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17岁时，我向监护人提出上大学的申请，却遭到拒绝。我从所在中学出走，漂泊到伦敦。在伦敦，我不得不忍饥挨饿，差点丢了性命。一些好心人，特别是一个年轻的妓女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早年的流浪使我染上严重的胃病，1804年，有人向我推荐鸦片，我服用后病痛解除了，精神上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愉悦，从此，我成了瘾君子。开始我服用的剂量很小，吸鸦片并未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不利影响。1813年后，我的胃病忽然剧烈发作，我开始每天服用大量鸦片。吸食鸦片后，我整夜被可怕的幻梦包围着，陷入痛苦的深渊。我在戒除鸦片方面付出艰辛的努力，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戒除，但服用量已经大大减少。我说出吸食鸦片的经历，希望能给世人有所教益。
【作品选录】
不久，我便辗转来到了伦敦，至于所取的途径，由于篇幅关系，我就略而不谈了。现在开始了我的长期受苦，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我极大痛苦变本加厉的一个阶段。因为我现在身体上忍受着饥饿的剧烈痛苦，长达十六个星期，只在程度上有时有所不同;任何一个不曾被饿死而存活下来的人所能够感受到的痛苦也不过如此。我不会用我所受的一切痛苦的细节来毫无必要地侵扰我的读者的感情，因为像这样的极度痛苦，即使在任何严重的行为不检或犯罪的情况下，只要一提到，就不能不引起可悲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对人类天生的慈爱之心来说是痛苦难堪的。至少就这种情况而言，只要说出偶然地、不时地从某人的早餐桌上得到的几片吃剩下的面包(这个人认为我在害病厌食，殊不知我却正是极端饥饿)以苟延残喘这一个情节，就足够足够了。在我这一痛苦生涯的前一阶段(也就是在威尔士，加上伦敦的整整头两个礼拜)，我没有房子住，很少在室内睡觉。如此风餐露宿，我却并没有在所受的折磨之下一蹶不振。不过，后来，当严寒天气来临，我由于长期忍饥挨饿而开始衰弱下去时，那个给我早餐面包吃的人让我住进了他的一座很大的空屋，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他是那座房屋的住客。我之所以称它为空屋，是因为里面既没住家眷，实际上除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以外，也没有什么家具。但是，在我住进我的新居时，发现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人，一个可怜的没有友伴的小姑娘，表面上看来有十岁;她似乎是饿坏了，这种折磨常使孩子们看起来大于他们的实际年龄。我从这个不幸的小姑娘了解到，她在我来以前已经单独在这里住了睡了一些日子了。当她发觉我将要来陪伴她度过黑暗的岁月时，她表示非常高兴。那座房屋很大，由于缺少家具，老鼠的闹声在宽敞的楼梯间或厅堂里发出了很大的回响。在冷饿交加的皮肉之苦中，我想，那个被人类抛弃的小姑娘(似乎是)还更多地忍受着她自己臆造出来的鬼魂之苦。我答应保护她，使她不受任何鬼魂的骚扰，可是，哎，我却不能向她提供任何别的帮助。我们躺在地板上，用一捆可恶的法律文件作枕头。除掉一个养马人穿的大斗篷之外，再没有其他可以御寒的东西了。不过，后来我们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旧沙发套，一小块地毯，和几片别的物品，它们给我们添加了一点温暖。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冷得爬到我身边来取暖，同时也为了逃避她的鬼魂敌人的骚扰。在我的病不比往常发作得更厉害时，我就把她搂在怀里。这样，一般说来，她觉得暖和些，往往就这样合眼入睡，而我却彻夜难眠，因为我白天睡得多，随时可以打盹。