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是汉末民间秘密流传的原始太平道的经典。共170卷,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17卷。《太平经》又称《太平清领书》,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是东汉末方士于吉(又作干吉、干室)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的神书,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太平经复文序》说,后圣太平圣君作《太平复文》,先传上相青童君,传上宰西城王君,王君传弟子帛和,帛和传弟子于吉。于吉初受太平本文,后增为170卷。《仙苑编珠》说,帛和授于吉素书二卷,乃《太平经》也,于吉演此经成170卷。所谓“素书”“本文”,虽然颇具神书传受的神秘色彩,却也透露出,《太平经》170卷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而是经过多次增补,出于众手的作品。而于吉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撰著者和传播者。
顺帝时,于吉的弟子宫崇将该书献给朝廷,不用。桓帝时,襄楷奏疏,再次推荐,仍不受重视。后来张角得到了《太平清领书》,该书对于他利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起了思想号召的作用。
《太平清领书》之前,在西汉成帝时有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 12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甘忠可又声称“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后因刘向奏甘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甘下狱治罪,死于狱中。其弟子有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夏贺良曾持《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游说哀帝,并“私以相教”,由此可知此书曾流传过。但由于史料缺乏,此书与《太平清领书》的关系尚难以断定。有一种意见认为,《太平清领书》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增扩而成的。
《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早已散佚。《太平经》仅残存57卷,收于明英宗正统9年(1444)修的《道藏》之中。这是现存的唯一本子。其中甲乙辛壬癸五部完全遗失了,其他几部各亡佚若干卷。《道藏》里有《太平经钞》,是唐人节录《太平经》而成甲乙丙丁等10部,每部1卷,共10卷。今人王明先生根据《太平经钞》及其他27种引书对《太平经》加以校补,编为《太平经合校》,基本上恢复了170卷的轮廓,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道教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该书的许多章节是以真人与天师的问答和对话为形式写成的,有的章节则采取直接论述的形式。行文不多引用前人的陈言,间有采摘古人的成话,也不明白指陈出处,以显明神书天授,不是对古人言论的注释和发挥。这与两汉的注经风尚截然不同,是《太平经》在形式上的特点。
该书的内容非常庞杂,但并非漫无统绪,《后汉书》所载襄楷疏说它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范晔说,“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王明先生认为,该书上承老子的遗教,近受当时图谶、神仙方术的影响,从思想来源上揭示了它的主要倾向。
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该书反映的是社会下层的社会改良主张。它基本肯定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但反对过度的剥削和大量聚敛财富,主张自食其力和救穷周急;反对恃强凌弱,主张扶弱敬老;宣扬“有财相通”、“有知相教”、“有珍奇相遗”,甚至设计了一个实行平等和平均主义原则的乌托邦社会。这些思想,对于黄巾起义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后汉书·襄楷传》载,“张角颇有其书”,可以为证。
在伦理思想方面,该书以善恶二分法为基础,提出了“承负报应”的思想,认为善恶必有其报,并且,善恶的积累将作为遗产遗留给行为者的后辈子孙,给子孙带来福祸。而其子孙则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行善来抵消祖上恶的积累,或者相反,增加恶的积累,给自己和后代埋下灾祸的种子。这是对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的发展,具有宗教的劝善作用。
该书对符箓咒术、养生术、神仙方术也有一些论述,但不够系统,比较粗糙。其它如教义、仪礼也不完整,充分表现出道教初创阶段的杂芜、混乱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