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六十岁以下的人,很少知道活跃在1930年左右,具有独特风格的女小说家沉樱的了。可是当时是引起不少人注意的。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人,也很少知道沉樱1947年去台湾教书后,三十来年,除写了很少的几篇散文外,——少到连出个集子都凑不足,她却译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大概有十几种以上,近二十种罢。值得注意的更是不在译数的多少,而是她有了她的读者群。象她自己说的,她的“翻译都是阅读的副产品”,她对世界文学“是个多年兴趣不变的读者,爱读散文也爱读短篇小说,读到特别喜爱的便顺手译出”,这是由于“唯有遇到心爱的名作加以翻译时。才能细读深思地得到真正读书之乐”。她似乎特别喜爱褚威格和毛姆的小说和赫曼·赫塞的散文。她比较起来更爱褚威格的小说些,她引罗曼·罗兰的话称褚威格为“灵魂的猎者”。“他从事心灵的探讨,人性的发掘,是出自宗教家一般的悲天悯人的动机。他那不动声色的描写,有着使人同声一哭的感动力,和时下一般作品中残忍离奇的分析,冷酷无情的暴露,截然不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分辨的。” “他的每一本书都好象一首交响乐,有一个选择的音质,并且有几个段落。他的全部作品可分为几组,每组好象一座多摺的屏风,每本书好象那屏风的一摺,独立而又接连。”她又借了她的写散文的女友罗兰的话说: “美好的小说,可能做到文字方面如诗,布局方面如画;而其进行的节奏如音乐之顺畅,其内在的意义如宗教之虔诚。”
沉樱喜欢读外国文学,喜欢教书之余译几篇外国小说或散文,她以及她的友人,特别喜欢某作家或某几个作家,都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那个弹丸之地,她译的一本《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竟一月印一次,在一年之中印了十版,以至使这位平日怕事,什么多余的事都不愿做,没有兴致做的,使她“在一年内又印了其他九种小书”,自己译起《蒲公英译丛》,而且自己印刷,自己发行,居然办起一个家庭译文出版社来了。这样的出版社,自然,就象我们今天说的“皮包公司”,实际什么都是一个人干。岁数大点的人都还可以记得,在七·七事变以前的上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之类的地方,是不难找到的。但多半是辛辛苦苦积累下的一点钱,或是几个穷朋友好容易凑得一点钱,几本书出过,钱赔光后,所谓出版社也就无形消失了,至多是积压一批卖不出的发黄发霉的书。沉樱却完全不是那样,她得到了广大读者群的信赖和支持,因出书而使她的接触面广了,“好象自己的交游忽然广泛” ,如果再在划拔单的通讯栏内看到几句称赞的话,“便象遇到知己,乐不可支了” ,使她获得 “同好” 的感觉。
靠自己印行自己的翻译,象沉樱这样成功的,是我一生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人,好象她这么轻而易举地,毫不费力地就成功了。她的《蒲公英译丛》共约二十几本全是她翻译的书,几年的时间,不仅她未曾赔累,破产,而且获得极广大的读者的声誉,更积累了一部分足以使她渡过晚年的生活费,于是十年前她六十五岁时到美国定居。如今,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分居在美国几个城市,可说她在渡着一个愉快的晚年。遗憾的是她既患高血压又患柏金逊病,手脚打颤,执着握笔均感困难,写一封信都要费几天工夫。因为我们是亲戚,经过三十多年的音讯隔绝,忽然又取得联系,即便一时难以谋面,也该尽情笔谈才是,可是她写字成了一种痛苦,每次来信总象打电话似的了了几句话。大概她也觉得难以尽意吧,就将她译的书陆续寄来了十几本,以补书信的不足。我翻阅了几册,才惊叹沉樱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别林斯基的话的确不错,“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 沉樱所译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名家的名作,而她的译文又是一笔不苟煞费苦心的。她来信中曾有这样的话: “老来一切更为看淡,好在无意中养成的写作兴趣竟伴我至今,成了唯一的生趣,虽然近来已不能从事,也还是盼着晚年定型的旧作的流传。我这种心情分析起来也带点赎罪意味。因为早年喜读翻译,爱慕新奇,自己提笔竟以摹仿劣译生硬笔调为能事,在文坛上混得虚名。直到中年之后,改习翻译,才知文字的艺术价值,痛悔前非。竭力要把中国文言的精华,溶入白话文之内。我认为文学只应推动演变,而不应实行革命。如果白话文开始便走《红楼梦》、《儒林外史》……的路线,一定不止今天的成就。至于世界文学的介绍,只应在技巧思想方面作观摩,绝不应作文体的摹仿。可惜我们正做了相反的事。我晚年无论是写是译,都尽量利用文言的简洁丰富之美。遇到别人喜读我的文章,便沾沾自喜,觉得暗中努力不曾白费。”对于文学革命的看法,容或值得商榷,但她译文的精炼和流畅,的确使人读了舒畅,据说在台湾已建了口碑。这样说来,真可说是名作名译了。