睡着比醒着更使我苦恼，因为，除开我的梦(只是不像我今后要加以描写的由鸦片所引起的那些梦那样可怕)的骚扰，我的睡眠只不过是所谓假寐，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呻吟，而且我觉得也时常突然被自己的呻吟惊醒。大约在这样的时刻，只要我一入睡，一种可憎的感觉就向我袭来。这种感觉从那以后在我一生的不同时期也多次发生过。那是一种剧烈的疼痛(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明显地是在胃部)，它迫使我猛烈地伸腿蹬脚来减轻疼痛的程度。我一开始入睡，这种感觉就发生，本能地要减轻疼痛的努力也经常把我惊醒。到后来我只是由于精疲力竭才得以睡上一会儿(像我在前面讲过的那样)。由于越来越衰弱，我就这样不断地睡熟，又不断地惊醒。在这个时期，房主人有时很早就突然来看我们，有时要到十点钟才来，有时又根本不来。他时刻害怕法庭的监守官。他在利用克伦威尔的策略，每天夜晚他都睡在伦敦的不同区域。我观察到他在应声去开门以前一定要通过一个秘密的窗户先察看一下那敲门的人是谁。他单独一人用早餐。的确，他的茶具是几乎不容许他邀请第二个人来一起用茶的;那点可以吃的东西在数量上也不容许分一杯羹，因为那些所谓可吃的食品，往往只是一个圆面包，或是几块饼干，那是他从躲着睡觉的地方回来的路上买来的。要是说——像我所一度巧妙而半开玩笑性质地观察到的那样——他请过客的话，那么，如玄学家们说的，几位客人就必须逐个排队候着(而不是坐着)，也不能同桌共餐;他们只能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不能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在他吃早点时，我总是想方设法找个什么藉口闯进去，而且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拿起他剩下的食物——的确，有时什么也没剩下。我这样做，对他这样一个人来说，实在无异于抢劫，他时常因此不得不(我相信是这样)在中午派我出门去替他额外买一块饼干来吃;至于那个小姑娘，她是永远不许走近那间书房的(假若我可以称他主要存放文件和法学著作等等的地方为书房)。
一天晚上，我正陪她在牛津街上慢慢地走着，那是在我一整天都觉得病情比平常重了一些并感到浑身无力的一个晚上，我请求她踅往索荷广场去。我们去到那里，在一所房屋前的台阶上坐下来，直到此刻，我路过那些台阶都仍然觉得一阵不好受，并在心里向那位不幸姑娘的精神致敬，以纪念她在那里所完成的高尚行动。我们坐着的时候，突然我病重起来，我把头靠在她的胸脯上，一下子又从她的怀里滑脱出来，向后倒在台阶上。从我当时所有的感觉来说，我觉得内心有这么一个最强烈的信念： 要是搞不到一种有力的起死回生的药物，我不是当场死掉，就至少会虚脱，而要从这种状态再上升好转，在我无亲无故的处境下，是毫无希望的。在我命运的关键时刻，正是我这位可怜的孤儿伴侣——在这个世界上她所受到的只是伤害——向我伸出了救命之手。她恐怖地大叫一声，一秒钟都没耽搁就跑上牛津街，而且在比想象得到的还要少的时间里，端着一杯紫色加香料的浓葡萄酒回到我身边来，这杯酒对我空空如也的胃(当时吃不进任何固体食物)即刻产生了复原的作用。为买这杯酒，这位慷慨的姑娘毫无怨言地从她可怜的钱袋里掏了钱，请永远记住，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她几乎无钱来买仅够维持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她没有理由来期望我有朝一日能归还她这点钱。哦!年轻的女恩人啊!在那以后的岁月中，我是多么常常站在幽静的地方用难过的心情和完美的爱情想念你呀，我是多么常常祝愿： 正像古时候一个父亲的诅咒被认为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并且非如愿以偿决不罢休地追逐着它自己的目标那样，但愿一颗满载着感激之情的心灵的祝福也能够有相同的特权，也能够从上帝得到力量，来追逐、伴随、挡截、追赶你，或是到某一所黑暗的妓院，或是(假设可能的话)到某一座黑暗的坟墓——在那里以一种可靠的和平、宽恕和最终谅解的信息把你唤醒!
