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史书。因此书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既有补充,又有改正,故清人印此书时又题作《资治通鉴补正》。二百九十四卷。明末清初严衍、谈允厚撰。书成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
严衍,字永思。生卒年不详。嘉定(今属上海)人。有关严衍的生平事迹的材料很少,清人钱大昕曾为他作传,载于《潜研堂文集》中。但传中材料皆不出严衍《通鉴补自序》和谈允厚《通鉴补后序》的范围。因他耻以诗文词章华炫于世,独好专心于博古之学。从四十一岁始,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研究。以为其义例精密,褒讥得失以发后人之志,考校同异以辨前人之非;而且,经反复阅读,还发现此书仍存有“百中之一漏,全璧之微瑕”。故因《通鉴》旧文,汇聚史书所载,著成《资治通鉴补》。
此书始作于万历四十三年,至崇祯十一年成五代史部分。参与共同编撰者,还有严衍学生谈允厚。谈允厚,字君厚,其籍贯当与严衍同。生平事迹不详。崇祯二年秋,晋史以前的部分完成。此段基本上是严衍独立完成,谈允厚只做些参校之事,负责缮写定稿。而宋、齐、梁、陈及北魏、北齐、北周七书,并南北二史中所载内容的补充,则以谈允厚为主,严衍为辅。自隋以后至五代终,则以严衍为主,谈允厚为辅。此后,他们师生二人还曾续编《通鉴》所载之后四百八十二年史事,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完成《宋元续编》一书。惜此书已佚。
严衍作《通鉴补》的宗旨实与司马光作《通鉴》不同。《通鉴》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宗旨。因此,其书对于有关国家兴亡的军、政、典章制度等重要史事记述较详,而略于人物事迹与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史事的记载。但是,严衍著此书却是为了囊括一千三百六十年史事记载,求其详备无遗。这是二书在著作宗旨上的重大区别。在明代,《通鉴》及《通鉴纲目》之学大盛,士人又受八股之学的束缚而遂使博古之学废弃。因此,许多人视此二书为史学捷径,更懒于翻阅十七史及其它各种史书;竟误认为二书相辅,既有详尽的史事,又有简明的正统史观。所以严氏选择了《通鉴》一书的底本,重新汇聚、增补各方面的史料而成此书。严衍对此颇为自足,他在《自序》中说:“若因其成书(指《通鉴》),而拾其偶阙,补成大观。使病十七史之浩瀚者,乐《通鉴》之简严;而病《通鉴》之阙略者,又乐余之补正。虽温公复起,或不遂屏之门墙之外矣。”
从此宗旨出发,严氏师生对于《通鉴》一书,确实指出了许多不足之处。在谈允厚此书《后序》中,把对《通鉴》的主要不满之处概括为“七病”。即:一曰漏。言太删,太节,亦有重要事件不载的。二曰复。言一事两载,如贞观十一年七月、十一月均记突厥大雪,杂畜多死等。三曰紊。言后事在前,前事在后,编次失序。四曰杂。言张李互见、甲乙迭书,使读者南北纷歧,东西眩瞀。五曰误。言事有舛差,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六曰执。言温公取舍由己,太固执。七曰诬。言以皮日休仕于黄巢,其事近诬。
《通鉴补》虽是编年体裁的史书,但它的体例却兼备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的特点。在每一人物卒没之后,则更综合事迹,作一小传。这种编年之中而寓纪传之体,确实起到了对编年体史书所载人物事迹纷杂难周的弊病予以弥补的作用。可惜此种体例未能得到后世的重视,论者多以严氏师生未明《通鉴》义例宗旨而抱以批评和漠视的态度。其次,此书承袭了朱熹《通鉴纲目》中的史观及其《春秋》笔法。它以存法戒为义例,对于正统、非正统之义辨之甚明。大凡《通鉴纲目》对《通鉴》增改之处,多被采用。并且还依照此例,补进了许多能够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有关史事的记载。