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是万万奇，出生于阿尔巴特街。我的父母是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我的周围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大多是我的长辈。虽然他们都是我的祖父的后代，却性格各异，对人生有截然不同的选择。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姨母西尔维娅生活在一起。她注重实际，对大家庭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我那热衷于革命的父母不同，她对革命活动不感兴趣。她富有生存智慧，善于经营生活，使得我们整个大家族得以延续和保全;而我的父母是硝烟弥漫时代具有激情的革命者，他们的人生演出是如此辉煌夺目，但却在落寞中谢幕。
长大之后，我无比怀念童年的美好时光——我睿智忧郁的外祖父、我祥和可亲的老保姆、我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孩……我希望大家永远像亲人一样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没有阶级之分，没有贫富之别。但是由于战乱，我们不得不各走自己的命运之路。
【作品选录】
外婆身上有一种和阿库琳娜·伊万诺芙娜相近的东西： 温和、宽厚、低低的声调，甚至在给他系围巾时，手上也散发着同样的黄油炒洋葱味。在黄昏灰暗的窗户边，万万奇一眼就能认出她那圆圆的身影。
与保姆的分别是遗憾的。与决定离开的卡明斯基一家告别同样遗憾。一种已经习惯的东西坍塌了。也许就是从这时，丧失——这种悲哀的、不可遏制的旋律便开始响起： 它一个接着一个，一桩接着一桩，发生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这个旋律从此开始伴随他的一生。它那不清晰的伴音被淹没在日常生活当中，又沉积到了他的记忆、内心和灵魂的深处。他经常想到这一切，这旋律在充盈着他的整个存在，没有它的伴随，生活似乎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要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闪过五十九年的时间。按住这块时间的巨石，我能够特别清晰地听见那丧失的旋律。那敲击心灵的乐器还在庄严地演奏着，并且十分激烈——那是锣鼓和钹的声音，也十分刺耳——那是古提琴和小提琴的声音。我的那些已经死去的和现在仍活着的亲人们的声音也糅合进了这令人神魂颠倒的颂歌之中。没有歌词。只有连绵不断、永无休止的叹息。
无情岁月的苦难征兆从来没有绕我而行，在最初的时日，它曾出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一次、两次、三次……丧失、失去、消逝……名字、外貌、个性。而现在，当它越来越多时，我会战栗一下，惊呼一声，虽然还没见到深渊，但在最近的这次转折中，我已经闻到了它的气息。
外婆不去教堂，白色的教堂于是停留在了万万奇记忆的画面当中。不过，外婆也不像妈妈一样是个无神论者。她只在有的时候会提到上帝，但都像是不经意地或无意识地，对妈妈气势汹汹的指责，她常会温和地责备几句，而妈妈只是报之以偷偷的一笑。
外婆有五个女儿： 西尔维娅、格阿尔、阿什罕、阿娜依达、西拉奴什和儿子拉菲克。十六岁时，她嫁了一个很不错的细木工斯捷潘。他姓纳班江，也就是铁匠的意思。按俄语的叫法就是库兹涅佐夫。玛丽娅嫁给他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她是个小商贩的女儿，虽然家境不很富裕，但到底是和普通人家不同的。而未婚夫虽然漂亮，可终究是个细木工。父亲气坏了。外婆是哭着出嫁的。斯捷潘(这已经是亚美尼亚的斯捷潘了)当时攥着拳头，咬紧牙关在她的窗下站到了天亮。最后，命运之门终于向他们打开了。他们走了进去，没有左顾右盼，没有去看别人家的生活，也不羡慕任何人，只是想着自己的事，感觉着自己就是最高的存在。