我不常流泪，一则因为我对于每天，甚至每时，都同人的利益相联系的题目的思考，下沉到了一千的深度，已经“深得流不出泪”;二则因为我思考的习惯的严肃性同引发眼泪的感情也是格格不入的。换句话说，眼泪对这类人来说是不必要的，他们通常既可以用自己的善变来避开任何招致沉思冥想的悲哀的倾向。在这类感情偶尔发生时，也就会因同样的善变来接受这种悲哀;三则还因为，我相信，所有像我这样深刻地思考过这类问题的人，为了避免陷入极端的失望，对于人类苦难的未来补偿及其玄奥意义，必定早已有了使自己得以镇静的信仰。由于这些原因，直到此刻，我都很快活，正像我说过的那样，不常流泪。不过，某些感情，虽然不是更加深刻，也不更加热烈，但却较为脆弱，当我此刻在朦胧的灯光下沿着牛津街漫步并听到多次曾经使我和我的亲爱的伴侣(我将永远这样称呼她)感到安慰的由一个手风琴奏出的那些曲调时，我却时常流泪，并独自默默地思考着那次如此突然、如此危险地使我们永远分离的天命安排。
同时，可怜的安怎么样了? 我为她保留着我的结束语： 只要我待在伦敦，我都根据我们的协定每天在找她，每晚都在提契菲尔德大街的尽头等她。我向每个可能认识她的人打听;在我待在伦敦的最后几个小时内，我采用了基于我对伦敦的了解所能提示的，以及我力所能及的每种方法。她住过的那条街，我知道，但不知道是哪所房屋;最后我记起了她对我讲过她曾经受到她的房东的虐待，这可能使她在我们分手之前就已经离开了那家公寓。她很少熟人;此外，多数人认为我那样急切地打听一位姑娘的下落是想感动他们的女儿或者引起他们的小小注意;而另外一些人呢?认为我是在追逐一个抢了我的什么不值钱的东西的姑娘，就自然地，也是情有可原地不愿意向我提供任何有关她的线索了，假定他们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的话。最后，在我离开伦敦那天，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交给(我相信)必定见面就认识安的唯一的一个人一份给某某郡某某大宅的通信地址，因为他曾经有一两次同我们在一起待过，那所大宅当时是我家里人住的地方。像多数人在一生中所碰到的这类烦恼一样，这是我最大的痛苦。假如她活着，毫无疑问，有时我们只怕是在同一时刻在伦敦这个大迷宫里互相寻找着;也许甚至彼此之间近在咫尺哩。就那么一街之隔，却对面不相逢，遂成生离别!有那么几年工夫，我一直希望她还活在世上;我认为，我可以用“万”这个词的字面和不加修饰的意义来说，每次我访问伦敦，我都抱着碰见她的一线希望观察了数万妇女的面孔。我只要一眼看见她，就能在上千的妇女当中把她再认出来，因为她虽不漂亮，但那面容却具有甜蜜的表情;她的头部也有一种特别优美的姿势。我说过，我存着一线希望寻找她，多年如此;但现在我倒是害怕看见她了。她的咳嗽，在我和她分手时，曾使我为之难过，现在却变成了我的慰藉。我现在不再希望看见她了;只是一厢情愿地想着她是久已躺在坟墓里的人;我希望她是躺在一座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坟墓里;在伤害和残忍还没有毁坏和改变她的天真性格之前，或者说在恶棍们的粗暴行为还没有完成他们已经开始的蹂躏之前，她就被夺去了生命。
自从我第一次吸食鸦片以来，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要是那是我一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我可能已经把它发生的日期忘记了，但重大的事件是不会忘记的。根据有关的情况，我记得必定是在1804年秋季。那个季节我在伦敦，是进学院以后第一次去那里。我接触鸦片的起因是这样的： 从幼年，我已习惯于用冷水洗头，每天至少一次。突然患了牙痛病，我就把它归咎于这种习惯的偶然中断所引起的反常，从床上跳下来，把头泡在一盆冷水里，并带着湿头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用不着说，我一醒来，我的头部和面部都感到十分令人痛苦的风湿痛，我为此大约一直有二十天没有得到休息。我想那是在第二十一天，一个星期日，我出了门，上了街，倒不如说为了逃避我的痛苦，要是可能的话。我偶然碰到学院里的一个熟人，他向我推荐鸦片。鸦片!引起想象不到的快乐和痛苦的可怕的药剂啊!我听说过天降吗哪或者神赐的某种食物一样，仅此而已。这在当时听起来是多么索然无味啊!