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为 《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以前,无别行之本。南宋淳熙 (1174—1189) 年间,朱熹合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撰 《四书章句集注》,始列为 《四书》之首。《大学》意为 “大道之学”。本书的作者,众说不一,约为秦汉之际的儒家著述,是今古文学相同之作。一说是孔丘学生曾参所著,然与《大戴礼记》第四十九《曾子立事》等篇不类。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计有 《大学章句》 1卷,《四书或问》 计有 《大学或问》2卷。《集注》版本颇多,如清乾隆年间《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光绪年间金陵书局刻本等。
曾参(前505—前436),字子与,春秋末鲁国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孔丘学生。孔丘称其 “能通孝道”。(《史记·仲尼弟子》)。提出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吾日三省吾身”、“犯而不校”等主张。相传孔丘之孙孔伋(子思)曾受业于他。因传《大学》为其所著及理学 “道统” 说的影响,后被尊为 “宗圣”。
《大学》篇,凡1700余字,要旨纲领有三、条目有八,其意见于篇首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强调了 “大道”应自明“明德”,从自新处着眼,以达到至善的地步。阐述了如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应“皆以修身为本”。“知本”则“知之至”,知既至,则“君子必慎其独也”,而修身又在“正其心”。反映了中国儒家的政治与伦理哲学思想。
《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命题,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深远。例如,唐代韩愈就认为修身、治心是存于内之 “仁”,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见于外之“义”,仁义结合便是 “道”,用以对抗佛教 “只欲治心”、“不欲治世”的理论。宋代理学推崇“格物致知”的研究,朱熹注《大学》,作“补格物致知传”、十分强调“即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奇之”、“豁然贯通”等“格物致知”程序,认为这是启发内心直觉的手段。明王守仁则从 “致知” 引出 “致良知”,强调 “知行合一”,“心即理”,认为“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用以反对朱熹“即物穷理”、心理支离的理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讲演中认为《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是中国“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是应当要保存的。
《大学》向附《小戴礼记》,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记,北宋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卷,另著《中庸广义》一卷;程颢《改正大学》与郑玄注、孔颖达所疏之本有所异,程颐的《改正大学》又与其兄不同,但二程所强调的《大学》为“入德之门”,“致知格物”为“本”的观念,又为朱熹《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所宗。明王守仁有《大学问》一书,为解答其门人提出有关《大学》的问题,主要发挥“致良知”说。清末陈确则异军突起撰《大学辨》,揭露《大学》非“圣经贤传”。以批判宋明理学。目前对《大学》的研究,在汇集历代研究成果方面,尚缺乏系统而整体的研究,开拓新路的著述,尚为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