在他们的生活旋律里，没有任何突如其来的内容，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传统和大家习以为常的： 玛丽娅少言寡语，面带微笑，温顺可人;斯捷潘呢，严厉，稳重，暴躁，但有时又会突然间变成一个温柔、献媚和不记仇的人。生气的时候，他逼视着自己年轻的妻子，一张漂亮而严肃的脸变得通红：“你怎么能这样，玛露霞?!一切都完了!一切都被搞糟了!无法挽回了!……”她在他面前微微地颤抖着，咬着牙，还是那么亭亭玉立，但却无助，只在勉强地保持着镇静。她出神地看着自己那双从长裙的下摆里露出来的家居便鞋，嘴里自言自语地数着：“一、二、三、四……”就这样一直数到十。当她数到十的时候，他开始平静下来，蔫了，眼睛看着窗外。这时候她就会像是随便地低声问一句：“斯捷潘，是不是该喂牛了?”“当然，玛露霞。”他像往常一样平和地答道，说完后朝牛棚走去。
大女儿西尔维娅，就是西尔瓦。她像妈妈一样长得漂亮而匀称，但她的暴躁和专横像爸爸。在她身上，天真的大眼睛、柔弱的肩膀与易怒和倔犟的个性非常奇特地结合在了一起： 一会儿是静静的、热情的和普通的话语，一会儿是用小贩的那种声调突如其来地尖叫一声，一会儿是表示歉疚的嘟哝和红红的两颊，一会儿又用慌乱的动作去掩饰和遮盖自己的过错并且因为这个过错而乞求人们的原谅。在这个大女儿身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 清醒的理性、很强的生活能力以及对浪漫的绝对排斥。
她是个执著和目标明确的成年人。她把自己的使命理解得具体而又准确。儿童的游戏对她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伤感的少女时代也与她擦肩而过，在她二十四岁时，正是经济崩溃和国内战争时期，她突然间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在她的坚强面前，惊惶而不知所措的父母都会安静下来。她在支持俄罗斯的亚美尼亚协会工作，果断地嫁给了一个并不年轻但成就卓著的医生，他迷恋上了她的美貌、坚强的个性、考虑问题的深刻、一目了然的未来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当父亲怀疑她的选择而在反复思考时，她先是对着父亲大喝一声，随即又立刻带上迷人的微笑拥抱他去了。
她不爱自己的丈夫，但她尊敬和欣赏他，不会打击他的自尊，让他感到被她控制是一种幸福。就这样，她意外而尽责地生下了女儿露伊萨和柳里娅。总而言之，她身上的一切，行为也好，预见也好，她的生活智慧是如此的非凡和恰到好处，这使许多想在生活艺术上和她比个高低的人不得不遭受到致命的失败。她对社会活动的激情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她会把它当成玩偶游戏。白军和红军对她来说是一样地无趣，对于他们向同胞的大肆煽动，她表现出了十分的冷漠。“我从来不玩木偶游戏。”她这么回答别人不依不饶的追问。但在实际生活中，她擅长处理一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这一点让她获得了她的亲朋好友们的一片赞叹。他们会说：“去问西尔瓦吧，问问西尔瓦，让西尔瓦来决定。”谁也不曾见过她像软弱无力的平凡人那样在深夜里哭泣，即使看见了，大家也会认为，那只是她消耗激情和表达强烈意志的方式而已。
阿娜依达在少年时死于伤寒。
格阿尔生得匀称、漂亮，常常带着笑脸，很爱干净，对父母绝对地服从。她嫁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医生。这位年轻而有魅力的亚美尼亚小姐令他着迷，虽然她出身在普通的家庭，但这家庭是正常的和有高尚道德水准的。格阿尔的理想只是过一种安稳的家庭生活和儿女成群，所以她从玩玩具的孩提时代就直接地进入了这个新的生活圈子，有些不知不觉地、自然地就把游戏里的背景换成了活生生的、让人提心吊胆的场面。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温柔与对人的细致体贴，虽然这在妈妈身上是天生的表现，而在她来说，却成了一种生活的需要，就如同要把美景绘在硬纸板上那么别扭。与母亲不同，她不是简单地以爱来敬奉上帝，而是完成自己并不那么清楚地意识到的对自然的义务……所以，如果大姐西尔瓦让人联想到的是篝火和能够点燃与照亮一切的、烧得呼呼直响的火焰，那么，格阿尔就像是一支蜡烛，在它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中，我们时常能听到一些抱怨、对家庭琐事的恼怒和对他人的指责。
