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之后。新月已经上来了,连无限好的夕阳都已经落山了。只有阴森森的鬼气。大门口的石狮子都皱着眉头,它们的真正厚到万分的脸皮上淌着冰冷的眼泪。
昏暗的黑魆魆的大门口,先发现两星红火,——这是两枝香;跟着,一盏灯笼出现了,灯笼的火光是那么摇荡着,禁不起风似的缩头缩脑,可是,因为周围是乌黑的,所以还勉强看得出那油纸灯笼上印着的三个红字: “×国府”。
听罢:那些打着灯笼捧着香的人一递一声的叫应着:
“阿狗!回来罢!阿狗,……快快儿的回来……罢!”
“回来了!回……来了!”
这是读者先生家乡的一种……一种什么呢? ——一种“宗教仪式”。据说,人病了,是他的灵魂儿落掉了,落在街上,甚至于落在荒山野地。所以要这样叫他,而且还要有一个人装着病人的灵魂答应着。又据说,这样一叫一应,病人的病就会好的。这种宗教仪式,叫做叫魂。自然,这种叫魂的公式,不一定是阿狗可以用,阿猫也可以用,阿牛、阿马都可以用。
听说所谓民族也有灵魂。因此很自然的,这位民族先生生了病,也非得实行叫魂不可。
民族先生的病的确不轻。读者先生的贵处有一种传说,说阴间有刀山,有油锅,有奈河桥,有血污池;甚至于人的“生魂”也会到这种精致而巧妙的地狱里去受罪。譬如说,阴间的阎王把你用一只钩子吊住脊骨挂在梁上,那你在阳间就要“疽发背死”。现在这位民族先生的“生魂”,大概是被某一殿的阎王割掉了一只手臂。他在哀求着其他的九殿阎王救命;可是,这些阎王也正在准备着刀锯斧钺,油锅炮烙,大家商量着怎样来瓜分脔割。因此,民族先生的病状就来得个格外奇特。
于是乎叫魂也就不能够不格外奇特的去叫。听着: 七张八嘴一声叫两声应的,把千年百代的十八代祖宗的魂都叫了出来,把半死不活的行尸走肉的魂也叫了出来,甚至于把洪水以前的猢狲精的魂也叫了出来。什么曾国藩,吴大澂,邓世昌……这些千奇百怪的魂,据说,都是民族的灵魂; 又据说,这些灵魂叫回来之后,民族的病就会好的。
看罢: 这是些什么灵魂? ——第一批,是从汤山双龙庵式的特别改良的监狱里叫出姓李的姓胡的姓居的……等类的郁郁幽魂; 是从通缉令之下叫出姓阎的姓冯的……等类的耿耿忠魂。第二批,是从北洋小站叫出孙传芳,张宗昌,段祺瑞……等类的在野军魂; 是从苏杭天堂叫出庄蕴宽,李根源,董康……等类的耆老绅魂。第三批,是从中日之战的战场上叫出吴大澂,邓世昌……等类的鬼魂。第四批,是从明朝倭寇骚乱的义冢地上叫出王某李某……等类的��魂。 第五批,是从西湖的精忠岳庙里叫出岳武穆的神魂。第六批,是从三国演义里叫出诸葛亮的穿着八卦道袍拿着鹅毛羽扇的仙魂。第七批,是要请地质学家在发见殷周甲骨文字的地层再往下掘,掘出所谓黄帝的精魂。哈哈,这位“炎黄胄裔”的民族,真不愧为五千年的老寿星,它居然有这么许多灵魂!
可是,这位老寿星病得个要死要活,还在这里叫魂,究竟它叫些什么? 叫了来干吗? 原来民族先生最痛心的,并不是日本阎王割掉了它的一只手臂,而是它自己没有出息,做不成功十殿阎王的一只手臂,替他们去抓赤化的活泼泼的一万七千万人的生魂。如果它能够做到这种大功德的话,它相信自己就一定不会到地狱里去受罪的。因此,它特别哀痛的叫着梁忠甲、韩光第的冤魂。自然,还要加上张辉瓒等类的孤魂。
这样说来,叫了这些忠魂,幽魂,军魂,绅魂,鬼魂,��魂,神魂,仙魂,精魂,冤魂,孤魂来,为的是要发扬民族的灵魂,——就是民族的意识。这民族的意识是什么?民族先生的生魂马占山回答得最清楚:
奴耕婢织各称其职,
为国杀贼职在军人。
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的的确确不错,如果我们把上面所叫的那些灵魂审查一下,那一批不是为着拥护奴婢制度而斗争的? !好个“伟大的”岳武穆,他死了还会显圣,叫牛皋等不准抵抗秦桧,不准犯上作乱,他自己宁可遵守无抵抗主义的十二道金牌,把中国的领土让给金国,而不肯违背奴隶主的命令(见岳传)。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这种灵魂和精神,必须叫回来:
“一切种种的鬼魂,回来罢!”
“回来了!”
(《瞿秋白文集》第2卷)
赏析 本文主旨在于揭露“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反动实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国民党政府指令其御用文人在1930年6月间发起的一次文艺运动,目的是“围剿”左翼文艺。他们企图用“文学”的名义来弥补他们封闭书店和查禁书报等法西斯措施的不足。他们发“宣言”,出书刊,喧嚣一时,极力鼓吹什么“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一本正经地宣扬什么“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民族意识”等等。瞿秋白针对他们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写下了《民族的灵魂》,一针见血地指出:“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给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鼓吹者以迎头痛击。
《民族的灵魂》以中国古老的“宗教仪式”——“叫魂”为组织材料的框架,开篇以“叫魂”始,终篇以魂“回来了”作结,首尾呼应,形式上浑然一体,这就增加了可读性。文章的妙处在于: 从“叫魂”生发出的深层意蕴,既切合“叫魂”的原初含意,又切合当时现实的问题。“叫魂” 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已病入膏肓,而这一点恰与国民党统治之危机四伏暗合; 把“魂”叫入人体使之复苏,又与国民党企图以唤醒所谓“民族意识”苟延残喘的情形一致; 古老的“宗教仪式”被纳入革命的批判的内容,可谓匠心独运。
本文运用大量的隐喻和广泛的历史知识,揭破了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的反动嘴脸。文章的思路是清晰的、富于逻辑性的,然而又不是说教的、纯理论批判性的。谁在叫魂? 谁指使这些人叫魂? 叫什么魂? 叫魂干什么?这些是文章的有连续性的几个段落的主要内容。开篇的“新月”指“新月派”,这是暗示文坛的背景; 而“×国府”是近指国民党的大本营; 叫魂者手提印着“×国府”油纸灯笼出来活动,则为御用文人无疑。叫魂的内容从近代历史各式各样的“灵魂”说起,最后点出“特别哀痛的叫着梁忠甲、韩光第的冤魂”,这就含蓄地说出他们的所谓“民族意识”,实际上就是如梁忠甲、韩光第一样的反苏反共的“意识”。到这里,自然就水到渠成地引出结论: “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在帝国主义主子面前则是为了“保持他们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运笔从容,广征博引,含蓄而又锋利,在这一点上同鲁迅杂文的风格颇为相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