而它现在却是何等的震动着我的心弦啊!它引起多么剧烈的悲哀和幸福的回忆啊!……到了住所，可以想见，我一分钟也没有耽搁就把规定的剂量服下了。不可否认，我对于服用鸦片的全部艺术和奥妙是一无所知的，而且，也是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服用的。但是我服用后过了一小时，哦!天哪!发生什么样的突变啊!我内在的精神从它的最底层一下提高到何等程度啊! 我的内部世界有了一种多么神妙的启示啊!我的疼痛已经消失，这在我眼里现在已成为微不足道的琐事。在这样突然启示的神圣享受的深渊里，这种消极的效用已淹没在那些深广的积极效应中去了。这是一种医治一切人类苦恼的万灵宝丹，这是哲学家们争论了许多世纪而突然发现的幸福的奥妙所在。幸福现在可以拿一个便士来购买，放在背心口袋里;可以携带的狂喜可以装在一品脱容量的瓶子里;平静的心境也可以成加仑成加仑地用邮车运送。
那位马来人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达数月之久。每晚，我都是通过他被运送到亚洲的情景中去。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对此与我有同感;但我却常想： 如果我被迫离开英国去住在印度斯坦，并生活在那里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我准会发疯。我恐惧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其中部分原因必定跟别人是共同的。南亚，一般说来，是可怕的形象和联想的中心。作为人类摇篮，它单独就具有一种与之相关的模糊的崇敬的感情。但还有别的理由，没有人说，非洲的或其他地方野蛮部落的狂热的残暴的和任性的迷信会像印度斯坦等地的古老的、不朽的、残酷的、复杂的宗教那样使他受到影响。亚洲的人文、制度﹑历史和信仰方式等等的古香古色非常动人，我觉得那个种族和名字的古老历史便足以压服一个青年人的感情。在我看来，一个年轻的印度斯坦人，就是洪水时代以前的古人的再世。即使是英国人，尽管他们生来不懂得经过长期分化并拒绝混合的种姓等级制度，面对这一制度的神秘的不可侵犯的庄严也会不寒而栗，也没有人不对恒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些名称感到敬畏。南亚这个巨大的“民族制造厂”已经数千年来成为地球上最充满人类生命力的地方，这一事实也有助于上述感情产生。人在这些地区犹如草芥。那些巨大的帝国，人口一向众多，也进一步为与东方的名称和形象相联系的感情增添了庄严。在印度斯坦，除掉它具有同南亚其余地方相同的那些特点之外，它的生活方式、礼节以及用深到我不能加以分析的感情在我们之间所设置的障碍和冷酷无情尤其使我恐惧不安。我宁愿同疯子或野兽生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以及很多我说不清或者来不及说的东西，读者在能够理解那些东方梦的意象和神话中的痛楚给我以极大的不可想象的恐怖以前都要考虑到。在热带的炎热和直射的阳光的相关的感受下，我把在所有热带地方所有的人、鸟兽、爬虫，所有的树木和植物、习俗等等都一古脑儿地放在印度斯坦。出于类似的感情，我也即刻把埃及和它所有的神灵也统统拉了进来。我受到猴子、长尾鹦鹉和大鹦鹉的瞪视、叫骂、嘲笑和谈论。我撞进宝塔，被囚禁于塔顶或密室达数百年之久;我成了偶像;我变为僧侣;我受到膜拜;我作了牺牲品。我穿越所有亚洲的森林逃避布拉麻神的愤怒，范希弩神憎恨我，西瓦神也在埋伏着等我。我突然碰到艾西斯和欧赛利斯，他们说我作了一件连赤鹭和鳄鱼都为之不寒而栗的事情。我同木乃伊和狮身人面像一起上千年地被埋在那永恒的金字塔中心狭室的石棺中。我受到鳄鱼带癌的亲吻;我在芦苇中和尼罗河的泥沙中同非言语所能形容的肮脏东西混杂在一起。
