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自幼体弱多病，沉溺于幻想，深具绘画天赋。1921年我进入西班牙皇家马德里学院学习，在这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1926年10月20日因为长久以来特立独行的奇装异服和荒诞言行，我被学校永久开除。之后，我两次去巴黎，得到毕加索的赏识，并接触到超现实主义团体而成为其中重要成员。1929年我在巴黎举办第一次画展，并创作影片《安达卢西亚的狗》，引起轰动。同年我陷入了对艾吕雅妻子加拉的爱恋，也因此受到身为公证人的父亲的驱逐，加拉最终与我生活在一起。其后我频繁往来于巴黎、纽约、利加特港之间，我的大量深具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在此期间诞生。1940年德国占领西班牙后，我决定定居美国，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出于对生活体验的目的，我在自己36岁的时候写下了这部自传。
【作品选录】
第一章
轶事性自画像
我知道我所吃的。
但我不知道我所做的。
有一些男人微笑时，就会大胆地展示挂在牙齿间的、被称之为菠菜的那种可怕的、有损名誉的蔬菜残屑，我无幸成为这样的男人。这并非是由于我比别人刷牙更认真，而是由于一个暗伤般的原因，即我从不吃菠菜。事实上，我一般总是把各种食物、特别是菠菜当成具有美学和伦理学本质价值的事物来看待，反胃的哨兵永远守候在那儿，迫使我严格挑选食品，用认真的关怀态度监视我的饮食。
实际上，我只爱吃那具有清晰的、能被智力理解的形式的东西。如果说我讨厌菠菜，那是因为它像自由一样不定型。与菠菜相反的是甲壳类动物，我爱吃这种东西，特别是所有小小的这种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所有带硬壳的东西。作为一种外骨骼动物，甲壳类动物实现了这种从本质上说是哲学的美妙想法，把骨骼移到了外部并把细腻无比的肉藏到了内部。由于严格的体型保护着它们柔软而有营养的种种妄想，它们才能封闭在庄严的容器内，不受外部的糟蹋，只有去掉外壳才会使它们遭受我们味觉器官帝国的征服。用牙齿咬碎小鸟的颅骨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呵!人们能换一种方式吃脑髓吗?
牙床是我们获得哲学知识的最佳工具。有什么能比你慢慢地吮吸仍在臼齿间裂开的骨头的精髓更具有哲学意味呢?当你从全部东西中寻找到骨髓的那一瞬间，你似乎就控制了形势。这就是突然从中涌出的真理的味道，这就是从骨之井中喷出来的，你终于紧含在齿间的赤裸裸的鲜嫩的真理。一旦克服了障碍(多亏了它，一切自尊的食品才能“保持其形式”)，对欲望来说，除了鱼发黏的玻璃状眼睛、鸟的小脑、骨头的精髓或牡蛎的柔软淫荡就没有什么会完全是黏糊糊的、胶状的、颤动的、含混的和可耻的了。不过我已经预感到你们的问题： 你喜欢卡芒贝尔奶酪吗?它保持着形式吗?是的，当卡芒贝尔奶酪正开始流淌并自然地具有了我著名的软表的形式时，我非常喜欢它。我要补充一句，如果有人成功地制造出菠菜形的卡芒贝尔奶酪，很可能我就不再喜欢吃它了。
不要忘记这一点： 把山鹬用特殊方式贮藏到有点变味后，再用酒精烧烤它，随后放在它本身的排泄物中端上来，这是巴黎上等饭店的习俗，对我来说，它永远是美食学庄严领域内一种真正文明的最优美象征。放在盘子上的赤裸山鹬的苗条躯体，仿佛达到了拉斐尔式的完美比例!
