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是记述佛寺建筑园林风物的著作。北魏杨衒之撰。5卷。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最早著录。此书版本有10多种,较早的如明代如隐堂刻本、吴琯 《古今逸史》本等,清代有 《汉魏丛书》本、真意堂丛书活字本、吴若准 《集证》本等,现常见的有《大正藏》本、《四部备要》重印 《集证》本、张宗祥《合校》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今人周祖谟有《校释》本(1963年),范祥雍有《校注》本(1958、1978年)。据刘知几《史通》卷5所叙,本书原分正文和子注,但在流传过程中,正文和子注逐渐被混淆,以致后世传本一概连写,混子注入正文。清代顾广圻仿全祖望整理 《水经注》例分出子注,没有做成; 吴若准与唐晏根据此说,先后试行分析,都有缺点。
杨衒之(杨或作羊,或作阳),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广弘明集》卷6说他是北平(今河北完县东南) 人。书首所署作者官衔姓名是 “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 “永安(528—530)中衔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 (547),余因行役,重览洛阳”。或说他做过 “期城郡太守”,或说他做了 “秘书监”。北魏灭亡后,当他重游洛阳时,眼见昔日 “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洛阳寺院变成一片废墟,满目凄凉,不禁触景生情,对世事变迁及国家兴衰存亡发出了内心的感慨,故而撰《洛阳伽蓝记》以期后人惊觉。《广弘明集》卷6说他 “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 《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即认为他撰书用意在批评北魏王公贵族不关心民间疾苦,用掠夺所得兴建佛寺。又说他曾上书批判佛教 “虚诞”,“有为徒费”,主张对佛教加以整肃。这表明本书作者的立场是反佛的 。
《洛阳伽蓝记》,5卷。分别记述北魏洛阳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较大的佛寺或有代表意义的佛寺的兴建缘起,兴盛情况以及有关传说、典故。全面正面介绍的佛寺有40所,顺便提到的有45所。它们是(据范祥雍校注本):卷1,城内9所,即永宁寺、建中寺、长秋寺、瑶光寺、景乐寺、昭仪尼寺、胡统寺、修梵寺、景林寺,附见4所;卷2,城东12所,即明悬尼寺、龙华寺、璎络寺、宗圣寺、崇真寺、魏昌尼寺、石桥南景兴尼寺、庄严寺、秦太上君寺、正始寺、平等寺、景宁寺,附见14所; 卷3,城南7所,即景明寺、大统寺、报德寺、龙华寺、菩提寺、高阳王寺、崇虚寺,附见10所:卷4,城西10所,即冲觉寺、宣忠寺、王典御寺、白马寺、宝光寺、法云寺、追光寺、融觉寺、大觉寺、永明寺,附见3所;卷5,城北2所,即禅虚寺、凝圆寺,附见14所。
该书以洛阳寺院为纲目,广泛涉及当时社会政治、风俗习惯、人物风貌、地理沿革以及社会传闻等,不仅对研究南北朝佛教史,而且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民间风俗以及洛阳城市建置、街坊里巷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中一些生动的历史记述还可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北魏是佛教迅速繁荣发展的时期,《魏书 ·释老志》载任城王元澄奏文,说北魏末年洛阳城内 “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今之佛寺,无处不有”,本书提供的具体数字为1367所,造成“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的状况。如胡太后 (?-528)所立永宁寺,中有9层木塔,高90丈,上有10丈高刹,塔上有金宝瓶、承露金盘、金铎,可谓 “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书中有关佛教修习的记录,反映了北魏讲经以及重视坐禅诵经的情况。总的说,前期特别注重修禅诵经,对脱离修行的造寺和讲经持批评态度 (见卷2崇真寺),而末年则盛行讲经。随着佛教的普及,它的节日开始成为民众的节日。本书详细记述了4月8日佛诞节景明寺(卷3)、长秋寺 (卷1)、宗圣寺 (卷2)举行纪念法会和佛像游行仪式的热烈场面。此外,书中还保存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如卷5所载神龟元年(518)至正光三年(522)敦煌人宋云与崇立寺比丘惠生奉胡太后之命西行求法的经过,是继东晋法显 《佛国记》之后有关中外交通史的又一重要成果。这一部分内容是作者综合惠生 《行纪》、宋云 《家纪》并参照 《道荣传》写成,对他们所经地区的山川地理、物产、政治、民俗、宗教、寺庙古迹以及自身的求法活动,作了生动的介绍。这方面记载已引起国际上许多学者的注意。书中叙述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以及北魏末年尔朱荣叛乱等事件等(见卷1永宁寺条、卷2平等寺条、卷4宣忠寺条),委曲详尽,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作者因有较高文学素养,对事物描写引人入胜,时而穿插掌故传闻,文笔浓丽透逸,从而使本书不仅是一部寺庙志,而且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祖谟的校释本。该本费时10年,参阅书籍达120余种,三易其稿。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范祥雍的校注本,该本校注精审,广征博引,并编有多种附录,便于披览。1978年上海古籍书店加以修订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