关于我的东方梦，我就这样地给读者以细微的抽象概念。这些梦总是使我对那种恐怖的景象充满了这样的惊讶，恐惧似乎暂时化作了吃惊。但是迟早又会出现把惊讶吞没掉的一种感觉，与其说使我害怕我所看到的东西，倒不如说令我憎恨和厌恶。每种形状、威胁、惩罚和模糊的监禁都使我产生了一种驱使我发狂的压迫的永恒和无限的感觉。身体上的恐怖情景，除开一两次小小的例外，只有在这些梦中才出现。从前的梦中只有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恐怖。但现在梦中的主要对象则是难看的鸟、蛇或鳄鱼，特别是后者。可诅咒的鳄鱼成了我最害怕的东西。我被迫同它生活在一起，而且长达数百年之久(在我的梦中几乎总是如此)。有时我逃避，发现自己在印度斯坦人的房子里，内有藤桌等家具。桌子和沙发等等的腿都即刻有了生命。鳄鱼的可厌的头部及其睨视的双眼对着我，上千次地重复着这种动作，我站在那里，不胜厌恶，迷惑不解。这个可憎的爬虫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这种同样的梦很多次都被同样的方式打断： 我听到柔和的声音在向我说话(我睡着时听得到每种声音)，即刻醒来，已是中午，我的孩子们正手拉手地站在床边，来让我看他们的花鞋、长袍，或者让我看他们出门前的装束打扮。我断言从我梦中可恶的鳄鱼和其他非言语所能表达的怪物到天真无邪的人的天性和幼年的过渡是这样可怕，在我心情的突变之下，我情不自禁地边吻孩子边流泪。
我想那是五月里的一个星期天， 复活节的星期天早晨，时间还早得很哩，我好像是站在自己的茅舍门前。摆在我眼前的正是从那个位置所能一览无余的景色，只不过像通常那样，梦的力量把它提高了，给它增添了庄严的色彩。那里还是同样的那些高山，脚下仍是同样的那些深谷;但那些山升得超过了亚平宁山的高度，而且在它们之间展开着更大的草场和林间草地;灌木围篱上长满了白色的玫瑰;连一个动物也看不到，除开在那片绿色的墓地里的那些长满青草的坟墓上，特别是在我心爱过的一个孩子的坟墓四周，有一些牛在静静地休息，正像我在小孩去世的那个夏天日出前不久所实际看到的一模一样。我注视着这一熟悉的景象，大声地自言自语说：“太阳尚未升起，这是一个复活节的星期天，是人们庆祝复活的第一批果实的日子。我要走出去，旧的哀愁将会忘记，因为空气凉爽安宁，山高，直达天际;树林空地也像墓地一样静谧，同时，我可以用朝露洗去我额头上的热度，然后就再不会不高兴了。”我转过身去，好像要去打开花园的大门;我即刻在左边看到了一幅大不相同的景象，但梦的力量仍使它跟别的景象相调和。那是一幅东方的景象，也在过复活节的星期天，早上，还很早，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隐约可见的是一个大城市的圆屋顶和圆顶阁，像是地平线上的一个斑点。这大概是从一张耶路撒冷的画片上看到过的形象。距我一箭之遥，在一块石头上，在犹大棕榈树的阴影下，坐着一位妇女。我看了看，那是安!她认真地盯着我，我终于对她说：“我到底找到你了。”我等待着，可她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她的脸孔和我最后看见她时是一样的，可又多么不同啊!十七年前，路灯照着她的脸，我最后一次吻她的嘴唇(安，你的嘴唇，当时对我来说是纯洁的)，她的眼睛流着泪;那泪水现在已经擦掉，她似乎比当时更加漂亮了，但其他方面照旧，没有变老。她的面容很安详，但带有一种不寻常的庄严的表情。我怀着敬畏之情注视着她，突然她的面容变模糊了，转向高山，我看见云雾在我们两人之间滚滚上升，过了一会，所有一切都化为乌有，眼前一团黑暗，一眨眼，我远远地离开了那些高山，又在牛津街路灯的照射下同安在一起散步，正像十七年前我们还是少年儿童时那样。
作为最后一个样品，现在让我从1802年引来一个不同性质的梦吧：
这场梦是以我现在常在梦中听到的一种音乐开始的。那是一种让人有所准备和悬念不安的音乐;是一种像加冕典礼赞歌的开头、给人一种大进军之感的音乐： 一只望不到头的骑兵队在单列行进，无数的步兵在踏着沉重的脚步勇往直前。那是一个重大日子的早晨，是人类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的关键时刻，接着是黑暗笼罩一切，陷入某种可怕的窘境。某个地方，但我不知道确切在哪里——这样或那样，但我不知道究竟怎样——什么人，但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正在进行着一个战役，一场争吵，一种斗争;像一幕伟大的戏剧或一篇乐章那样正在展开;由于我不清楚它的地点、它的性质和它可能的结局，我决不能予以同情和支持。我，像通常在梦中一样(必定是使我们自己作为每个行动的中心)有能力，也可以说是没有能力来决定。假若我把自己提高到愿意那样做的地步，我就有那种能力;可仍然是没有那种能力，因为在我身上压着二十个大西洋的重量，或者说是在不可补赎的罪过的压抑之下。