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实在太大了,我们的车子在城里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到达法源寺。
寺前的胡同很窄,车子转不得身。我们原是参观“妇女生产教养院”来的,这院就是报上已经报道过的进行妓女改造工作的地方;想不到这个地方却是一所寺院。
进得门去,短短的漆檐下面走过来几个人,跟我们打了一个照面。她们的样子不象太憔悴,可是也不显得强健。望过去,院子当中还有好几个在做活计,粘鞋面子。这样寻常无奇的院落,这样一些人和这样一种情景,几乎很难使人想到曾经有什么奇迹在这里发生。
但几刻钟后我们开始知道,可能实现的人间的奇迹,确是在这里发生了的。
北京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封闭妓院之后,一晚之间,法源寺集中了一千三百多个妓女。其中年龄最小的有十三岁的小姑娘,是没有上间的(按规矩要十六岁才上间接客),但领家暗中早已拿她们的肉体卖钱;特别小的有一个五岁女孩,名叫小金子,进来的时候生殖器四周都长着梅毒疮,给人强奸和糟踏过。至于年龄最老的是五十三岁。
这一千三百多人带着梅毒、淋病和其他可怕的性病进来,谁也不知道她们这种病的历史有多长,只要一想到小金子,就可以想象。她们的身体,本来是被病菌的腐蚀而一块一块地消灭着的,她们的生命,本来是一片一片消失着的,然而经过了四个月治疗,这一大批患性病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好了大半。在政府动员之下,北京市最好的医师来给她们检验、打针,平均每个人打了三针,病特别厉害的打六针,如象那被有名残酷的领家黄树清(已于今春受公审枪决)蹂躏下的一个妓女,黄树清强奸过她,黄树清的老婆用火钳子熨平过她的阴户内外的核桃般大的疮,又把猫放在她裤裆里抓过,又脱光了裤子跟一条狗绑在一起,让狗舐过甚至残害过,因此她的病打了六针还没有完全好。据头四个月的统计,仅是盘尼西林和六○六针药的费用,一共是一亿七千万元,相当于约二十万斤小米。这使人想起毛主席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一句话,已经在最底层最痛苦的人民的身上得到了实现,这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奇迹呵。除了革命的人道主义者,除了人民自己的政府,还有谁去挽救这一群受难者的身体与灵魂呢?
比梅毒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们的宿命思想和长期过着腐烂生活而养成的堕落意识。不要以为改造她们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它实在是一件极麻烦极艰巨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她们对解放是反感的,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不了解的; 领家老板用种种欺骗恐吓手段来阻止她们走向新生。解放后政府打算办理妓女登记工作,领家们就对妓女说: “假如问你们怎么说?”妓女们说: “说实话。” 领家怕她们说出人身买卖的黑暗制度,于是恐吓: “要说实话就糟了,要说父母穷,自个儿出来混这个。” “共产共妻,送你们去劳军!”她们进得教养院,虽然明白了不会给“劳军” ,可是对解放这回事也没有感觉到好处,一般都怀着反对心理。第一,她们认为本来好好地“做生意” ,一个晴天霹雳把妓院封闭了,把她们的生意断了,饭碗打了,“捉”她们到这“集中营” 来“受苦”,真是“有冤无路诉”; 第二,以前的挨打挨骂、受欺受凌,纵然也不能说是甘心情愿的吧,但干这个就得受这个,没有什么说的。谁叫你命生得不好,该下窑子?第三,再说,挨着这个生活,倒也一日两餐,“吃安乐饭” ,手不提脚不动,本来过得下去,而且还比那劳动的人过得强。一句话,她们就象涅克拉索夫描写过的农奴,当人家告诉他可以离开地主而自由,不再做奴隶的时候,他反而觉得丧失了一切。
但是经过了一个多月深入的谈话教育,觉悟的人渐渐多了,啼啼哭哭骂政府断绝她们生路的人少一些了。教育的中心内容放在纠正命运观点这一点上,教育的方法,则是采取把旧社会新社会的现实加以对照,说明命运是信不得的。在这段时间内,三四等妓院出来的妓女表现得觉悟较快,那些过去专供国民党权贵或大商贾包月的一等红妓女就较难觉悟,等到这一阶段过去了,抓住了觉悟分子要求报仇的热烈情绪,展开了诉苦运动;一等妓女觉得诉苦是丢脸的事,她们对领导上说: “我的领家待我好得很,跟亲生女儿一般,没有苦。”别人诉苦她们还在旁边讪笑。黄树清枪决了,好些姊妹们报了仇,而且从鬼变成了人,参加了生产,过着愉快兴奋的生活了,那些一等妓女才渐渐的有一点觉悟,特别是《日出》中的陈白露和《白毛女》给了她们颇大的影响,当她们真的觉悟过来之后,有好一些还哭了呢!