褚威格生于维也纳犹太籍资产阶级家庭。他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以出色的心理描写着称,而进入世界第一流作家的行列,被公认为艺术大师。三十年代初期,希特勒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猖獗,1934年他流亡国外,1942年在绝望中与妻子一起自杀于巴西。褚威格于1922年写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曾得到高尔基“由衷的赞赏”: “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作家,能用这么一种对于女人无限尊重而且体贴入微的态度来描写女人……他真诚、明睿而又心地单纯,不愧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高尔基称赞的话是毫不过分的,尽管我由衷地不欣赏这位不幸的女子的那么过分的自轻自贱,而天才作者惊人的细腻心理描写手法,深刻地刻划的她感情的痛苦的经历,这个为热情所驱使的具有纯洁感情和真美的品质的高尚的女性的悲剧仍吸引着我一直读完,而印象久久不能忘记。在这里作者有力地控诉了畸形的资本主义社会对真正的美和真的戕害,揭露了反面人物灵魂的丑恶。我更喜爱的是《同情的罪》、《蛊》、《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等篇章,写得实在太好了,他不愧被称为灵魂的猎者。人类的形形色色的心灵,都活生生被他猎取了,然而他独特的性格是充满同情心地从事心灵的探讨和人性的发掘,他一点也不喜欢作无情地揭露和冷酷鞭笞,这就使人产生不同的感觉。
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看见其中褚威格的三本书,提议合为一巨册印出来,征询我的意见。我想,沉樱的译书或着作已三十多年未和国内的读者见面了,将在台湾千万读者喜爱的书,印送给国内的读者,使两处同胞得到同样精神上的享受,这对沟通思想,统一祖国,岂不是极有意义的事么? 因此,我就代为作主,将书交给出版社并写了以上的话。
(1981年8月3日于泉城)
赏析 杂文,是个很宽泛的文体概念,经鲁迅亲手培育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杂文,不但以其内容的充实尖锐以及鲜明的现实意义有别于古代杂文,而且在文体形式上,因物因事兴感,形式丰富多采。序跋这种古老的文章样式,便于兴感立意,自然也可归入杂文之区。
序跋一般都简短精要,写好并不容易。如毛晋在《汲古阁书跋·容斋题跋》所说: “题跋似属小品,非具翻才、射雕手,莫敢道只字。”原因是人不能掩有众长,而写好序跋文作者必须对所跋书籍有所研究、有所了解、还要有感情。这篇《沉樱译〈同情的罪〉跋》确是很有代表性的。原着者奥地利着名作家褚威格。译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
首先是,内容贴切充实,有益于读者。序跋文写法比较灵活,可以侧重叙述作者、作品情形,也可重点议论某个问题,还可借事抒发某种见解、情怀等等。本文采取综合介绍的方式,不但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译者的身世、经历和翻译方面的成就、经验,而且还对原着作者及其作品特点作了介绍,并予以恰当评价。对译者,跋文强调“靠自己印行自己的翻译”取得成功的事例; 对译文的风格特点跋语赞赏“竭力要把中国文言的精华,溶入白话文之内”,使之达到“简洁丰富之美”; 对原着的评价,跋文在适当指出其思想境界的不足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这位曾经得到高尔基赞赏的奥地利伟大作家褚威格,“不愧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那惊人的细腻心理描写手法,“不愧是灵魂的猎者”。这样,为读者提供了一把很好的钥匙。
另外,笔调亲切,感情深挚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为人作序跋,要紧的是怀有深厚的感情, 正象鲁迅在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写序文时说过的如同“捏着一团火”,为了使所序诗文流布四海,感到写序跋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这篇跋文是为至亲要友而写,又是远离祖国大陆“三十多年音讯隔绝”,靠书翰取得联系,而一直没有见面的亲朋写序跋,内中情怀是可想而知的。更为重要的是沉樱这位在三、四十年代已崭露头角的女小说家,经过三十多年的隔绝,重新将其译书和着作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使两处同胞得到同样精神上的享受,这对沟通思想,统一祖国”,其意义更为重大。因此,跋文作者“代为作主”,将沉樱的译着交给出版社并亲为写跋,自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严肃的着名现代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杂文家的耿耿之情。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这篇跋语文字凝炼,文笔流畅,内涵丰富。序跋文不宜作繁文褥节的铺张,要求要言点精,本文善于钩玄提要而又旁征博引,十分中肯而令人信服地表达内容,的确是杂文笔调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