阿什罕出生在世纪初，她好像在等待着具有正统思想的上个世纪很好地结束，在那个世纪里，诸如荣誉、良心和高尚这些概念还不过时。当然，她也等到了，并且带着人们还没有清楚认识的一些新品质被上帝送到了这个世界。父母借用了一个古亚美尼亚女皇的名字为她命名，这对正统思想似乎是一种讽刺。阿什罕长着深色的头发，迷离的褐色眼睛，鄙视木偶游戏的爱好，和邻里的男孩子们爬遍了周围的树，她身上揣着弹弓，崇拜大姐西尔维娅的坚强意志，崇拜妈妈和父亲，随时准备着自我牺牲： 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或深夜。爬完树和与小男孩们说够了话以后，她又会变得沉静起来，像是在积聚被消耗掉的语言;坐在书前或者是离开书本的时候，她在注视自己的前方，似乎正在看着自己可怕的未来。
女皇的名字在实际生活中已经黯淡无光了，它失去了它最初的含义。它因她而有了特殊的意义。现在，一个梯弗里斯市郊的亚美尼亚小丫头拥有这个名字，格鲁吉亚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她的身上，她饱饱地呼吸着这块土地的香味，满耳朵里充满了带喉音的卡尔特利话的音律……而来自俄罗斯那顽皮的风儿，从克列斯托维山口那边吹了过来。
格阿尔漂亮而又不知所措地微笑着，对周围的生活毫无知觉。她在准备生孩子。这是头一次。丈夫那张神情专注的脸占据了她的整个世界。
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意外之中，阿什罕不再热衷于爬树了，她甚至收拾起弹弓，开始沉浸在了某些谜一样的小书里，过上了政治圈子里那种愉快而又危险的日子。这种事情在那时曾经很多，她总是忙得晕头转向的。她会因为一个不经意而发生的事件激动，睁着她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吞咽着有关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辞藻华丽的格言，以备今后使用。旧世界需要破坏，她已抛开了弹弓，并准备好拿起真正的武器，为消灭旧世界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命运的安排是多么的奇特啊!实际上，它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这一切早已被安排好了，而我们却以为一切似乎偶然，幸福与不幸是常有的事，而我们的任务是学会避开后者和享受前者。
此时，大家正坐在一起吃晚饭。桌子的上座是斯捷潘，紧接着是带丈夫回家做客的西尔维娅，然后是格阿尔和她丈夫，后面是棕红色头发和蓝眼睛的拉菲克、小西拉奴什，也就是西罗。玛丽娅在炉子与桌子间来回奔忙着。馋人的多尔玛冒着热气，绯红色的卡赫齐亚葡萄酒，羊奶酪和气味芳香的绿叶蔬菜，还有热腾腾的扁形白面包。窗外，南方黄昏的天空渐渐发青转暗。煤油灯亮起来了。
门一下子被推开，阿什罕进来了。她面色苍白，目光黯淡，只是唇间还留着一丝慌乱的微笑。
斯捷潘十分担心，这从他那张红红的、长着胡子的脸上能明显地看出来。格阿尔什么也不清楚，除了她自己的事情，她什么也不想去弄明白。西尔维娅什么都明白，但她在责备妹妹的同时也欣赏她。大家一言不发。
当沉默使大家都无法忍受的时候，阿什罕大声地吸了口气。
“警察在追我们，”她看着眼前的空盘子招认了，“我们跑掉了。”
“警察为什么去追你们?”斯捷潘厉声地问道。
“我们到处贴了传单。”女儿承认道。
斯捷潘一拳打在桌子上。桌上的碗碟晃起来。玛丽娅哆嗦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阿什罕没吭声。她不想说话。她也没有害怕。在她眼前出现的是印刷质量很差的传单，上面写的是她认识不多的俄语。只有几个词她很清楚：“自由”、“阶级斗争”、“资本家必亡!”
