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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文学的缘分很浅,但也可以说很深。从很小以来,我便对它怀抱着兴趣,但常常因了别的缘由,不能不与它疏远,甚至于把它抛弃。
起初为了革命,我曾经抛弃过它;后来为了流浪,也曾经抛弃过它;现在为了生活,又不能不抛弃它——因为“此道不可以安身立命”,这句话里面所含的意义,我是体会过来的,虽然在精神上我依然对它保持着十分的亲切,廿年来有如一日。
说句老实话,我向来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学是没出息的人干的玩意儿。世界上最勇敢最实际的是行动,最聪明最深刻的是沉默——积极和消极都有同样的伟大性,而文学却只能“说话”!
但倘若连说话都不能随便说了的时候,我便会觉得聪明而深刻的沉默只是耻辱,而说话也便成为勇敢实际的行动之一,非要说几句不可。然而我竟没有说。文学呀文学,莫非我终究要与你绝缘了吗?
倘若真能如此,倒也未尝不是好事,然而这在我明明是不可能的,我从心的底里深深地爱恋着它。那么,我难道将披着长发,衔着烟卷,对于自己感伤着,对于世事愤慨着,唱唱诗歌,说说风凉话,寂寞而无聊地过这一生吗?我希望不是这样——女神Verdandi将给我以光明的启示。
(1934年生活书店《我与文学》)
赏析这是一篇谈文学与生活的小品文。写本文时作者还不到30岁,但已在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著作在新文坛已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艺的摧残,许多革命作家先后被杀被关,自己生活也极不安定。这就引发了他对文学与生活关系问题深深的思考:文学的功能倒底是什么?作家们能否借此道以“安身立命”?作家的神圣使命应当是什么?
关于文学的作用问题,当时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文学可以救国,奉之若圣,作家们自作多情,乃至把文学抬到无比的高度,却不知“文学不能安身立命”的实际情况和局限性。另一种则认为文学救不了国,当不了饭,是毫无用处的东西,有的竟认为可以取消。
作为小品随笔,本文对文学的功能问题没有进行全面详细的论述,而是从小处切入,管窥一斑,娓娓道来,意在言中。文章第一层从日常生活谈起,自己从小深爱文学,兴趣很浓,只是由于一些“别的缘由”,不能不疏远它乃至抛弃它。这“别的原因”,也就是第二层所述,文学家不能像实际战斗者一样,可以用“最勇敢最实际”的行动表达爱憎,而只能靠笔墨表达爱憎。因此,进步作家不能“沉默”,必须“说话”。但一“说话”就免不了产生纠葛,冲撞时政,得罪权贵。因此,敢不敢说话就成了大问题。第三层意思进一步讲“别的原因”,特别指出当时的情况,是“连说话都不能随便说了的时候”,也就是毫无言论自由的专制黑暗时代。作为革命作家更不应沉默,而必须敢想敢说敢怒敢骂敢写;仗义执言,敢于“说话”,正是“勇敢实际的行动”的标志。作者自感在“非要说几句不可”的时候,“竟没有说”,既是自谦自责之辞,又足以透露当时反动高压的严酷。“莫非我终究要与你绝缘了吗?”一句,既照应了前文,又深透出不甘寂寞,斗志犹存,仍要“说话”的心声,——事实上,写作本文不就是在“说话”吗?
这篇小品文的结尾,采用杂文笔法,几经曲折,迂回反复后吞吐真言。倘若真不“说话”是“未尝不是好事”,当系反语;“明明是不可能的”诚属核心之笔;而从“对它怀抱着兴趣”,到“精神上我依然对它保持着十分的亲切”,再到“从心的底里深深地爱恋着它”,层层深入,无疑是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怎么办?作为作家及战士,作者自然不希望过碌碌无为的日子,而是希望“女神Verdandi将给我以光明的启示”。这一句真是传神之笔,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含蓄而巧妙地解答了疑窦。作者明知“此道不可以安身立命”,破除了文学高于一切的神圣观点,让文学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又表达了自己将一如既往,以文学为武器坚持战斗的信念。
本文内容丰富、深刻,显示对时代忧患和作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自己与文学事业心心相连的思想情感。文章俊俏隽永,感情真实,对文学的作用既不夸大,又不否定,谈论时,放得开收得拢。文中既有含蓄的深沉之笔,又有轻快形容的俏皮之言;结尾更以等待女神启示作结,避开了一般化的结论,显得聪明过人。文章还采用对比、假设、形容、反语、讽谕等多种修辞手法,显得敏捷而不轻浮,自由而又切题。本文不愧为一篇不可多得的随意挥洒却又入题入味的优秀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