因此，我明确而又无情地说，我要吃这个!我更加惊异地观察我周围那些什么都吃的亵渎神灵者，他们好像仅仅是在做一桩不得不干的事!我永远清楚地明白我想从自己意识中获得什么东西。对我那些如肥皂泡一样轻飘易破的感情来说，则是另一种情况，因为我从无法预见到我行为的歇斯底里和离奇古怪的进程。除此以外，我种种行动的最后结果最先令我感到意外。恰如每一次，从我感情的无数彩虹般肥皂泡中，总会有一个泡泡在死亡的坠落中得救，奇迹般地成功着陆，一下子变成这些关键的行动之一，就像炮弹爆炸一样吓人。没有什么能比那些将源源而来的轶事更好地说明这点了。我不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这些随意潜入我的过去的轶事。这些严格忠实于实际、直截了当叙述的轶事，是我自己形象的外骨骼的组成部分，是我自画像的钙质材料。
我十三岁了，是费格拉斯的主母修士会学校的学生。从教室到操场，我们要从一处很陡的石砌楼梯走下去。一天傍晚，无缘无故，我忍不住想从楼梯高处往下跳。可是我害怕了，我犹疑不决，我得把这种强烈的欲望推迟到次日实现。第二天，我再也忍不住了，与同学们一起下楼梯时，我发狂地跳到了空中，跌落在楼梯台阶上，随后又滚到下面的台阶处。我摔得鼻青脸肿，但是一种无法解说的巨大快感，使我觉得这痛苦无足轻重。这件事在同学们和修士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大家围着我，给我治疗，用湿的绷带包扎我的头。在这个时期，我非常腼腆，一点小事就会使我脸红到耳朵根。我是孤独的，把时间用在躲避旁人上。不安的人们大批拥来，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四天后，我又重复了同样的事，事情发生在第二轮文体活动期间，修士学监并不在场。我跳下去时，发出一声尖叫，把整个操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身上。虽然受了挫伤，但却快乐极了，我又干了一次。每次我从楼梯上下来，同学们都极端不安地喘着粗气，等待着什么。我永远记得十月的一个傍晚。雨刚停，操场上升起潮湿的土地和玫瑰花的气味。被落日映红的天空中，清楚地显出了壮丽的云彩，我觉得它们像一些爬行的豹，像拿破仑，或像断了桅杆的帆船。封神的无尽光芒从天上照亮着我的脸。在一派死寂之中，在停止了游戏的同学们的发呆目光中，我从楼梯上，一级级走下来。我不会同任何一位神交换角色。
我二十二岁了，在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获得绘画奖之前，在绘制那不使画笔触到画布的竞赛作品之际，我就打赌能得到它。实际上，通过把构成一种惊人的点彩派绘画的飞溅色彩从一米远的地方抛到画布上，我成功地画了规定的题材。素描与色彩都那么准确，从而使我获得了一等奖。第二年，我必须通过美术史的考试。我怀着要表现得极为出色的念头参加考试。而且我也认真地为这次考试做了准备。走上主考官们就座的讲台，我抽出落到我身上的问题。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该问题恰好是我想发挥的。但是，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克制的怠倦情绪;令听众目瞪口呆，我明确宣布我比三位教授加起来还聪明，我拒绝由他们来考我，因为我对提出的问题极为精通。
一直在马德里美术学院。不断而又系统地与大家唱反调的欲望，把我引向各种荒谬怪诞的言行，它们很快使我在马德里艺术界获得了真正的名气。有一天，绘画课上，规定我们照一尊哥特式圣母小雕像写生。教授在离开前，还嘱咐我们如实表现每人“看到”的东西。他刚一转过身去，受到疯狂地想愚弄别人的情绪的支配，我参照一册作品展目，着手最精确地画一台秤。所有的同学都确信我真的疯了。到了周末，教授来纠正和评价我们的工作，他面对着我交给他的图画，板起了脸。所有我旁边的同学全陷入了惶惶不安的沉默，我用因腼腆而有点发窘的声音大胆地说：“您可能同大家一样看到一位圣母，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台秤!”
