，这样一个人物，就在这个立法机构的诸公面前，受了好几天的审问，只是因为他居然大胆，敢明明白白地指出，说那种把男人、女人和他们还没出生的婴孩，当作万恶的商品进行交易的勾当是不名誉的。然而在这个城市里，无论多会儿，却都可以看见，用金字写着，用木框镶着，用玻璃罩着挂起来让人人景仰的，以骄傲得意的态度(不是赧然羞惭的态度)给外国人看的，没有使它面墙而立，也没有把它取下来焚烧的，是北美合众国十三州的共同宣言，庄严地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那种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不到一个月以前，就是这个机构里的衮衮诸公，漠然无动于衷地坐在那儿，听他们之中的一位，对他们同样的另一位，大赌其连喝醉了酒的叫化子都不肯赌的咒，威吓和他同样的一位议员，说非把那个议员的脖子从这个耳朵抹到那个耳朵不可。这位人物，就坐在那儿，就坐在衮衮诸公中间，会议上的公愤并没使他销声匿迹，他仍旧受人尊畏，和任何别人一样。
不用到一个星期，他们中间，就要有一位，因为要对选他到这儿来的人们履行职务，因为在一个共和国里，胆敢申述，说那些人有表达感情、公开祷告的独立和自由，而要受其余议员们的审理，要受他们判决有罪的宣告，要受他们严厉的申诉。他犯的罪是很严重的： 因为，前几年，他曾站起来说过，“你们看，现在有一群出卖的男女奴隶，只能像牛马一样地蕃殖，用镣铐锁到一块儿，正从你们这个平等大殿窗外大街上走过!你们看!”不过追求幸福的人是形形色色的，他们的武器也是各式各样的。他们之中，有的人拿着九股鞭子和长马鞭子、脚镣和铁箍，到猎场追逐他们的幸福，在铁链子噶啦噶啦响和沾着血的皮鞭子飕飕鸣的乐声中，高声呼喊(永远以自由为护符)，指示他们猎捕物的所在。
那班满嘴粗野、大言吓人的议员公，那班像运煤夫动起蛮来打人骂人的议员公，都坐在哪儿呢?他们都坐在会议厅的四面八方。每届议会都要发生全武行的场面，而剧中人就都在场上。
我看到那些济济一堂的人物，在新世界从事于纠正旧世界的欺诈和罪恶，是不是把从政之路由尘土飞扬变而为一尘不起呢?把势位之途的污浊清理扫除呢?是不是只为公众的福利而辩论、而制定法律，除了为国为民，没有党派之争呢?
我看到的不是那样。我只看到，他们都是把这副本来可以很有成效而却由最坏的家伙操纵的政治机器，导向最下流的邪途上去的主动力。在选举中，玩弄可耻的把戏;对于官吏，鬼鬼祟祟行贿收买;对于敌手，用下流无耻、破口谩骂的报纸作盾牌，用可以花钱雇的笔杆当枪杆，进行卑怯的攻击;对于唯利是图的恶棍，对于一无所能、只会用一种窑姐式的报纸，每天、每星期散播毁灭之蠹的(和古代播种的龙齿一样，只是没有龙齿那样尖就是了)恶棍，一味胁肩谄笑地奉承;对于群众的一切坏倾向，用尽方法逢迎、助长，对于群众的一切好影响，用尽方法破坏、摧残;所有这一类情形，简单说来，还有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党派之争里最卑鄙恶劣、最冥顽无耻的情形，从跻跻跄跄的议会厅中每一个角落，纷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我在这些衮衮诸公中，能看到聪慧和文雅吗?能看到美国真正老实的爱国热心吗?东鳞西爪，滴滴点点，也可以看到美国人的血和生命。但是那一片汪洋大海里，都是拼却一切，专为发财、赚钱而跑到那儿的冒险家，这几滴血和这几丝生命是不能使它改变颜色的。这班冒险家和他们那些不顾廉耻的机关，把政治纷争弄得这样凶猛野蛮，弄得这样使好人的自尊毁灭无余，就为的是使感觉灵敏、心地细腻的人，不敢接近政治，就为的是他们自己，还有和他们一样的人，可以独占战场，各显身手，不受阻挠而私愿得遂。这样一来，最卑鄙的鸡争狗斗，就不断地进行。而那些有地位，有才智的人，如果在别的国家里，都要把定律制法当作最高的志愿，在这儿，却对于日趋下流的政界，见了就起反感。
在两院的人民代表中间，在各党的党员中间，有些人品格高尚，才能卓越，那是用不着我说的。那些名闻欧洲的第一流政治家，都早已有人叙述过了，同时，我自己订的那一条作指导的原则，对于个人一概避而不谈，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违而不遵。我想我只这样补充一句就可以了： 别人对于那些政治家最高的赞扬之辞，我出于衷心不但同意，而且格外同意。我和他们亲身接触和自由交往的结果，使我心里感到的，不是那句极令人可疑的格言所表示的情况，而是更多的爱慕和敬仰。他们这班人，都是令人看着高超特出的，都是不受人欺的，都是敏于行动的，都是在精力方面赛过狮子，在才干方面比美克莱屯的;在眼光锐利、举止劲捷方面，是印第安人的化身，在意志坚强、胸襟豁达方面，是美国人的本色。他们在国内，代表美国人的尊荣和智慧，那位现在在英国宫廷的美国公使，就在国外代表美国人最高尚的品质，二者正是一样。