“你怎么了，疯了吗?”西尔维娅问，“你想让他们把我们全家都抓走吗?你想干什么?”
“她想让我用皮带狠狠地揍她一顿。”斯捷潘说，他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
“别生气，爸爸，”西尔维娅说，“让她自己告诉大家，她到底想怎么样，说呀!”
“让人们得到自由。”阿什罕直截了当地说。
“让什么人?!让哪些人?哪些?他们在哪里?!”姐姐大声嚷嚷道。
“让全体劳动人民。”阿什罕执拗地说。
大家都没吭声。棕红色头发的拉菲克张着大嘴，看着犯了错误的姐姐。小西罗用面包捏了个小鸟。
“那好，”西尔维娅说，“你问过他们想要吗?”
“那为什么有的人富，有的人穷呢?!”阿什罕嘟哝了一句，眼睛眯着，“为什么有的人过得好，有的人过得差呢?!这就是剥削，难道不是吗?”
“的确是这样，”西尔维娅有些不知所措地想，“在富人里也有好多恶棍。”她立刻想起了自己所熟悉的圈子里的一些恶劣的事情，但转念一想，在穷人中间也有恶棍啊。
“怎么，不是吗?!”阿什罕大声说道，眼睛眯得更紧了。
“闭嘴!”斯捷潘说，“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该想什么呢?”
“想爱情。”格阿尔迷人地笑着说道。
斯捷潘伤心地想，女皇的名字应该给西尔维娅才对，他对自己年轻时不懂得历史而有些遗憾。
“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阿什罕又嘟囔道。
“这是无知的结果。”西尔维娅的丈夫说。
“嗳……怎么无知了?”斯捷潘有点不服，“她到底也是读过一些书的吧。”
阿什罕在盘子跟前就哭了起来。
……九十年代，也就是二十世纪末，伊万·伊万内奇依自己的经验已经很难想象这一切了。他无法想象，在1919年，十六岁的阿什罕，也就是即将结束自己少年时代的母亲还在桌前号啕大哭，而现在，她已经被他安葬在瓦冈科夫斯基公墓了。他也无法想象，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想象出了她那张哭泣的、充满绝望的脸，想象出她怎样把嘴唇咬得发白，想象出她含着的眼泪中所闪现出来的意义复杂而又难以遏制和致命的东西。他还能够想象出，很现实的西尔维娅是怎样睁大了眼睛，对自己这个倔强的妹妹反复地在说：“不能，不能，阿什罕!……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们全家担心，也为你，小傻瓜!……放弃这个政治吧!……你为什么这么倔，傻瓜?!”四十岁的玛丽娅，就是我的外婆，也哭起来，她抚摸着自己的这个野丫头，带着一种无望的痛苦和悲哀不停地说：“别哭，不行啊，听西尔维娅的话吧，我的幸福，我的快乐……”
在另一个时刻，在梯弗里斯的夜幕中，亚美尼亚的斯捷潘在灯下捋了捋自己三英寸长的胡须，温和而关心地询问着自己那个正在哭泣的女儿阿什罕：
“像我也是干活的人，对吧?我是一个劳动者，对不对?我在做着自己的事情吧?说呀，说呀!”
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点着头。
“我整天都在工作，”斯捷潘接着说，“晚上做雕着鹳的柜子。你喜欢吗?……我让你吃饱，让你穿暖……我还养着条母牛……对不对?我想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
“对。”阿什罕回答道。
他停顿了一下，看看桌子周围静下来的家人，把嗓音放得更低：
“我需要什么自由呢?告诉我，我的宝贝，我要什么样的自由呢?”