“铅锤听起来降得更下了，”我躺在那里无能为力。接着，就像合唱一样，激情加深了。某种更大的利益也濒临危险;基于某种更大的理由，刀剑已为之请命，喇叭已为之开声。然后就突然发生了惊恐和东逃西窜;无数难民的慌乱失措，我不知那是由于正当的原因，还是不正当的原因。紧接着出现的是： 黑暗与灯光，暴风雨与人的面孔。最后，带着一切都完了的感觉，看见了女人以及对我来说抵得上整个世界的那个面貌，可只有一刹那的工夫;接着是鼓掌和令人心碎的分离;再接着是永远的告别!听到叹息的声音，正像是那位乱伦的母亲在说出死亡这个可恶的字眼时地狱的洞穴所发出的叹息。永久的告别! 这个声音在回响——一次又一次地在回响——永久的告别!
我在挣扎中惊醒，大声喊着“我再也不睡了”!
(刘重德译)
【赏析】
在19世纪浪漫派文学家中，许多人都有吸食鸦片的经历，鸦片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柯勒律治从吸食鸦片的幻梦中得到灵感，创作出瑰丽神奇的诗篇《忽必烈汗》;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的吸食鸦片的经历则催生出自传名著《瘾君子自白》(又译《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需要说明的是，19世纪初，人们并不像今天一样把鸦片当作毒品。很多时候，鸦片被看成药物，社会各阶层吸食鸦片的人也很多。即便如此，对一个有教养的人而言，过度吸食鸦片也还是有损形象的，是一种不良嗜好。因此，虽然很多名人吸食鸦片成瘾，却不愿公开承认。那么，德·昆西为什么要当众暴露自己的隐私呢?德·昆西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对自己吸鸦片成瘾的行为加以辩解，消除人们对他的误会和指责;另一方面，他深感世人由于多种原因并不了解鸦片的真实情况，自己有责任通过亲身经历将真相揭示出来。因而，德·昆西的忏悔不应看作是一个罪人的忏悔，而是某种真相的袒露。
作为自传性作品，德·昆西的这部作品其特别之处在于，他以吸食鸦片为中心事件来组织有关自己人生经历的材料。作者申明，鸦片才是这部自传性作品真正的主人公，是他所关注的中心，在作品中他要通过鸦片对人的影响来展现鸦片的力量。德·昆西对自己的很多重要经历都略而不谈，却详细描写了自己青年时代流浪伦敦的经历。导致德·昆西吸食鸦片的严重的胃病正是在伦敦流浪中埋下了病根。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他人生中收获最丰富的时期之一，使他很早就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既看到人性中的丑恶，也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人性的美好集中体现在那个名字叫安的年轻妓女身上。在德·昆西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安慰他、帮助他的是这个受尽苦难的年轻女人。安身上体现了女性的柔情、纯真、无私、母性以及不幸和脆弱。对安的思念和寻找，后来成为德·昆西吸食鸦片后所产生的梦境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给人带来快乐，还是招致痛苦，鸦片对人产生的影响都表现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在德·昆西看来，鸦片除了对人的身体产生一定的麻醉作用外，其不寻常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产生的影响。作者指出，鸦片能使人在最初服用和少量服用时产生难以想象的平静和愉悦，他特别将鸦片与酒作了对比，写出鸦片给人带来的快乐主要是精神上的，而且持续很久。鸦片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则是吸食后产生的难以摆脱的无数梦魇。作者通过对他的大量的鸦片梦的描写，显示了鸦片的令人恐怖的力量。从文中看，过量吸食鸦片，给人带来的痛苦大于快乐。
