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说文句读》。《说文解字》研究和注释著作。三十卷。清王筠撰。成书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撰者事迹参见“《说文释例》”条)。
王筠认为,“《说文》传写多非其人,群书所引有可补苴”(《说文解字句读·序》)。于是,他于道光二十一年开始,综合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和严可均《说文解字校议》等三家的说法,集其成就,补其偏颇,对《说文解字》通行本,进行增、删、改等项整理工作,但不加注释,目的是便于初学《说文解字》的人诵习。初稿写成后,称之为《说文解字句读》。后来,王筠又广采时贤之说,“博观约取”(王筠《说文解字·序》,并参之己意者一千一百余事(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凡例》,为此书增加了注释。
《说文解字句读》的“句读”之名来源于张尔歧《仪礼郑注句读》之名。汉代人的经说大都叫做“章句”,而王筠作此书只是疏解《说文解字》,无章可言,所以叫做“句读”(详见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凡例》)。此书分卷依《说文解字》原目为十四篇。其中正文十四篇,每篇又分为上下,而成二十八卷;许慎自叙、许冲上说文表、汉安帝敕合为一卷;附录一卷,其中包括说文部首表、许君事迹考、说文校议、毛氏节录、桂氏附录、桂氏附说、小徐系述、大徐校定说文序、大徐进说文表、中书牒。共三十卷。
王筠在本书正文的注释中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遍考徐铉、徐锴及各家之版本,辨别篆文的正误。二徐本及《说文韵谱》、《五音韵谱》中有异文的,则选择其中的一个为正篆以为标目。正篆在大小徐本中有异文的,依据二徐本之外的大多数传本来确定;无法确定的,则附录在其后面。篆文因传写讹误为重出的,则根据经籍所引证的情况,先录下来,然后再加以删除。对于讹误之字,即使不是重出的,也要删去。对于王筠的这个作法,后代学者中有人提出批评,认为“王氏此书剖抉极精,采证尤博,然好改原文,多所增减,至有无坚据而竟删篆者,则较金坛为甚矣”(清·李慈铭《赵缦堂读书记·语文文字》)。其二,王筠利用金石铭刻的文字资料,采补足同一款目中的古文字字形,力图恢复篆文的原初字形,以此来系联同源派生字,恢复《说文解字》“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原旨,再现汉字孳乳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三,关于篆文的排列顺序,王筠认为,小徐本所依据的是错乱的《说文解字》的版本,大徐本以意为之整比,致使“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脉胳不清楚了。于是,王筠加以辨正,力图恢复《说文解字》的原貌,以篆文的排列顺序去展示汉字系统的同源派生关系,以此来解决先秦经籍中的同源通用现象。其四,关于《说文解字》所收正篆的总数问题,王筠分析了通行本《说文解字》正篆总数超过《说文解字·叙》中所明确提到的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正篆文字的现象,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且批评了桂馥和段玉裁根据经籍所引《说文解字》而增补正篆篆文的作法。王氏从桂、段二人所增的正篆篆文中,选出一些可以确定的篆文附在其所属部首内正篆系列的末尾,以待后人进一步研究确定。其五,对于《说文解字》文字说解部分在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中产生的异文和脱文现象,王筠主要根据二徐本和《说文韵谱》、《五音韵谱》来加以确定,并使用统一的体例,把各种不同的情况加以区别。在对《说文解字》文字说解部分进行删补时,要全面地列出其根据之所在。王筠所据的《说文解字》版本,大徐本是毛氏本、鲍氏本、孙氏本,小徐本是汪氏本、马氏袖珍本、朱文藻考异本、祁刻顾氏影宋钞本、翁氏钞《说文韵谱》、李氏刻本。王筠认为,许慎作《说文解字》时,肯定多用古体字。但他没有区限于古体字,而是采录了各种版本中的所有异文,以供后人确定。其六,在《说文解字》文字说解部分,王筠博采慎择,综合分析诸家之说(主要是段玉裁、桂馥、严可均三家之说),集中时贤成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取支离破碎之说,为后人指示门径。除此之外,他研究汉语词义的方法有自己新的见解。他认为,佛经自汉代就开始传入中国,汉译佛经所用之语是汉代的恒言(即常言,日常用语,通行语)。而《说文解字》文字说解部分所用之语,也是汉代的恒言。二者之间有一种相关关系。因此,可以用汉译佛经用字的词义系统作为《说文解字》文字说解部分词义系统的参照系统。从而,后代人可以对古代汉语词义系统作共时相关分析。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王筠能够提出如此真知灼见,是很不简单的。当然,对于王筠的注释,后人亦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说文解字句读》中的注释“未能取诸家之长”(清·李慈铭《赵缦堂读书记·语言文字》)。其七,对于《说文解字》不同版本所引反切,王氏尽可能地过录下来。具体作法是:相同的,则省略其一;不同的,则分析罗列;最后均附以唐韵。唐韵之音与许慎之意不中者,则以它书驳正之。但总的说来,王筠不大重视音韵,特别是不大重视利用上古音韵的研究成果去研究汉字的同源通用现象和同音借用现象,因此,在汉字同源字的研究方面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其八,在《说文解字句读》第三十卷中,收有王筠所修订的《说文部首表》。此表对《说文解字》的部首系统进行了系联,王氏以连线和位置来确定、展现汉字构件系统的共时共现关系(或聚合关系)和汉字构形系统的历时同源派生关系(或组合关系),从而构成了一幅基础汉字通用字表。
《说文解字句读》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上所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王筠继承了段玉裁、桂馥、严可均等人的系统的实证思想,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说文解字》,校理文字,辨章形体,阐发体例,综合分析诸家之说,为后人指示门径。第二,充分地利用金石铭刻的文字资料,有意识地进行古文字的“复形”的工作,这是很值得称道的。第三,提出利用汉代佛经所用汉字的词义系统作为《说文解字》文字说解部分词义系统参照系的思想。这种方法已经初步地具备了对词义系统进行共时比较分析方法的基本要素。第四,修订《说文部首表》,总结了前人及时人同源字研究的成果,为近现代人大规模地进行汉字同源字的研究作了铺垫。《说文解字句读》积王筠三十年治《说文解字》之学的成果,“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于人。论者以为许氏之功臣,桂、段之劲敌”(《清史稿》)。
《说文解字句读》有三种重要的版本。第一种,清同治四年(1865年)王氏刻本。三十卷。有潘祖荫书后序。第二种,稿本。十五卷(六册),存二卷(五、十二)。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第三种,稿本。十五卷(十五册)。张穆订注。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此外还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国学基本丛书”影印本,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书店据“清同治四年(1865年)王氏刻本”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