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刍言》是清代的一部钞币专著。王瑬著。道光8年(1828)开始成书,名为《钞币刍言》,道光11年(1831)刊刻;道光17年 (1837)修改再版,更名《钱币刍言》;稍后又刊《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 加以补充。
王瑬(1786-1843),原名仲鎏,字子兼、亮生,晚年号荷盘山人,江苏吴县秀才。屡试不第,以教书或幕僚为职,还从事考证工作。著有《乡党正义》、《四书地理考》、《壑舟园初稿》、《壑舟园次稿》等。
《钱币刍言》全书共分4部分:第1部分《钱钞议》,主要是王瑬对自己的主张所作的一些理论论证;第2部分《私拟钱钞条目》,是他所拟定的发行纸币和铸造大钱的具体措施;第3部分《先正名言》,是他汇集历史上主张发钞的言论;第4部分《友朋赠答》是他为推行自己的主张向当时的一些势要人员和知名人士发出的信件,以及其中某些人的复信。
本书的中心内容是主张发行不兑现纸币。而发钞的基本要求是要“操钱币之权”,具体地讲即 “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 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钱钞议一》)。发钞的基本办法是,发行钞币以吸收流通中的白银,并代白银作巨额交易往来之用,小额交易仍以铜钱作为补充的流通手段。发钞的具体办法大致如下:1、钞分为7等,其票面额由一贯至千贯,交钱庄代为发行,钱庄不得再出会票或钱票。2、铸当百、当十大钱及当一小钱以补助一贯以下的小额流通。大钱亦由钱庄代为投入流通。用钞收买民间铜器以铸钱,并设官铜铺制造民间乐器、锁、钮等,禁止民间设立铜铺及进行铜器买卖。3、无论钞及铜钱均务极精工以防伪造。钞上由名家书写格言,多加捺印信,分省流通。当百、当十钱的铸造工本须在百分之九十以上。4、钱庄从领到钞币之日起凭钞收兑白银,按九折缴给官府,钱庄得利一分。5、人民以银易钞时,在一年内加利十分之一;二年内加利二十分之一;二年以后平兑。人民向钱庄以钱易钞或以钞易钱,准许钱庄抽取百分之一的兑换手续费。6、人民以钞交纳赋税时,每贯作一百文。一贯以下用现钱交纳。7、一省钞币携至他省时,可由当地官局掉当地钞币使用。8、发钞由京师开始,渐次至于各省。一地推行钞法5年或10年后即禁银为币,以后许商人以半价向政府买银,制造器饰出售。民间如尚有藏银亦按半价当商品买卖。9、行钞之初官俸加一倍;本俸用银,加俸用钞。钞法通行后全部用钞,再加倍发给官俸。10、外国贡使欲购买中国货物须先用银易钞,方许购买货物。对外贸易采用物物交换方式。
为了给发钞方案提供理论依据,书中提出了“足君优先”的财政观点和“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的货币名目主义观点。在《钱钞议》中,一开始就提出了 “足君优先”论,作为发钞主张的理论出发点,“必君先足而后民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免于贫焉。”“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欲操钱币之权只有发钞。与此同时,针对前人的 “钞虚银实”的观点,指出: “至谓钞虚而银实,则甚不然。言乎银有形质,则钞亦有形质;言乎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则银钞皆同”(《钱币刍言续刻·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既然“银钞皆同”,则纸币是更理想的货币:“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是操不涸之财源”(《钱钞议一》)。但又说: “钞虽取之不尽,而国制钞,但求足用耳,自可为之限量”(《钱币刍言续刻 ·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足用”的标准是多少呢?书中说: “造钞约已足天下之用,则当停止”(《私拟钱钞条目》),又说: “按造钞之数,当使足以尽易天下百姓家之银而止,未可悬拟。惹论国用,则当如 《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国家常有三十年之蓄可也”(《钱币刍言续刻· 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这里有两个标准,但都不是指足流通之用,这就很可能使书中的钞币计划成为满足封建财政要求的工具,陷入于任何纸币发行所应切忌的错误。
书中列举了发钞大利22条,把发钞说成是“理财之上策”(《钱币刍言续刻·与陈扶雅孝廉论钞币第一书》)。同时认为发钞乃具有神奇力量的“独传之秘宝”(《钱币刍言续刻·上何尚书仙槎先生书》),认为只要有了这“秘宝”,什么财源涸竭、利权旁失、洋钱耗蚀、鸦片贻祸、钱庄亏空等等,都可解决,甚至还能使“天下自无一丁不识之人”(《私拟钱钞条目》)。书中诸如此类无稽之谈,还有许多。
《钱币刍言》继承和发挥了历代名目主义货币观点和明末倪元璐、蒋臣的行钞主张,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发行纸币的理论和具体方案,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比较突出的。不论对赞成或反对当时钞币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来说,《钱币刍言》都是一部不可缺少的研究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钱币刍言》出版后,引起较广泛的争论,受到包世臣、魏源、许楣等人的批驳,而许楣(1797—1870)是其中最坚决的反对者,专门写了《钞币论》对《钱币刍言》逐条进行批驳。但 “学士大夫往往宝藏其书”(许楣《钞币论 ·叙》),“中朝言事之臣,颇采用君书以进” (张履: 《积石文稿》卷17《王君亮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