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集》是唐代俗讲话本集。王重民、王庆菽 、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人编。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大批遗书公之于世,其中有许多和后代宝卷、弹词相类似的通俗文学的写本。这些讲唱体裁的作品,由于长期以来湮没无闻,最初学者们对它不甚了解,错误地把它当成佛曲。后来研究工作不断深入,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郑振铎首先采用了 “变文”这一名称,遂被学术界所公认,一直沿袭至今。国内最早的变文辑本,是罗振玉《敦煌拾零》中的《佛曲三种》,其后王重民、刘复、许国霖、郑振铎、周绍良等都进行过辑录。这些辑本由于材料搜集的困难,校订工作的繁复,还不能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王重民、向达等作了全面整理,将北京图书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各种俗文学卷子,根据187个写本,校订成78种,编为 《敦煌变文集》,凡8卷,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记,书后附《敦煌变文论文目录》。此书分为上下两册,1957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重印。它是变文辑本中最丰富的一部。
本书主要编者王重民(1903—1975)字友三,河北高阳人。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34年始历游法、德、美诸国,1947年归国。曾任河北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并主持北大图书馆学系。潜心古籍,精研版本目录学。编著有《老子考》、《西苑丛书》、《国学论文索引》、《敦煌古籍叙录》、《敦煌曲子词集》、《太平天国官书十种》、《中国善本书提要》等。
《敦煌变文集》分为历史故事与佛教故事两大类。历史故事又依文体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体分为3卷,每卷更依历史时代次序之。佛教故事则依佛(释迦)的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家故事,亦分为3卷。押座文及其他短文则置于末后,总为1卷。又 《搜神记》与 《孝子传》包含着变文的原始资料,别分1卷。
如果就形制、体裁而论,本集中的敦煌说唱作品包含有变文、讲经文、缘起、押座文、词文、话本、俗赋等不同样式,不能一概以 “变文”视之。
关于变文的涵意,至今还存不同的说法,一说:唐代有一种照着图画讲唱故事的文艺形式,叫做变文,它也可以说是说唱文学的话本”(程毅中《宋元话本》)。这种文体有说有唱,韵散结合,并配有图画,容易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在敦煌变文中以讲唱佛经故事的最多,如《八相变》、《破魔变文》、《目连变文》等,主要是宣传佛教教义,充满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封建迷信思想,或掺杂有儒家的说忠教孝的道德观念。其中 《降魔变文》描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毒龙,被舍利弗变成的金刚、狮子、鸟王所战败,场景变化莫测,构想奇特瑰丽。还有很多是说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写伍子胥的父兄遭到楚平王的迫害,自己逃亡吴国,借兵复仇。作品对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进行了揭露和谴责,赞扬了伍子胥的坚强不屈,表现了浣纱女、渔父等下层劳动人民对忠良的深切同情。凄怆悲壮,感人至深。《王昭君变文》和 《孟姜女变文》所敷演的故事,家传户晓,具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直接取材于唐代现实生活的 《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歌颂张义潮叔侄抵御异族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行为,表达人民强烈的爱国思想感情。
还有一种讲经文也是宣讲佛经故事的,如《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这些讲经文都是俗讲的底本。其特点是先引述一段经文,然后边讲边唱,加以敷演解释。据赵璘《因话录》记载,有一个文溆法师的俗讲,最受听众欢迎,“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比讲经文体制短小,一般用于小型法会的叫 “缘起”(缘),或者“因缘”,如 《目连缘起》、《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丑女金刚缘》等,都是说因缘的底本。其取名 “缘”或与所敷衍的经卷有关,如《丑女缘起》系讲说 《百缘经·波斯匿王丑女缘》,《欢喜国王缘》则演绎 《杂宝藏经》卷10 《优陀羡王缘》。
《敦煌变文集》中有一种名 “押座文”的,如 《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是在俗讲前念唱诗篇,主要是七言诗句,有时也夹杂一点说白,篇幅短小。所谓“押座”即压座,以安定听众使之静听。其作用类似后来话本的“入话”和弹词的 “开篇”。有的也可以用在正文之后作为收场。称作 “解座文”。
所谓“词文”是用歌词写的通俗叙事诗,没有说白,通篇七言句,一韵到底,与后世的鼓书、弹词、影词非常相近。如《季布骂陈词文》叙述季布在阵上骂退汉王,汉灭楚后,汉王悬赏捉拿季布,季布勇敢机智,终于逃脱了迫害。故事生动曲折,体制宏伟,全文640句,4474个字,可视为唐代以前最长的叙事诗。
“话本”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画 (话)本》、《叶净能诗》等,《秋胡变文》、《唐太宗入冥记》也应属于这一类。它们是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以散文叙说故事,中间也穿插很少的诗歌。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是在这种文艺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变文集中的 “俗赋”仅有3篇,如《韩朋赋》写韩朋夫妇对爱情坚贞不渝,以双双殉情抗议宋康王的迫害。《晏子赋》赞美晏子的机警善辩,使梁王理屈词穷,嘲笑人者反而遭到了讥讽。《燕子赋》则控诉黄雀的掠夺行径。这些叙事体的俗赋都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它上承魏晋南北朝的杂赋,在唐代俗讲话本中形成别具一格的样式。
唐代俗讲文学丰富多彩,不仅在文学形式上对后代的话本、拟话本小说、诸宫调、弹词、宝卷、鼓词等以积极的影响,而且诸如目连救母、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故事,也为后世的小说、戏曲等提供了许多改编题材。还保存了大量的口语词汇和语法材料,为治汉语史的学者所资取。
数十年来,中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敦煌变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尤其在校勘、考释、俗语词的研究方面成绩更为突出。如台湾学者潘重规在原《敦煌变文集》基础上推出了新校本《敦煌变文集新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年出版),已故郭在贻生前在助手帮助下,合作撰出《敦煌变文集校议》(1990年由岳麓书社出版)。继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之后,中年学者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将唐五代俗语词的研究又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