我待在华盛顿的期间，几乎每天都到两院里去。我头一次到众议院去的时候，正碰上他们对议长的决定分组取决，不过结果还是议长得到胜利。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正碰上一位议员发言，因为有人发笑而打断了他的话头，他就像两个小孩子打架那样，先把那种笑声学了一下，然后跟着说： 他要马上就让反对他的议员大人们，发另一种声音，发一种龇牙咧嘴的声音。不过发言中途叫人打断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家一般总是静静地听别人发言。他们争吵的时候比我们更多;他们互相恫吓，也是有史以来任何文明社会中所未见的。不过模仿农家院上的活动，还没有从英国输入。在发言中，大家最喜欢做的，最喜欢听的，好像就是把同样的意思或者稍有差别的意思，用不同的字句重复说出。门外的人问起来的时候，不是说“某某人讲的是什么”?而是说“某某人讲了多久?”不过，这一点，也只是把到处通用的原则加以扩大就是了。
参议院是一个有威有仪、依规依矩的团体，那儿会议也是在极隆重极严肃的气氛下进行的。两院的地上，都铺着美丽整齐的地毯;本来给每位议员都备有痰桶，但是他们却都不用，而只四面八方地把唾涎往地毯上乱吐乱抹，这样一来，地毯变成什么样子，添了什么花样，可就令人不忍出之于口了。我只这样提一下就够了： 我坚决地劝所有的生人，千万不要往地上看;如果他们的东西掉到地上，即便是钱袋的话，千万也别不戴手套而就去拾那件东西。
注释：
指亚当斯(J。 Q。 Adams)而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之子，美国第六任总统。反对奴隶制度甚力。1842年他是国会议员。上辈即其父约翰·亚当斯。
英国有句格言，说“亲狎则生嫚”(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克莱屯(J。 Crichton，1560—1583)： 苏格兰学者及冒险家。以才艺著，会十二种语文。驳倒意大利巴都阿(Padua)大学教授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指出他们数学上的错误。在曼杜阿(Mantua)和最著名的剑客决斗而杀之。
1842年美国驻英国的公使是艾菲莱特(E。 Everett，1794—1865)。他是美国的政治家、演说家兼著作家。
在英国议会里，设有酒吧间，供议员们畅饮，所以在表决议案时，议员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往往狂呼大叫，或作鸡鸣犬吠之声。见狄更斯《鲍斯随笔》中之《议会速写》。农家院上的活动，即指鸡鸣犬吠而言。
(张谷若译)
【赏析】
在狄更斯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游美札记》当然算不上是顶重要的作品;然而如果将它放在众多的游记文学中观察，马上就会显得别具一格。这是因为，狄更斯在这部写实作品中，打上了狄更斯小说风格的深刻标记。这可以从不同角度体会这一点。《游美札记》开头写到，狄更斯与几个朋友首次登上“布列坦尼亚号”，客舱太狭窄了，他们想把皮箱弄到房间里去，就像“强迫一只长颈鹿，叫它钻到花盆里一样”。然而，一旦大家费劲气力挤进来以后，却又纷纷夸赞起房间来，“认为这个房间不但不小，反而很大”。从面对不利处境引起的戏剧性心理变化中捕捉喜剧因素，是狄更斯小说的惯技，在一般的游记作品中是不容易碰到的。狄更斯对沿途风景的描绘也往往像小说中那样富于表现力。例如，狄更斯这样写黑暗中大西洋上的航行：“只见到处一片昏暝，而一团黑乌乌的庞然大物，却就在这一片昏瞑里坚决地一直前奔……”写乌司特的房子，“房角都像剃刀一般锐利，仿佛把呼啸着吹到它上面的风都切断了，都割痛了，痛得比本来喊得更尖利，而飞着逃去”。虽然寥寥数笔，风神已跃然纸上。在《游美札记》中，狄更斯对所见到的美国人，既有平实朴素的客观描写，也使用了他在小说中经常使用的白描手段。在后一类的例子中，无论对他刻意观察的人物，还是同行的旅伴，狄更斯都喜欢抓住他们的某些突出特征，挖掘其身上的戏剧因素。例如哈特富尔疯人院里请他签名的彬彬有礼的疯子，就是一个例子。狄更斯在旅途中也遇到了他在小说中喜欢描写的“怪人”，例如，在西部旅行时，同船的一个客人喜欢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而他所提的问题却都毫无意义;反之，另一个客人虽然言词拙笨，却出奇的勇气可嘉，能在关键时刻帮助船上的人们克服困难。又如，在返英船上，一个水手出身的年轻人愤愤地拒绝了在船上服务可以免费回国的建议，但是，到全体水手出勤的时候，他却又耐不住对水手工作的喜爱，第一个爬上了桅杆。这类描写带着典型的狄更斯式的幽默，使读者在阅读中对当事人产生亲切的爱意。
由于《游美札记》是游记而非小说，作者就不必紧扣故事和人物，文字更加松散随意。在狄更斯考察盲人院、疯人院、收容所、监狱、法庭的同时，他的笔触有时会从这些严肃事物中宕开去，描写生活中的有趣的细节。例如，作者用大量文字详细介绍纽约的一个监狱以后，笔锋一转，突然写到大街上走过来的摇摇摆摆的猪。在西部旅行的时候，作者从马车陷在泥沼里面得到的乐趣，不亚于在海程上被风暴折腾所得到的乐趣;旅途中的孤寂、烦闷，以及美国同伴的粗鄙和不卫生，都变成了心理的食粮，或者说精神享受的对象。在这些地方，读者可以窥见狄更斯思想的开放和兴趣的广泛，也可以感受一个伟大作家捕捉新知、感受生活的能力。
