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集。六卷,明李贽撰。初刻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撰者事迹参见“《藏书》”条)
《焚书》是著者的文集,前二卷为书答,三、四卷为杂述,五卷为读史,六卷为诗作。书中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要害,有的不合时宜,故必引来杀身之祸、焚书之罚,所以取名为《焚书》。
一、关于孔孟之学。著者以“异端”自居,在书中公开蔑视和否定孔孟和儒家经典。他认为《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等书不过是当时弟子的笔录,有头无尾,得后失前,大半非圣人之言。就算有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的因病发药,不是“万世之至论”,他指出,“《六经》、《论》、《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是道学的思想根据,与他提倡的纯真的“童心”不可同日而语。
二、关于道学。作者揭露和嘲笑道学家的虚伪、丑恶行径。他说,道学家自鸣清高,实际上志在高官厚禄。有的道学家能写几句诗,就自称为山人,有的不会写诗,会讲“良知”,就自称为圣人;他们名为山人,心同商贾;口说道德,志在穿窬。他描述道家形象,说他们“平居无事,只能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于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
三、关于明德。作者认为,明德为本,亲民为末。“苟不明德以修身,是本乱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
四、关于欲的问题,作者认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除去穿衣吃饭即无伦物。世间种种行当都是为穿衣吃饭,“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他还说:“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于伦物上所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否则只在伦物上计较忖度,终无自得之日。支离、易简之辨,正在于此。明察得真空,则为由仁义行;不明察则为行仁义,入于支离而不自觉矣。可不慎乎!”
五、关于自然观。作者认为,天地生万物。天地也象人之夫妇那样,生养万物:“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物无不出正。”“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他反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太极生两仪,两极生四象……”的理论。他认为,人之初生在于阴阳二气,男女二命,最初无所谓一和理。他还说:“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故性命各正,自无有不正者。”
六、鬼神。李贽相信鬼神的存在,并认为鬼神先于人而存在。他说,小人之无忌惮,是由于不敬鬼神。“夫有鬼神而后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即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务。”这说明李贽反对无神论,但对鬼神要敬而远之,主要是以人道为主。
七、政治。作者借评论《水浒》发泄对社会之不满。他说:“古传记言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复来。其地谣曰:‘莫学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张禺山有诗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惭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动牙齿。’又曰:‘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
“童心说”也是该书论述的重点内容。作者认为,人之一生,只有“童心”是真心,丧失了童心之人,就不是真人。他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也就是说,童心是无善、无恶、最纯真之心,是人心之本。但是随着人的年龄的不断增大,外界的七情六欲,权、利、色等社会现象的不断浸入,传统文化的不断吸收,使人不知不觉地改变了童心,就变成了“以假人言假言”,“盖其人即假,则无所不假矣”所描述的状况了。这样的人,讲话言不由衷,著文则文辞不畅,行政则政无根底。言外之意就是:成人世界是个虚假、欺骗的世界。
另外,《解经文》、《五死篇》、《养生论》等章节也都表达了李贽的几种不同的思想内容。
《焚书》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初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重刻。但此二版均遭到禁毁,后来有人于著者死后重编刊行,有部分内容曾被删改。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据清末《国粹丛书》本校勘出版了近本。一九七四年,中华书局又将此书与《续焚书》合编出版了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