我二十九岁了，夏天在卡达凯斯，我向加拉献殷勤。我们与一些朋友在海边共进午餐，在那向上攀爬的葡萄丛下，蜜蜂的轻微嗡嗡声让人昏昏欲睡。我幸福到了极点，尽管成熟的爱情重担已压在我肩上，它诞生了并像一个闪耀着无数痛苦宝石的粗大金章鱼紧紧卡在我的喉咙里。我刚吃了四只烤龙虾，灌了当地产的土酒，这些土酒不会声张，但它们却是由地中海地区最美妙的秘方制成的。
这顿午餐拖了很久，太阳都开始下落了。我赤着双脚，一位崇拜我多时的女朋友，已多次暗示过我脚的美丽。这正是拉·帕丽斯的真理，我觉得她不停地对我重复恭维话，太愚蠢了。她坐在地上，头轻轻靠在我膝上。突然，她把手放在我一只脚上，试图用颤抖的手指怯生生地抚摸它，在一种唯恐失掉自我的情感左右下，我跳起来，仿佛我突然变成了加拉。我撞了这位崇拜者，把她推倒在地上，使劲地踩她。大家不得不把沾满血的她与我拉开。
我献身于各种想干和不想干的古怪行为。我三十三岁了。我刚接到一位最杰出的年轻精神病医生的电话。他才在《米诺陶》中读到我关于“偏执狂活动的各种内在机制”的论文，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样一个题目的正确科学认识(一般而言，这是极为罕见的)令他吃惊。他想见见我，当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当晚在我位于巴黎高盖街的画室里会面。这临近的会面使我十分激动，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起草一份我们要谈的事情的大纲。实际上，我满意我的各种观点(就连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把它们看成是自相矛盾的心血来潮的产物)会在一种科学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我一心想使我们初次交换意见这件事能正规地、甚至有几分庄严地进行。在等待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到来之际，我继续凭记忆画一幅肖像，我正在把它画成诺埃依子爵夫人。这幅用铜版制作的画，搞起来很难。为了看清我画在光洁如镜的褐色铜片表面上的素描，我注意到在反光最明亮的地方能清楚地辨认出我作品的细节。因此我在鼻尖上贴上一块三厘米的方形白纸片来做画，这块白纸片的反光完美地显示出我的素描。
六点整，有人按门铃。我收起铜版，给来访者打开门。雅克·拉康进来了，我们马上开始一场非常紧凑的专业性讨论。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观点与公认的构造主义论断是对立的。在两个小时内，我们以真正激动的辩证方式谈论着。雅克·拉康离开时，答应定期跟我接触，以便交换意见。
他走后，我在画室里来回踱步，尽力概括我们的谈话内容，更客观地估量我们之间暴露出来的少数不同点。可有一点令我困惑不解，那就是这位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不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这令我不安。仿佛一种奇怪的微笑想掀开他的嘴唇，而他克制着不让自己显出惊奇来。他在致力于对我的面貌(那些使我心灵激动的想法让它富于生气)进行形态学研究吗?当我去洗手时(这个时刻正是人们能最清楚地弄明白不论什么问题的时刻)，我解开了这个谜。不过这次是镜子给了我答案。在那两个小时内，我忘记除掉贴在鼻尖上的小白方纸片，以一种客观严肃的语调，极为认真地谈论着先验的问题，却毫没料到我鼻子的可笑样子!可有哪个犬儒主义的故弄玄虚者能把这个角色演到底呢?
我二十三岁了。居住在费格拉斯父母的住宅里，我正在我的画室中画一幅立体主义的大画。我弄丢了室内便袍的腰带，它在活动时总妨碍我。我随便找了根电线缠在腰间。可这根电线的一头有个小灯泡。管它哪!我懒得摘掉它，就把它当成腰带扣用。过了一会儿，妹妹通知我，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他们想见我，正在客厅里等着。我摆脱了对这件作品的不满，来到客厅。父母朝我沾满颜色的室内便袍不满地瞟了一眼，不过大家还没看到挂在我屁股上的灯泡。相互介绍后，我坐了下来，灯泡在安乐椅与我后部之间爆裂了，发出炸弹般的声响……
就是这样，巧合热衷于让我生活里那些最微小的事情变得强烈而又令人难忘。而在别人身上，这些最微小的事情不注意地就过去了。
1928年，我在故乡费格拉斯做了一次讲演，市长和地方当局的官员们主持这次讲演会。一群不懂规矩的人拥在大厅里，我气冲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讲演到此结束。”我就这样讲完了结束语。我的声调是愤怒的，几乎是挑衅性的。大厅里的听众不懂我讲演的结尾，而我则不满他们笨得无法了解我的思路。可是，在我清楚地说出“结束”这个词时，市长当即倒毙在我脚下!