在狄更斯游美的年代，在欧洲许多知识分子心中，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蒸蒸日上的理想国。狄更斯美国之行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实地考察一下，这个年轻的新型国家是否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从书中的内容看，明显地，狄更斯刚到美国时的印象，是相当好的。在波士顿，狄更斯对盲人院开启盲人心智的方法，对疯人院用感化而不是用镣铐进行管理的手段，对监狱给犯人的人道待遇，都极为赞同。在参观波士顿慈善机构的时候，他所受的感动之深，是一生没有过的。在他的心目中，南波士顿的慈善机构“完全避免用强大的暴力，而只凭伟大的爱力”来管理人类中的不幸或堕落者，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参观洛厄尔工厂的时候，他对工厂女工合股购买钢琴、订阅书刊、创办文学杂志，发出真诚的赞叹，说将这里的工厂和英国的工厂相比，二者的不同，就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不同一样。出于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狄更斯没有吝啬他对美国优点的歌颂，也没有忘记将美国的优良管理方法与英国相比，借以批判英国的不人道或不完善的所在。这些与狄更斯一生创作的主导内容是契合的。
然而，到纽约以后，狄更斯的感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他看来，这里的娱乐是粗俗的，新闻是肆意诋毁的，多样的文化只是浮华、喧嚣、混乱和腐化。更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在节日般喜气洋洋的大街旁边的另一条街，可能就是贫穷、困苦和罪恶的渊薮。和波士顿监狱清明的治理相反，纽约黑人监狱给狄更斯的印象，完全是草菅人命。费城的监狱比纽约更要糟： 因为受到长期监禁而没有人道的管理方法，囚犯多半发生了神经紊乱的症状，让我们联想起《双城记》中梅尼特医生从巴士底监狱刚刚出来时的情景;有时狱卒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徒刑要多久，连狱卒都不知道，其荒诞的程度，可比卡夫卡的小说。纽约和费城的情形使狄更斯的心理发生了逆转，书中接下来对美国的描写，很少有刚到美国时的明朗和欢快。在参观华盛顿时，狄更斯对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议会民主制度，给予了坚决的否定，把议员们称为不知廉耻的政客和冒险家。作者认为，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与奴隶制度是鲜明对立的，用金字镌刻让人景仰的《独立宣言》，不过是美国议会虚伪的见证而已。《游美札记》最后专辟一章，引用奴隶主们所办的报章新闻，有力揭示出美国的奴隶制度如何歪曲了人性，助长了残暴。中国读者大都知道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但知道狄更斯《游美札记》也为废奴运动做出贡献的却不多。
《游美札记》从开始时对美国充满兴奋和热情，到后来则愈来愈不快和苦涩;从盛赞美国制度的人道与合理，到旁敲侧击指出美国文化的令人不敢恭维，狄更斯的美国之行，在思想上转了一个大弯，其精神上的历程比他本人的实际旅程，似乎长出很多了。从“形象学”的观点分析，作为一部游记，《游美札记》既折射出欧洲对美国的“集体想象”，又生成了新的个性化的美国形象，从而对欧洲既有的“理想国美国”的形象发出挑战。在同一本书中，在同一作者笔下，对象国从乌托邦一变而为批判的对象，这在许多异域游记文学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旅行途中，旅行者的自身文化，总是不自觉凸现在异文化之上，既从理性上、也从感情上，强烈要求被主体承认。于是异文化不知不觉就成了被贬抑的对象。这种情况在《游美札记》中表现得很明显。在狄更斯看来，美国的文化太过粗糙，缺乏精致，这是不可原谅的缺点。在《游美札记》中，狄更斯通过多处描写，以隐微的方式，讥刺美国人的修养问题。作者写道，美国两院的地上都铺着地毯，本来给每位议员都备有痰桶，但是他们都不用，径直往地毯上乱吐乱抹。又比如，他经常听到美国人用“搞”这个字眼，感觉很不舒服。他还说，美国人吃饭时叉子往嗓子眼里送得特别深。这些文字，也许只有与美国文化同源而又自有优越感的英国人，才能写得出来。
(尹德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