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一部宏篇巨制式的大手笔，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尽管作者曾自我反省道：“我原定的计划要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多……可是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就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即便如此，《子夜》的作者依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恢宏阔大、风云变幻的“舞台”——30年代初的大上海。其实我这样说是不确切的，茅盾只是集中全部的笔力，透过一处一点来观照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整个中国的。
《子夜》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悲剧——一个刚强有力的民族工业巨子如何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路奔突，一败涂地。在这里，茅盾也像选取“大上海”作为全篇的叙述重心一样，“选中”了吴荪甫作为30年代初一代民族资本家的“典型”来铺写和反映在“两半”特殊性质的中国社会里，依靠民族资本家的单方面“努力”是决计担负不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的。
其实有不少读者，都误解了作家的写作意图，以为作家是为民族资本家理想的最终幻灭而哀叹。事实上这样的理解严重损坏了作品本身拥有的更大的思想内涵。作家曾于1977年10月9日《子夜》再版的后记里明确提到“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有关。当时参加者，大致提出三个论点……一、中国在是两半社会，打倒法西斯政权是当前革命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主力，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二、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任务由中国资产阶级担任;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可以反共……也反官僚买办……从而取得政权。《子夜》通过吴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驳斥了后两种谬论。”
从《子夜》，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是自觉展开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全方位”的描绘。但引起我关注的，倒不是民族资本家“实现工业王国”梦想的破灭，抑或是农民暴动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这三条主线中的任一条。作为一个初读者，我所着意关注的倒是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命运及其历纠葛和走向。我想作家一方面运用大手笔为我们展现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一方面也用极为深刻、犀利、入微甚至细腻的笔触将作品里各阶层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置于自己“观察的显微镜”和“解剖的手术刀”下。光看作家塑造吴荪甫和赵伯韬这两大形象，所采取的艺术手法就不同。对于吴，他是放在读者的眼皮底下，正面去描写，而至于后者却只是通过其他人物的反衬来达到“入木三分”的艺术效果的。这就提醒这我们，作家在创作技巧的运用上是多样化的。
此外，我们在读《子夜》时，还不能不注意到它的结构：宏伟严密且脉络清晰。它没有传统小说那种庞杂冗沓的诟病，它是集中一处或两处，一点或两点来铺盖、折射全局的。我们还注意到作家在首尾呼应上的匠心独运——开头吴府不可一世的气派，结尾“我们破产了!”的深沉的悲哀;开头吴老太爷提心吊担地来避祸，结尾吴家老小静悄悄、灰溜溜地去避暑。
作为最重要的主人公形象，吴惹动我神经的倒不是他的刚强和气魄，恰恰正是他的软弱、矛盾、自私和专断。除了“怎么”和“专断”为我所不齿之外，其他两面都带给我很大的思索和震撼。且看这一段描写：
“他在企业界中是一员猛将，他是时刻向前突进的，然而在他前面，不是浮了空中的荒唐虚无的海市蜃楼么?在他周围不是变形了的轮廓模糊的人物么?正如他现在坐这汽车在迷雾中向前冲呀!”
关于他的自私，不要列举太多的例子，单从正面这一段里，我们就可以十分明了的地看出30年代初资本家的真实面目(不管何种性质的资本家)。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刚才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已渐渐地在缩小，而个人利害的顾虑却在渐渐扩大，终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虽然吴是“工业时代的王子和骑士”，他的眼界也还是狭隘的，他所谓的“高大的烟囱如林，轮船在乘风破浪……”的“抱负”也只是中国“大棋盘”里的某一处的“小大小闹”，终究像他那样的民族资本家是难以负担得起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历史重任的。
再反观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江浙交界，浙江的温台地带，甚至于宁绍、两湖、江西、福建，到处都是农民骚动，大小股土匪打起共产党的旗号的数也数不清。”则简直可以说吴的“努力”是彻头彻尾的狭隘自私和不堪一击了。
文章中因各种由农民、工人和“五四”后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新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引发的一系列遍布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的种项无能运动而引起当时社会各种上“精英阶层”的恐慌和愤慨，则确确实实地让我们可以看到一股真正的为民族、为民主的巨大的历史潜流在暗涌，这就实实在在地提示了历史的最终走向。
最后在《子夜》里，还有一群年轻人也同样地牵动我敏感脆弱的神经。
范博文，“五四”以后的新诗人，一个参加过“五卅”运动的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整日里除了自己所谓的幽默之外，实实在在的只是个“只说不做”的“软骨头”。张素素、吴芝生之流的，虽则较范积极热心点，但在“五卅”纪念日里也会躲进大三无酒家。而杜新箨和林佩珊，我则不想多置喙，作家在文中早已“露骨”地对其有所描绘――“杜新箨接了口，“不要紧!至少明天，后天，下星期，下个月，再下下下个月，都不要紧!岂但上海，至少天津、汉口……再下下下个月内……再不然，日本美国法国，总应该不要紧吧!供我们优游行乐的地方还多着呢!不要紧!”林佩珊扑哧一声笑，也就放宽了心。”
文中不可不提的还有另一个年轻人——吴少奶奶和她干枯的的玫瑰。“干枯的玫瑰”或者我们可以解读为“两半”社会下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幸福无着落的深沉的悲哀。这也就从另一人性的层面上去鞭挞当时黑暗的社会(关于青年人幸福破灭的事实在文中还有多处例子，在此不赘述)。
总之，《子夜》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时至今日，它留待我们反省思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读者不胜笔力，仅能浅薄地抒发一点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