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柔远记》,又名《国朝通商始末记》、《中外通商始末记》。编年体对外关系专史。二十卷。清王之春著。光绪五年(1879年)左右完成初稿。
王之春,字爵棠,又作芍棠。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卒年不详。湖南清泉(今衡阳)人。系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后裔。王之春早年为幕客,曾参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军务活动,任广东雷琼、高廉兵备道道员,署理广东布政使、湖北布政使,出使俄国,四川布政使,山西、安徽、广西省巡抚。后因力主联俄拒日,1904年被爱国志士行刺未遂。王之春从此为人不齿。他的著作除《柔远记》外,还有《椒生诗草》、《椒生缦草》、《椒生随笔》、《船山公年谱》。
本书前十八卷,用编年体裁,记述清王朝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间的对外关系大事。后两卷作为附篇,一为瀛海各国统考,蠡测卮言;一为沿海形势略,环海全图等地图。
《国朝柔远记》的作者,“以文人兼武事,驰驱江海间,防北塘,驻京,游历日本长崎、横滨,于中外交涉事见闻周洽”(彭玉麟序)。曾亲赴京师,向朝廷上万言书,陈夷务,且请率师规复失地,颇有爱国热忱。他的《瀛海各国统考》、《蠡测卮言》的慎约议、联与国、广学校、精艺术、固边圉、修船政、兴矿利、防漏税、强兵力、练民团、禁贩奴,编教民、论鸦片十三篇,比较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
加慎约议。“维时中国于洋务利弊未甚讲求,率将‘利益均占’一条刊入约内。一国所得,各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各国群起而助之;遂使泰西诸国协以谋我、挟以要我,几几有固结不解之势”。“约论之不可不慎,非明征欤”。
又言,“至若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试问华人之居外洋者何如?外国人到中国不收身价,试问中国人到外洋者何如? (华人到美国,每人每岁收税银一二元不等)。且中国所征于各国商货之入口者税甚轻,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即以鸦片论,在孟米出口每箱征银六十磅,中国税银仅十磅。中国出口茶税,每箱仅征每百元之七五,不上一成;至英国入口所征,不下四五成。至于烟台之约,且强减中国税则。几于喧宾而夺主。合彼此而较之,公于何有?法于何有?”“条约非一成不变者也,下届更修和约之日,宜明告各国曰,某约不便于吾国,某法不便于吾民,某税不合于吾例,须斟酌以协其平。”
广学校。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学分四科,曰经学、法学、智学、医学”。“更有技艺院、格物院,均学习汽机、电报、织造、采矿等事。又有算学、化学,考验极精。”“再有船政院、武学院、通商院、家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瘖院、训孤子院、养废疾院、训罪童院。余有文会、印书会。别有大书院数处,书籍甚富,任人进观。总之,造就人材,各因所长,无论何学必期实事求是,诚法之至善者也。”
精艺术。“西人之所长者技艺耳,中国为人材薮,岂无智能之士与之并驾而驰者,执业不精,故让他人之我先耳。”“是宜选出洋学习之,返国者,或仿其式而造之,或更心裁独出,以斗巧而争奇,精益求精,日就月将,强盛之图,端在于斯。”
禁贩奴。“国家户口日广,生齿日繁,谋食之徒,往往不地而蹈,以单子一身,涉重洋万里,致使天朝百姓受奴辱于洋人,诚可悯也。其尤为惨酷者,粤乐澳门、汕头等处,西人设招工馆,应其招者,名其人为‘猪仔’。人也而畜名之,即以兽蓄之,命名之意已乖天和。然此犹明明招之也。更有寓粤之洋人,串通奸商,诱卖乡愚于秘鲁、古巴、亚湾拿等处。”他提出,华工出洋,“听华官登舟案名查点后,方准驶行,即以副册咨行当地领事官。领事官于船到时,亦案名查验,如有册上无名或姓名年貌者,即以拐贩论,船主加等惩办,船没入官。其无领事之处,永远不准招工。”“即已出洋为奴之人,亦不可徒作旁观之太息,宜令各国公使、领事认真清查,密为保护。昔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英国集商禁止,出资赎释。堂堂天朝,果能自庇其民,仿英人赎黑人之例,是诚出水火而衽席之也”。
论鸦片。“且禁烟是我国自主之权,洋人不敢过问,洋药虽不禁其入口,而苦无售处,则不禁之禁也,而内地之种,更不禁而自除矣。”
至于沿海形势、环海全图等地图,今人看来虽很幼稚,但反映当时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水平。
十八卷的对外关系大事,取材丰富,自称“自恭录刘圣上谕及颁发官书外,并搜录当时诸臣奏疏,与名臣撰述、西人图志及各家私著可采掇者,荟萃而成。间有得之闻见者,要必采访确实,不敢稍涉虚诬。”“自开国并迄同治一朝掌故,惟起居所职、中秘所藏,不能悉窥,其外间传播于五大洲各国交涉事实,搜罗毕载。”(《凡例》)。
如记咸丰八年,广州义勇复省城不克。六月,“是月十四夜四更,义勇七千人潜来袭城,围其三门。梯城将登,门外有英人巡夜局藏积火药,义勇袭之轰发,地震数里,而未伤及英人。英兵迎击,义勇败绩,微有死伤”。(卷十四)
又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英船至天津海口。时僧格林沁已饬官兵严防,俟其进口击之。越日,有小火轮、杉板十三艘,皆竖红旗挑战,复将港口铁锁、铁桩拉倒,遂逼炮台,开炮轰击。我兵放炮相持,沉毁其数船,余船亦中炮不能行驶,逃出拦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见舟师失利,复以步队接战,我军又大败之,轰毙数百,生擒二人。”
又如记同治十三年四月,日本犯台湾番社,清廷命沈葆桢渡台设防等颇详。
本书利用第二三手材料较多,且多未注明材料出处,难免有不当之处。还有某些常识错误,如把佛郎机(葡萄牙)当作法兰西(法国)即是。但这不能抹杀本书的重大作用。
《国朝柔远记》完稿后,受到当时爱国士人与官僚的关注。彭玉麟、谭钧培、卫荣光、俞樾、李元度诸人先后为之作序。有光绪十七年(1891年)广稚书局刻本、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书局重刊本两种。这两种刻本,都是王之春亲自手订。两种刻本,文字基本相同。二十二年本校正了十七年本的个别文字上错误。石印本多种,系书商所出,反映了此书发行量颇大,为研究、学习对外关系的基本读物。一九八九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作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一。点校本编有《人名索引》、《域外地名今译》,便于读者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