那种激动的情绪真无法形容，因为这个人深孚众望，为市民爱戴。那些幽默的报纸硬说，我讲演中大声讲出的种种十分荒谬的话杀害了他。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由于心绞痛的急剧发作造成的。
1937年，我得在巴塞罗纳做一次关于“床头柜的现象学的和超现实主义的神秘”的讲演。就在那一天，爆发了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那些仍来听我讲演的听众中，有一部分是当地的囚徒，这准是由于匆忙降下了临街的玻璃窗的铁帘子。在我讲话期间，能断续听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队伍的一阵阵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在巴塞罗纳举行的另一次讲演期间，有一名白胡子的医生，突然犯了疯病，从听众中站起来，想杀死我。人们费了好大劲……拼命制止他，把他从大厅里弄出去。
1936年，在我们位于圣心教堂附近的贝克海尔街的房间里。加拉要在次日上午动手术，当晚得在诊所里安静地过夜。手术很难做，然而加拉毫不在意，下午我们用来制作两件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她好像一个孩子，制作出令人吃惊的不同物件的装配物后，再无意识地把它们破坏掉。后来，我才懂得她的作品充满了对她那临近的手术的无意识暗示。卓越的生物学特性在其中体现得十分清楚： 一些金属触角准备撕碎一些薄膜，一碗面粉减轻了那些乳房的冲撞，在乳房处生出了一根公鸡的羽毛。我本人制作了一个“即将入睡的钟”： 在一个豪华的底座上放置了一只大的棍状面包，在面包背上，排列整齐地嵌着一打装满塘鹅牌墨水的墨水瓶。每个墨水瓶上插着根色彩各异的羽毛笔。我为产生的效果欣喜若狂。
黄昏时分，加拉的作品完成了，于是我们决定去诊所前把它给安德烈·布列东看看。我们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小心翼翼地把这件作品放进去，很不幸，刚一摇动，它就散开了。盛着一公斤面粉的碗倒了下来。我们看到自己浑身一片白。出租汽车司机不时回头张望我们，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同样多的惊异和怜悯。他在一家面包店前停住车，我们又买了一公斤新鲜面粉。一个事故接着一个事故，我们很晚才到诊所，像幽灵一样出现在院子里，站在迎接我们的那些护士面前，样子显得很怪。我和加拉拍打着身子，一大片云雾状的面粉从我们的衣服和头发上飘散开来。我把加拉留在诊所，很快回到家里，同时继续漫不经心地拍打着身上。我晚餐吃得很香，吃的是牡蛎和烤鸽子。喝过三杯咖啡后，我重又动手制作下午开始搞的作品。从离开它的那一刻起，我一直急于回到这桩工作上来，我始终想着我的作品，这种不关心妻子手术的态度，令我自己都有点儿感到吃惊。但是，哪怕我尽力去做，我也感受不到一点点不安。这种对我认为是深深爱恋的生命的各种痛苦全然超脱的状况，向我的心灵提出了一个道德和哲学的问题，对此我只能以后给以解答。
就像被灵感控制的音乐家，我感到在自己心中翻腾着各种构想。我添上了六十个墨水瓶的形象，在它们上面，插着用水彩在小小的方纸片上画出的笔杆，用一条线把这些形象吊在我的面包下面。我出神地凝视着我的作品那极为实在而又荒谬的形状，随后在凌晨两点左右，我躺下来，陷入天使般的甜睡之中。五点钟，我醒了，这次就像个魔鬼一样。我生活中的最大苦恼把我钉在了床上，费了半天劲，我终于把令我憋闷的那些被子抛开了。我浑身都是悔恨的冷汗。天亮了。鸟儿疯狂地歌唱使我彻底醒了过来。
加拉，加露琪卡，加露琪基尼达!我的泪水涌了出来，它们就像生孩子的抽搐一样灼热和痛苦。一旦止住了泪水，我就重新看到靠在卡达凯斯一棵橄榄树上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夏末在克鲁斯海岬的岩礁中弯腰拾一块光彩夺目的云母石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游得好远只能让我看到一张微笑的小小面孔的加拉的形象。由于重睹上述景象，我的泪水很快又涌了出来，这回它们流淌得更厉害了，好像感情的机制压紧我眼球的肌肉膜，要让泪水流尽似的。我的爱情的每一灿烂景象，都装在了回忆的青灰色酸柠檬中。
我奔到诊所，怀着野性的痛苦，一把抓牢外科医生的大褂，使得他特殊地看待我。一周内，我时刻在哭泣，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都惊呆了。最后，在一个星期天，危险过去了。死亡恭顺地匆匆退去。加露琪卡微笑了。我抓住她的手，紧贴在我的面颊上，充满柔情地想到：“在这之后，我或许会杀了你!”