吸鸦片后所形成的幻梦是这部作品的重头戏之一。德·昆西写出了鸦片梦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关系。远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出现前，德·昆西就对人的潜意识进行探索：“也许，在午夜沉睡人所拥有的那种秘密矛盾状态之下，意识常常被照亮了，但当一切结束时，记忆又立即朦胧起来，昏滞下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儿童都能够完善地悖离他自己最早的某种堕落与邪恶念头。”也就是说，德·昆西认为梦能进入人的隐秘的心灵深处。在这部自传中，德·昆西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由一个马来人而引起的一系列的东方梦。在现实生活中，一个马来人曾偶然路过德·昆西的家，德·昆西用鸦片招待他。这个马来人当着德·昆西的面服下大量鸦片(在昆西看来似乎是致命的)，然后便离开了。马来人来自德·昆西所不熟悉的东方，他的行为本身让德·昆西觉得十分怪异和恐惧。同时，隐隐的担心和内疚也折磨着昆西，生怕自己会间接造成马来人的死亡。从此，马来人就常出现在他的鸦片梦中，并且与遥远而古老的东方联系起来。由于文化的隔膜，东方在昆西的梦中显得十分怪异，作者在以东方为背景的梦中要么是看到可怕的鳄鱼，要么是被幽禁在某个密室里，处处有压迫感和恐惧感。这些都反映出德·昆西的某些潜意识，梦唤起了他白天用理性加以抑制的东西，令他感到恐怖。
在昆西看来，鸦片梦还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它们唤起被遗忘的往事，向人们揭示出那些使人成为今天的“我”一个个关节点，使人对往事有了重新认识，领悟到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中，作者写到自己的一个有关复活节的梦，他梦到自己仿佛又回到少年时代，还意外地看到了安，他很高兴，但很快浓雾却将两人又分隔开。爱的失落、寻觅在德·昆西的人生历程和文学作品中具有核心意义，显然，安也成了引领他飞升的“永恒的女性”。
自传文体最根本的要求是真实，大量梦境的描写在以往自传作品中十分少见，这体现出德·昆西独特的真实观。德·昆西认为，梦境往往揭开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面纱，让我们看到更深刻的真实，而这些都是借助于鸦片才达到的。也就是说，鸦片的力量在于，它通过梦使人的精神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高度，洞悉生命的真实。代价是难以承受的心灵痛苦。
可见，吸食鸦片的经历已成为昆西生命体验中最重要的部分，成为他的自传的主人公。就自传的写作目的而言，作者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瘾君子的忏悔，写出了鸦片给人带来的快乐和痛苦，展现了鸦片的令人恐怖的力量，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特别是自我精神世界的刻画。作者强烈的个性和自我认同也通过自我隐秘的揭示得以确立。
德·昆西认为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知识的文学”，一是“力量的文学”。前者好比是舵，其功能为“教导”，后者是桨，其功能为“感动”。德·昆西晚年在编辑个人全集时，他将自己有关经济、教育的著作归于“知识的文学”，而将《自白》和一些最著名的评论文章归之于“力量的文学”。德·昆西称“知识”使人在平地上一步步推进，而获得“力量”的第一步就使人飞翔。德·昆西描写出了被压抑的心灵的激情，与他的同代作家相比，他具有一种超前性，这正是他的“力量”所在。此外，德·昆西精神气质上是一位浪漫派的诗人，却常以一位哲学家自居。他的文字既处处充满激情，又常出现睿智的思考和评析，充满了复杂的风格。
德·昆西在《瘾君子自白》中没有按时间顺序完整地写出自己的人生经历，而是以某一问题为核心构建作品，即选取自己吸食鸦片的经历和后果这一典型事件进行描写，具有浪漫主义时代自传的典型特点。作为同类作品，这部忏悔录以其内容及艺术风格的独特而著称于世，给西方自传包括忏悔录的写作带来深刻的影响。
(曹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