最后,严衍针对《通鉴》纪年方法上的缺欠,在此书中有重大的改进。一是存残统。如《通鉴》书黄初元年,《通鉴补》则书建安二十五年,以存汉之残统。这样的作法与《通鉴》正好相反,同样有所不足,不如分别标出同一年中的两个年号。再是每年皆标出年号。《通鉴》每一年号只写一次,标在第一年上,其余则只写二年、三年等。这样,猝然展卷,竟不知何年。《通鉴补》则在每一年上补上所属年号,颇为清楚。三是在正统王朝年号之下分别标注所谓僭国之年号。无论是《通鉴》,或是《通鉴纲目》,凡遇分裂割据之时期,皆以有渊源流脉的,或是中原王朝,以及所谓正统王朝的年号,作为唯一的纪年。这就造成了有些史事与纪年不伦不类。而《通鉴补》在正统年号之下注出同时存在的各割据国家的年号,不仅更能反映历史事实,而且纪事也就更为清晰了。
此书的内容主要是依据《通鉴》的内容,并按《通鉴》的形式分卷。所补内容主要依据《通鉴》所涉及的十七部正史,也间有其它史书中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一类是属于《通鉴》所未能存录的人物事迹。如补僭主之名,补名贤之卒,补隐逸,补贤媛,补二氏(指佛道二教人物)。另一类是补政事之漏、诏敕之遗、文章之遗逸、艺术、灾异、史断(指史论),以及在注文中补释胡注与二氏之诞异、五行之妖幻、艺术之工巧、人物之纤细等诸方面内容。所补内容又分为两种形式,即补正文和补注文。补正文之例有二:一是《通鉴》所已载,而事或阙而不周、文或简而不畅,则逐节补之。二是《通鉴》所未载,而事有关于国家、言有系于劝戒,则特予补录。凡其所补或所改正文,皆加括号“〔〕”,以示区别。补注文之例有三:一是所补之事虽可采,但却涉于琐碎,或近于虚幻,故不入正文,附录于注文之中。二是采集的史文与《通鉴》所载不同。或不相合,故列在注文中以存疑备考。三是胡身之《通鉴注》中的错谬,或注解未备之处,严氏则增改于其后。
严衍师生不仅增补了《通鉴》所遗漏的史事,而且还纠出了许多失实错谬和体例不纯之处,并予以改正。谈允厚所谓《通鉴》“七病”,就是对这方面工作的总结和概括。此外,此书还删削了《通鉴》中的重复记载。
总之,严氏师生熟读《通鉴》,广收史料,并以十七史所载内容与《通鉴》逐一勘校,发现了问题、改正了错误、丰富了史料。其在史学上的贡献和在“通鉴”学上的地位,应得到广泛的重视。钱大昕在《严先生传》末评价此书时说:“先生与允厚于史学,皆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辨正,皆确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读《纲目》。如尹起莘、刘友益、王幼学、徐昭文辈,皆浅陋迂腐。虽附《纲目》以传,转为本书之累。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耳。”因此,《通鉴补》一书,对于研究《资治通鉴》颇有益处。
但是,《通鉴补》也有不足之处。它过于膨胀了《通鉴》,把司马光所删削的部分也作为遗漏增补。这样又使此书与《通鉴长编》相类。若以简省便览为标准,此书远不及《通鉴》。实际上它是汇聚以十七部正史为主的有关史事记载,用编年体加以改编。其可读性与史料价值不大。司马光著《通鉴》,曾收罗二三百种史料;而严衍补《通鉴》,却主要从十七史中取材,在史料上没有新的内容和进一步的挖掘。另外,此书以朱熹《通鉴纲目》中的义例为其义例,其中也存有宣扬封建思想,以及由此而致有碍史事的如实记载之处。
严衍师生为贫寒士人,所以书成之后,无资刊刻。此后长期未有刻板。道光四年(1824年),阳城张敦仁取《通鉴补》中补正《通鉴》原文的一部分,汇录成《通鉴补正略》,分上中下三卷刊印。张氏在序中极望当世有好古之人为严氏刻全书。直到咸丰初.江夏童氏始以聚珍版排印百余部,书遂流传。光绪二年(1876年),盛康思补楼刊本问世,此书流行渐广,始为治史者所重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益智书局又据盛氏本石印,题名为《资治通鉴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