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停刊,本刊则于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即已停刊。外界对于此事,颇多惋惜。猜测之词,亦时有所闻。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刊名既曰《自由谈》,如无“自由”可能,还是不谈为妙。新生事件之于舆论界,这影响是并不少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应走的路: 牺牲个别的自由,亦所以成全整个的大的自由。今天,中华民族是在侵略者的压迫下,发动抗战争取伟大的自由了。本报为不得自由而停刊,本报又为争取自由而复刊,而本刊又为配合本报这个目的而同时复刊——将以局部的本位的自由的争取,造成民族的整个的伟大的自由。这使编者感到无限的喜悦与兴奋!
民间的言论,以报纸的形式出现时,这就负了 争取自 由的使命。本报发刊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六十余年的中国文化思想界里,不管它思想派别如何不同,但有一个要求却是一致的: 那便是力争言论思想的自由。康有为以保皇党政论家出现时,对于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固多所排斥,但《大同书》数十万言,其于学术有新发明者,亦主张“得殊奖”。谭嗣同着《仁学》一书,目的在“冲决网罗”,打破一切传统思想及束缚。其言曰: “……网罗重重,与空虚而无极;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虽然他的思想自由的主张,已成为 “透底”,而不是“彻底”,但对于思想自由的要求的热烈,于此可见。梁启超为康有为弟子,两人政见,本同一辙,但梁氏对于思想自由一事,文中时有谈及。他说,我国学术界的光明,人物的伟大,莫盛于战国,而这就是思想自由的明效。(壬寅年《新民丛报》)他又说: “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 ‘好依傍’ 与 ‘名实混淆’ ,……此病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 由之望。”(《清代学术概论》)严复思想最为守旧,尊孔读经,拥护礼教,反对新伦理观与新文学; 但主优胜劣败之说。对于陈独秀、胡适辈之新文化运动,亦取“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的态度。(《几道书札》六十四)况介绍西洋思想,自赫胥黎之《天演论》以至穆勒《名学》等,不遗余力。对于中国思想界的新生的希望,未尝不寄托于这思想的培植工作中。章炳麟为清末惟一的朴学大师,在《癸卯狱中自记》中,竟以 “上天以国粹付余” 自许。但他挹源于明清遗老,倡为种族革命之思想,又复斐然可观。王国维于北伐军定都南京后,自沉于北京颐和园之昆明湖,虽然晚年专门研究甲骨文字,但早年研究哲学,吸收尼采、叔本华乃至汗德的思想,极为努力。其于戏曲文学,又都有独到的见解。至于五四以后,文化思想的自由,已成一般普遍的要求,我们更不必说起了。
但自由的解说,也不一定人人一样。谭嗣同的 “自由”,我们说过: 已成为“透底”。透底即空洞无物,决不是我们所要的自由。一般人又以为自由的界限,在于不妨害别人的自由。我们觉得也太过原则化了。社会的关系,不仅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且有集体与集体,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我们决不能对于一个叛国者,以为于己无关,或有妨个人自由,即不加以攻击。昂格尔以为: 自由是必然的发见。这意思就是说,不论世间是非如何分歧,但真理却是客观存在着的。所谓自由,就是这客观存在着的真理的发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需要自由,我们为的要发见真理。
历史规定了今天中国革命的任务,同时历史也指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但在中国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抗战的胜利没有获得之前,我们还得努力去寻求这“完成”、这“获得”的必要条件。这不是一句口号、一个指令所能为事的。必须人人殚精竭力自由地贡献各种意见与主张,以备采择施用,而求达到目的。我们就想在这小小的篇幅里,负起这一小小的任务。
在这复刊伊始,我们很可坦白地对读者声明:这里不是什么“文化禁地”。这里是极欢迎一切读者作者来扶植来指教的。如其比为“园地”,则编者顶多不过是一个“园丁”,异卉奇葩,佳禽茂木,更须多人的培植与养育。我们没有文艺的派别,我们也没有思想的成见。我们只有一条禁律:不违背民族国家的利益。凡吾同志,盍兴乎来!
(1939年7月初版《横眉集》)
赏析 唐代散文大家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极为赞赏传世名作的“词正而理备” 。这篇发表在半个世纪前的《〈自由谈〉复刊献词》,也颇有词语严正,思理完备的特色。至今还很值得一读,足供我们赏析、借鉴。
“献词”一开篇,就把“争自由”这一题旨推到思想视野和立论框架的制高点。因其能“立片言以居要”,才使通篇有高屋建瓴、一气呵成的勃勃文势。首先,它开宗明义地从交代“停刊”到“复刊”的原由,及引起群众与编者的心理反应中,阐明了“争自由”,既是我们当前被侵略国家和受压迫民族人民的时代使命,也证实了唯有符合“争自由”的潮流与民心,才是进步舆论界“应走的路”。接着,追本溯源地反思和历举了60余年来我国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革命家倡言自由并为之奋斗的史实,足见“争自由”的壮潮在近代史上一贯地波起浪涌,不断地激越前进,至今“已成一般普遍的要求”。进而辩说和申明我们所应争取的“自由”的性质、涵义,说它既不是那种漫无目的的虚无飘渺的“自由”,也不是单为个人打算只顾一己的“自由”。这就不仅从历史的高度,阐扬了“争自由”是挽近时代潮流的总趋势,而且以革命的观点,批判、扬弃了混淆、曲解“自由”的种种谬说,既为国人和舆论界所应争的真自由、大自由正了名,又归宗明义、务虚求实,阐明了当前“争自由”的目的在于达成“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完成” “中国革命任务”。最后,以报人的身份热情吁请广大读者、作者,在“不违背民族国家的利益”的大前提下,“殚精竭力”地“贡献各种意见与主张”,来为本刊培植社会舆论的自由之花。总之,全文以“争自由”为鹄的,从广阔的时空跨度中论古证今、纵横开合; 有理有据,论析深密。而且,“笔端带有情感”,蕴蓄着进步报刊传统的循循善诱的鼓动力。在评价历史人物及其言论时,更能去芜存精,扬长抑短,说理辩证。而鼓吹自由、号召抗战的宗旨始终鲜明突出,网络全篇,因而堪称是一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词正而理备”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