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写几字凑数,补白。
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文士们 (假如我们也可以冒充文士)欠稿债,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没工夫也得挤,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挪用,借光,贩卖的货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时间,要做长长的文章,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无已,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
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然而我实还未老,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
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 “绅士” “学者” 自居,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 金牙齿没掉么? 雪花膏未涂污乎? 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 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脚,木腿来了。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
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所以失其所谓学者,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学者虽讲道德,士风,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
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倚门卖笑,双方讨好,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比较少顾虑,完肤或者未必完肤,但是骨头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姨太太,上炕老妈,通房丫头。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虽然是妒忌,却不肯说话,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的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 “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来,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 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但是他们的一副面团团的尊容,则无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等到当代学者天灭殇亡之时。到那时候,却要请真理出来登极。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这个时候还远着呢,我们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于愿足矣。
只不要投降!
(1941年人文书店版《有不为斋文集》)
赏析 作者将莽原社诸朋友称为“土匪”,文章立论,出人意料,异常突兀,吸引读者不得不读下去。一提起“土匪”,人们总是和强盗、暴徒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作者笔下,“土匪”是与“学者”对立而言的。以“学者”自居的正人君子们,“倚门卖笑,双方讨好”,完全是一副装腔作势的虚伪面孔,与“土匪”的率直、无所顾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章写作的年代,正值“现代评论派”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利益,污蔑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之时,作者以土匪来称呼坚持真理的莽原社诸朋友,实则是要提倡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提倡坚持真理的执着、认真的精神。这里,作为贬语的“土匪”,已经失去了本义,而成为“勇士”的同义语。林语堂在20年代所写的杂文,充满了对封建军阀和封建旧文化、旧秩序的愤恨,言辞激烈,常带有火药味,这篇杂文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特点。
这篇杂文的锋利性和它的强烈的讽刺效果,还体现在形象刻划的传神上。请看作者笔下“学者”的形象: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 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这是一种夸张的写法,由于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描写对象在特定情景下的富于个性的表现,所以显得极为活脱、入木三分。
夸张当然是一种变形,虚拟性的变形带来了独有的喜剧效果。它几乎失去了“形似”,却得到了“神似”,异常真实地揭露了学者们只顾“脸面”与“尊严”,不要骨头,不要人格的丑态。作者还用同样的笔法,从对比的角度写“土匪”:“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比较少顾虑,完肤或者未必完肤,但是骨头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土匪”与“学者”面对同一境遇,因为顾忌的有无,精神表现也就大相径庭。这种对比的写法,好处在于,一则可以鲜明地浇铸作者的主观爱憎感情,二则可使形象更具有生动性,三则可形成艺术描写上的复沓,增强语言的艺术节奏感。这种写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