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前汉纪》,以区别于袁宏的《后汉纪》。前后汉纪又合称为《两汉纪》。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三十卷。汉荀悦撰。成书于汉建安六年(201年)。(撰者事迹参见“《申鉴》”条)
《汉纪》是以《汉书》的本纪为纲,将传及志表的资料,按其年月先后加以适当剪裁,再编排在一起。《汉纪》主要是对《汉书》删繁就简,新增加的材料很少。《汉纪》全书仅十八万字,只占《汉书》的四分之一,而西汉一朝的重要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典章制度,都有条不紊地记录下来。
《汉纪》所记时间和《汉书》一样,起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止于汉更始皇帝刘玄元年(23年),共二百三十二年。全书三十卷,《高祖纪》四卷,《惠帝纪》一卷,《高后纪》一卷,《文帝纪》二卷,《景帝纪》一卷,《武帝纪》六卷,《昭帝纪》一卷,《宣帝纪》四卷,《元帝纪》三卷,《成帝纪》四卷,《哀帝纪》二卷,《平帝纪》一卷。
《汉纪》在材料取舍、文章节录等内容编写有一定的标准,并不是泛泛抄录而成书,他在《汉纪·高帝纪》提出了著作本书的五项原则:“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他著这部书的目的是给汉献帝看的,为统治者提供治国治民的经验教训。为了体现这个原则和要求,在序文中他分析其书有十六个方面的内容,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纪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可以看出《汉纪》的编写,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表明它是一部统治者的借鉴之书,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
《汉纪》的另一个特点是精心撰写史论,其内容取材虽皆出自于《汉书》,而着眼点并非全同于班固,《汉纪》在每篇帝(后)纪里,加进了“荀悦曰”的史论,因事而发,总结为政的得失,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例如,两汉田赋,由最初的什伍税一,很快减到三十税一,甚至百一而税,灾荒之年,更是“诏除田之租税”,将田租全部豁免。对这种减免租税的措施,班固等史学家认为是值得称颂的惠政。荀悦则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评论说:“古者十而税一,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以足资豪强。”(《汉纪·孝文帝纪下》)荀悦观察到了问题的实质,在汉代土地兼并迅速的情况下,土地都集中在地主豪强手中,汉家减轻田赋,只是对地主豪强有利,对百姓却没有任何好处。
梁启超很推崇《汉纪》,称赞它是“善钞书者”。荀悦用编年的方法“钞”《汉纪》,非常成功地把纪年体中的叙事方法运用进去,此是《汉纪》不同于以前编年体的特点之一。在记叙人物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时,能突破时间的界限,根据需要补叙前因后果,这样编年史融进了纪传体的特点,广泛地记载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这种编年体史书,按年叙事,历史发展变化的脉络一目了然,事件集中,线索清楚。
《汉纪》组织简洁、文笔简洁,内容精炼。荀悦很欣赏自己这部书,他在《汉纪·序》说此书“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行。征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唐太宗也很推崇这部书,说它:“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命群臣阅读。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此书:“荀悦依左氏成书,剪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逾本传。”可见这部书在史学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汉纪》有重要的史学价值,首先它开创了我国古代断代编年史的体例。自《史记》、《汉书》创造了体例完备的纪传体后,纪传体就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绝不传。直到荀悦,才把编年体重新恢复并加以完备,使之流传下来。后世史学将班固《汉书》的纪传体和荀悦《汉纪》的编年体并称为“班、荀二体”。《汉纪》对后世史学影响很大,如袁宏著《后汉纪》、孙盛写《魏春秋》、徐广写《晋纪》、裴子野写《宋纪》都采用编年体撰写。到北宋司马光集《汉纪》以来编年史之大成,撰成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其中议论政事之得失的笔法也是效法《汉纪》的。
《汉纪》自北宋后无善本。较好的版本是明代嘉靖年间黄姬水刊印本。最常见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也是依据黄本。清代康熙年间,蒋国祥、蒋国祚将《汉纪》和《后汉纪》合刻为一书,并附有《两汉纪字句异同考》一卷,版本较完善。清朝纽永建的《前汉纪考释》,亦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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