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国儒家学派现存最古的历史文献。它上纪唐虞,下迄秦穆,作为上古时代历史文献汇编,是研究夏、商、周三代的第一手史料。《尚书》 又名《书》,或称《书经》,至汉代尊奉为儒家 “五经”之首。通常的阐释为:尚者,上也,言此为上古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尚书》是诸经中纠葛最多的一经,在经学史上有过复杂纷繁的今古文之争与真伪之辨。在先秦文献中有 “书云”、“书曰”等称引,并出现了 《夏书》、《商书》、《周书》等专名。有人认定孔丘曾对此作过整理,说孔丘删 《书》,见于 《尚书纬》; 说孔丘对 《书》加以编纂,见《史记·孔子世家》、《汉书 ·艺文志序》。但其说在经学史上并无定论。汉文帝(前180—前157在位)时,广求儒雅,秦博士伏生以其所授《尚书》28篇献之,并立于学官,因用汉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又汉景帝末(前157—前141在位),在孔子旧壁发现 《尚书》,由孔安国献上,因其用古字写成。称为古文尚书。晋代经永嘉之乱,“众家之书并亡”,代而兴起的是豫章内史梅赜所奏献并立于学官的 《古文尚书》,孔氏传59篇,包括由今文诸篇离析而成的33篇及新出的25篇和书序1篇。旧题汉孔安国撰。后经宋吴棫、朱熹,明梅鷟及清阎若璩、惠栋等人相继探讨,断定为伪书,此为伪《古文尚书》。但在唐初由唐太宗颁布孔颖达编定的《五经正义》中的《书》仍以伪孔传为宗,此后,历五代迄宋,科举取士,皆以此本为准则。现今通行之 《十三经注疏》本 《尚书》 即为 《今文尚书》与伪 《古文尚书》之合编。历代校注《尚书》者甚多,较为重要的注本有唐孔颖达的 《尚书正义》、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前者为汉学代表作收入今本 《十三经注疏》,后者为清代 《尚书》注解中较为完备的一种,有 《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本,收入《皇清经解》。此外,还有南宋蔡沈的 《书集传》,此为元、明、清科举取士的标准经注之一 。近人曾运乾所撰《尚书正读》及今人王世舜《尚书译注》,在辨认文法、审读句意方面,颇益于对 《尚书》 的入门。
今文《尚书》始校者伏生,亦称伏胜,济南(郡治今山东章丘南)人,生卒年不详,曾为秦博士。西汉张生、欧阳生等《尚书》学者,皆出其门下。相传伏生撰有《尚书大传》,此为中国有关《尚书》的最古著述,但据东汉郑玄所序,则是伏生的弟子所录的遗说。是书除《洪范五行传》外,皆只存佚文。清陈寿祺著有《尚书大传辑校》,凡4卷,补遗1卷; 皮锡瑞也著有 《尚书大传疏证》 7卷。
《十三经注疏》本《尚书》篇目列经文58篇,以合汉代刘向、桓谭、郑玄所言《古文尚书》58篇之数。其中 《今文尚书》 28篇,析 《尧典》、《皋陶谟》、《顾命》之后半分别为 《舜典》、《益稷》、《康王之诰》,又分 《盘庚》 为三,加了5篇,合为33篇; 《伪古文尚书》 19篇,各分 《太甲》、《说命》、《泰誓》 为三,增加了6篇,合为25篇。今传本 《尚书》虽含伪 《古文》25篇,但在古文献辑佚,商、周史料的历史传递上仍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旧说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以今文为例,典有《尧典》,记尧、舜二帝史事,从中可见 “四岳”、禹、稷、契、皋陶等组成的部落联盟议事会的史影,是研究商族起源的重要文献。《禹贡》也属典体,是记载夏史较详的最早典籍,其最为精华的部分是有关“冀州”与“豫州”的记载,对夏文化中心黄河流域的山川、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所记甚详,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地理著作。谟有 《皋陶谟》,记皋陶与夏禹在虞舜前的对答。《大禹谟》为伪古文篇名,其中源有 《荀子》、《论语》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宋代理学家以理欲论究心性的“十六字心传”。训有《伊训》,为殷相伊尹对殷王太甲的训导之辞,在 《今文尚书》 中 《高宗彤日》、《无逸》篇也属训体。诰为诰词,《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济诰》等五诰是研究周初史事的可靠史料,在《今文尚书》 中,《盘庚》、《微子》、《西伯戡黎》、《梓材》、《多士》、《君奭》、《多方》、《立政》、《吕刑》、《金滕》、《洪范》等篇也属诰体。其中《洪范》是保存 “五行”资料最古的文献之一,其中对自然现象的阐释,含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但对龟筮可占人事吉凶,天时可徵人事休咎的陈述,后来则成为汉代“天人感应”封建神学的理论根据。誓为誓辞,今文有《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诸篇,有的是征伐之誓,有的则是悔过自责之誓。命,今文则有《顾命》、《文侯之命》诸篇,前者为临终遗命,后者是嘉奖时的锡命之辞。
《尚书》蕴含了中国上古时期丰富的政治、伦理、哲学、法律思想。两千年来,对《尚书》的研究,流派绵延,形成了卷帙浩繁的文献群体。尤其是宋学在 《尚书》研究上,打破了 “守故训而不凿”的学风,出现了宋代各派 《尚书》著作蔚然大观的局面,宋儒宏化了《尚书》的思想性,鼓吹 “心法”,宣扬 “道统”,并以之作为理学这一新儒学的出发点,对强化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有重要影响。清代《尚书》学一反宋学“空谈心性”之余波,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始,完成了对伪古文的彻底疑辨。清代在《尚书》学方面,产生了灿若繁星的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由传统今、古文学派发展而出的,和涉及甲骨金文、古代文法、天文历法、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现代 《尚书》学研究。
近代以来,对《尚书》的研究,虽已突破了纯一文字校释的传统倾向,但至今仍未形成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对《尚书》作综合及整体研究的格局。因此,对现代《尚书》学的建设,学术界仍需作出不懈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