她看了看父亲，眉头皱得更紧，这似乎说明她对迷途的父亲绝对没有怀疑，只是在她那发热的脑袋瓜里还缺乏些常识性的论据。
“我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斯捷潘问桌前在座的各位。
格阿尔的丈夫温和地笑了起来。斯捷潘的脸变得通红。玛丽娅赶紧说：
“他们还小，对不对?他们做事不会掂量。”说完这话她深深地吸了口气……
(林立、唐敬杰 译)
注释：
类似肉馅菜卷的一道肉菜，只是用葡萄叶代替了白菜叶。
原文为亚美尼亚语。
【赏析】
这是一首自传式家庭史诗。作品描述了父辈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及祖孙三代人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中真实的生存状况。
小说取名为“被取消的演出”，寓意深远。一方面，父辈的革命活动，可谓是一场辉煌的人生演出，然而这场演出的结局却是革命的失败和父母的死亡。从演出的结局来看，它的确有被取消的必要。另一方面，除了演出的亲历者(主人公的父母及其他革命者)态度狂热还毕生热衷于此以外，演出的旁观者(包括主人公)无不对这场演出表现出极大的质疑。
主人公的外祖父斯捷潘无疑是目光最为犀利的智者。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已看到了自己的后裔将会发生的悲剧。在他看来，“建造天堂”原是上帝的事情，后辈们过分自信地急于构建人间理想国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无法逃避的报应。所以，他希望以东正教的人道主义去引导孩子们——那些迷途的羔羊。可以说，在以斯捷潘为代表的老一辈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灵光： 强烈的人道主义和东正教救世思想。
另一位质疑者，是主人公的姨母西尔维娅。她直觉敏锐，精明强干，非常具有家庭责任感。在她刚刚24岁的时候，就成了整个大家庭的主心骨、父母亲最为得力的助手。她熟谙生存的艺术，将一切在“革命浪漫主义者”看来毫无光彩的、单调乏味的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国内战争激烈的年代，她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生存下来，并保护了一大家子人。
在她看来，狂热地投入革命运动，是一种无聊的玩偶游戏。有序地生活是她永远执著的目标。她把革命者当成“绝对的傻瓜”。因为正是他们发动的暴动，打破了生活的平安。
主人公万万奇也是一个质疑者。在万万奇看来，父亲的出现永远是个不可预见的奇迹，总是忽然而来，又转瞬即逝，最终将其遗留在分离的孤独中。
在孩子的眼中，革命的父母亲像是被放置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周身围满祥云的神祇，缥缈而无法触及，遥远而不可亲近。他们常流露出惊惶的微笑、忧郁的神色和神经质般的专注，他们常常情绪激动，因无助而痛苦。在万万奇看来，他们的确是醉了，因为他们喝了“革命”烈酒!
可是，父母那种“为了崇高的目的和以后美好的生活，一切的手段都是必要的”和“为了一些人的生存就要消灭另一些人”的观点，与万万奇从小从祖父母那儿受到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
作家具有高超娴熟的语言技巧，善于通过通俗自然的语言、细腻传神的描绘，向读者传达真实感受。比如，选文中描绘万万奇的姨母西尔维娅，面临父亲对她的婚姻选择怀疑时的反应，就非常有意思。作者写道：“她先是对着父亲大喝一声，随即又立刻带上迷人的微笑拥抱他去了。”“大喝一声”是有主见的女孩面对父母干涉时的第一反应，而随即态度突转，充分表现了她临危不惧的镇定和圆通豁达的性情。
选文中描述母亲阿什罕在外“闯了大祸”回来，召开家庭会议的场面描写也极为精彩。全场的气氛，由最初的紧张压抑到大家无法忍受长久沉默而突然爆发，由炸开了锅一般的各抒己见和激烈交锋到最后阿什罕孩子般的失声痛哭。高潮迭起，跌宕起伏，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在人物形象方面，作者还成功塑造了两个传奇女性： 母亲阿什罕和姨母西尔维娅。这是两个女人： 一个理智，一个感性;一个冷静，一个狂热。她们秉性不同，爱好不同，人生理想不同，却互相欣赏，彼此支撑，肝胆相照!她们彼此依存，否则生命绝不会如此绚烂!
(孙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