上面所说的几个阶段的教育学习,一共是三个月时间左右。这时许多都觉悟到过去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而现在,真正获得了解放的光明,病也医好了,接着要解决的是处理的问题。处理办法分三项: 回家,找对象,生产。一千三百多人中回家去的(解放后有些人家里分到了土地,景况好起来),和找到了对象结婚的占大多数,现在还留在生产教养院从事生产的,只有三百多人。
当我们见到她们的时候,三百多人中间大部分已经转入了正式的生产工作,建立起了一个四十七台织布机的纺织厂,晾纱、上机、织布忙个不休。
在北京,上演过一个戏叫做《千年冰河解了冻》,就是她们——这过去在黑暗的冰河底层活动的人们自己编剧自己演出的,她们不但要掌握生产技术,而且要掌握文化。是的,文化是决不能永远遗弃她们的。当她们成为生产的主人翁之后,她们也不可避免要成为文化的主人翁的。
我们走出法源寺的时候,一群天真活泼的女孩子送我们到门口。她们的衣服是学生装,她们的神情天真无邪,她们的说话是热情的,实在的。特别有个叫刘丽华的,二十多岁还象是十七八岁一般的女孩子,她眼眶里含着一股子热泪对我们说: “我多少年来老想着: 什么时候去掉妓女这个名称就好了,想不到今天真去掉了! ”那 “真” 字说得特别脆,叫人感到颤慄,好象她的泪水就要随着掉下来似的。
1950年7月13日
(《秦似杂文集》)
赏析 这篇杂文简直可以当作散文来读。文章从“到达法源寺”写起,到“走出法源寺”结束,中间是作者在法源寺内的见闻和感受,全文活脱是一篇记叙散文: 参观记。把《法源寺内》也算作杂文,是不是模糊了散文与杂文的界限呢?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杂文和散文就没有明确的界限。散文是各类文章的母体,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许多“子女”离家出走,独立门户,自成一体,杂文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独立出去的文体虽然逐渐形成了它们自己的个性,但与散文母体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是汲取了散文的营养,来强壮自己的身体。五四运动以来杂文崭露头角,让人刮目相看,但即便在当时人的眼里,它也只是散文的一个品种,有着散文所共有的特征。杂文大师鲁迅写的诸如《为了忘却的记念》、《我和<语丝>的始终》等很合于当代散文概念的文章,也是收在杂文集中的。因此说,把杂文和散文的界限看得壁垒森严、不可逾越,就既不实际,也无必要。
当然,《法源寺内》作为一篇杂文,毕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杂文的特点,形象性自不待说,说理也是够充分的。首先题目就有些特殊,光看这个题目决难料到作者会要写改造妓女的内容,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法源寺代表着古老的中国宗教文化,在它里面集合的却是一批“带着梅毒、淋病和其他可怕的性病”,带着顽固的“宿命思想”和“堕落意识”的妓女,这是作者要表现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在这法源寺内,大部分妓女的性病被治好了,思想觉悟了,“愉快兴奋”地走出古寺回了家、结了婚,或把法源寺改造成一座工厂参加了生产。在这里,法源寺的变化和妓女们的变化,似乎含有了一种象征意义: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也会象古老的法源寺和这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一样获得新生,这正是古今杂文通过题文映照来显示深刻道理的一种方法。其次是夹叙夹议,作者在叙述妓女的生活苦难,叙述她们的精神重负,叙述对她们进行疾病治疗和思想改造,叙述教养效果时,恰当地溶入了议论,能引起人的很多回想与感慨,象:旧社会的病菌对人身体和生命的消灭,人民政府创造这一惊人奇迹的无量功德,精神创伤比肉体疾病更难治疗,奴性的顽固,生产和文化对人的改造及成长缺一不可,等等。这样一来,尽管文章的总体构架是记叙性的(散文),但在效果上,它仍然起到了“明是非,定从违”(杂文)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