我去维也纳游历过三次，三次旅行在一点上十分相似。早晨，我去看塞尔南收藏品中的维米尔作品，下午，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看弗洛伊德，这理由就是每次都有人告诉我，出于健康的原因，他呆在乡间。我忧郁地忆起吃着巧克力馅饼，拜访古董商，在维也纳漫步的情景。晚上，我独自一人与弗洛伊德进行了想象中的长谈。只有一次，他屈尊陪我回到我住的萨切尔旅馆，被我房间的窗帘缠住，他同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夜晚。
在我最后一次试图见到弗洛伊德几年后，我与几位朋友在桑斯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我吃着心爱的食品蜗牛时，从邻座的肩上看去，见到一份报纸的首页上登着这位大师的照片，我马上从这份报纸上弄到了一份宣告弗洛伊德来到巴黎的样本。他的颅骨就像一只蜗牛，只要用一根大头针就能从中挑出脑浆来。这一发现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他去世前一年为他画的肖像。
拉斐尔的颅骨与弗洛伊德的完全不同，它像一块凸面的钻石，是八角形的，它的脑浆像石头上的纹理一样。列奥纳多的颅骨像个核桃，也就是说，它显得更真实。
我终于在伦敦见到了弗洛伊德。斯蒂芬·茨维格和诗人爱德华·詹姆士陪伴着我。穿过这位老教授居住的大楼院子时，我看见墙上靠着一辆自行车。车座上绑着一个红色橡胶热水袋，竟然有一只蜗牛在这个热水袋上移动!
并不像我希望的，我们谈得很少，不过我们都贪婪地盯着对方看。弗洛伊德除了知道他所喜爱的我的绘画外，对我一无所知，我试图在他眼前显示出具有一种“渊博知识”的花花公子的派头。我后来了解到，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完全相反。离开他之前，我想送给他一本刊登我写的一篇论偏执狂文章的杂志。于是我打开这本杂志，翻到印有我的研究成果的那一页，请他答应读一下它，如果他有空的话。弗洛伊德继续凝视着我，根本没注意我给他看的东西。我向他解释，这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心血来潮无关，它涉及的是一篇论文，其中的那些抱负实际上是科学的。我用手指指在它上面，还向他重复了好几遍它的标题。面对着他毫不动摇的冷淡，我的声音越来越尖锐，含有坚决要求的意味。弗洛伊德继续观察着我，仿佛整个生命都投入捕捉我的心理现实的活动，这时他突然向斯蒂芬·茨维格喊道：“我从没看到这样完美的西班牙人的典型，多狂热呵!”
(欧阳英译)
【赏析】
“我注定要从现代艺术的虚无中真正拯救绘画，这发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发生在这个我们有幸或不幸生活于其中的机械而又平庸的天地里。如果我回首往昔，我觉得拉斐尔那样的人就是真正的神明……如果我转向当代，尽管我并没低估那些比我高明得多的专家，我都无论如何也不愿把我的个性与同时代的任何一位的个性交换”， 这是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在自传中对自己的历史定位与肯定。与古典主义一脉相承的精英艺术进入机械复制时代以后，便在大众狂欢的风雨吹打之下摇摇欲坠;为了高蹈于大众的平庸之上，20世纪的艺术家们倾尽心力，为“个性”无所不为，甚至走向极端。达利这位拥有“不愿与同时代任何一位交换的个性”的艺术家，在其自传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同样显示了这种另具一格的极端性。
在文本内容的选择上，达利充分提取了体现自己个性的行事作派的片段： 对教授问题的拒绝回答，让市长倒毙的挑衅言词，用电线作腰带的随性行为……达利称自己是“多形生理本能反常者”，种种歇斯底里的怪异言行和精神的狂乱偏执很难用理性解释。他好吃但拒绝菠菜，说“如果说我讨厌菠菜，那是因为它像自由一样不定型”;他热爱马德里学院，因为“马德里的天空异常的蓝，淡玫瑰色的砖房向我许诺大量的光荣”，却又独行其是放纵狂欢，最后被学院永久开除。西班牙式的热烈张狂的行为构成《达利自传》叙述的主要内容，它们不按时间不分场合随时随地出现在文本之中，昭示着达利只接受思想的启示、不接受理性控制、对纯粹美学与道德偏见加以排斥的超现实主义主张。
达利也尝试自我剖析这种怪异行径：“不断而又系统地与大家唱反调的欲望，把我引向各种荒谬怪诞的言行”，这种欲望可以理解成一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为保持审美个性脱离平庸的本能。正是这种本能驱使他在自传的后半部分不断强调自己对作品原初面貌的坚决捍卫，包括《安达卢西亚的狗》，包括他在美国的被篡改的橱窗装饰作品。达利不遗余力地在传记中展示自己的独特的个性与风格，从穿衣打扮到立业成家，极端地艺术着，艺术地生活着。
达利这种“走向极端的个性”，汇注到创作的字里行间，形成了叙事上的不连续性。纵观全书，尽管达利似乎是按照时间顺序立传，然仔细观之，会发现章节与章节的叙事之间是断裂的，时间与逻辑被分割成一部分一部分，各自为战。而每一章节自身的叙事也依然是不连续的： 第一章中由菠菜讲到牙床再提到山鹬最后拐入自己对自画像的看法，达利似乎只是把脑子里不断涌现出来的东西快速地记录下来，叙事之间看不出因果上的联系和必然，类似意识流的写作外壳，中间却存在着空白点与断裂带。这种叙事的不连续还表现在传记里大量的词与词的偶然组合现象：“……尽管成熟的爱情重担已压在我肩上，它诞生了并像一个闪耀着无数痛苦宝石的粗大金章鱼紧紧卡在我的喉咙里。我刚吃了四只烤龙虾……”
叙事的拼贴和词与词的偶合的背后隐藏着创作方法上的反逻辑性，每一次被打断的叙事都迫使阅读者摆脱审美惯性，重新思考这些非理性的、逻辑上无法解释的“现实”。因为自传叙事的不连续而产生的空白，留给阅读者多重解读空间和多种阐释可能。读者通过自己的思考、阐释或者误读，得出自己的结论。每一个叙事的断层都仿佛是一条路径，这些路径在达利看似随意却又苦心的经营之下，呈现出类似于他的绘画与雕塑一样的独特面目： 模糊不清、荒诞怪异而又暧昧难言。于是阅读变成了一场读者与达利之间智力的角逐，达利用文字描绘出超现实的“画作”，而“拯救绘画于虚无”的使命感与“我的精神忙于成为一切中最优秀的精神”的信念，便成为阅读达利和走向达利的最好路标。
这种充满了精英主义色彩的精神也是达利“不断而又系统地与大家唱反调的欲望”的动因之一，是达利“不愿与同时代任何一位交换的个性”的内在支撑。目睹世界大战的满目疮痍，历经人类劫难的哀痛创伤，20世纪的艺术家们普遍从上帝转为凡人。然而即使秉持着凡人的创作姿态，内里仍是精英主义骨血的达利，依然竭尽全力不让艺术陷落凡间。承受着前代经典影响的焦虑，面对着社会对同一的审美需求，达利高呼“我是非凡的人”，给自传披上狂放不羁怪诞难解的外衣，特立独行于工业复制盛行与大众媚俗横流的泥沼之中。
(蔡丽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