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专著。四编。清阮元主撰,合作者李锐、周治平;续编仿《畴人传》体例由罗士琳编撰,三编由诸可宝编撰,四编由黄钟骏父子编成。
《畴人传》的编撰年代阮元自己写于卷首的凡例中,是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许多学者认为实际动手编写是在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脱稿。阮元自己写的年代可能与产生编撰此书构想和担任学政兼管国子监算学要职有关。续编完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编完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编完成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从构思到四编出版历经百年。(阮元事迹参见“《广东通志》”条)
李锐,字尚之,号四香。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江苏元和县(今属苏州)人。在县学期间看《算法统宗》而志于数学,二十四岁时已名噪江南被称为南李,曾从师钱大昕。周治平,字起锋,浙江台州临海县人。曾在“诂经精舍”学习,阮元说他“精于西人算术,通‘授时’、‘时宪’诸法,明于仪器。”罗士琳,字次璆,号茗香。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卒于咸丰二年(1853年)。与阮元同为扬州府人,出于阮元门下。道光二十年(1840年)完成续补《畴人传》。补遗收录十七人,续补仿原书体例介绍嘉庆、道光年间去世的天文、数学家二十七人,阮元为该书写了序言。诸可宝,字迟菊。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曾任江苏昆山县知事。1886年《畴人传》三编完成,补遗五十二人,续补道光至光绪初去世的学者五十八人,体例同前。黄钟骏,湖南洋州人,父子数人历经六年写成四编,其中有中国学者二百八十三人(其中女子五人),西洋一百五十七人(其中女子四人)。
《畴人传》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史著作。它的书名第一次极为明确地将畴人一词专指为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历史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提出此词,“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从记时、告朔与畴人有关系看,当指天文历算家,但未通用。
《畴人传》初编中收有从传说时代至嘉庆四年去世的畴人三百一十六名,前四十二卷有二百七十五人,后四卷所收四十一人是欧洲天文学家和传教士,四十六卷中共有二百六十九篇,各篇多由传与论两部份组成。
每一位畴人的传,通常先写姓名、字号、籍贯、科举出身及担任的主要官职,然后以主要篇幅写该畴人的学术思想及学术成就,凡有论著的都列出书名,并从中摘要录入篇中,常录其序言、凡例。尤其是较详细地摘录他有关改历的奏章、论文、辩论。这些传的材料均“掇拾史书,荟萃群籍,甄而录之”,而不由编撰者自撰,是精选引文而成。由于注出了引文所出,研究者如嫌不足,可方便地去寻查原文。
中国古代有以传为史的传统写法,书中虽因人立传,但重在其有关天文学和数学的成就和论述,使它始终贯以天文学和数学发展史的红线,成为天文、数学史专著。又因荟萃史料而成为天文、数学史史料库。
传后的“论”,是编撰人对人物的评价,或褒或贬,或者对其学术思想、学术源流、影响、成就、沿革等分析评说。“论”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论”而不能仅把此书看成资料库,其中汇集了清代许多名家的研究成果,不但有助于读传,还是研究清代学者的重要资料。除阮元、李锐的“论”外,“论”中引用当时的名家中还有梅文鼎、钱大昕、戴震、焦循、汪莱等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见解。
中外学者多从科学史的角度赞誉《畴人传》。清代谈泰认为该书荟萃古今历法沿革,是从事这方面研究人员的“金科玉律”;清代华世芳说它“综算氏之大成,纪步天之正规”,是天文、数学家的指南针;华蘅芳认为该书可“奋勉勤学”,引导人们从事天文学、数学的研究,“以冀他日得附于此传之末。”美国数学史家史密斯(Smith,D.E)认为该书是“中国关于数学史的最有价值的著作”;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该书可以算是中国书籍中一本最近乎中国科学史的著作。”这些评论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畴人传》的成就和影响。
但是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畴人传》的出现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是西方文化体系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发生矛盾的产物,特别是它是中国传统数学和传统天文学体系逐步向西方体系过渡时期的产物,是应时代的呼唤而出现的反映社会某些部分变革引起反响的作品。
我国从明末万历年间开始有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早期来华影响较大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一五八三年来华),在中国他了解到天文历算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当时使用历法的不足,也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为此他多次写信到欧洲,要求派懂天文学、数学的传教士来华。果然,善长天文学的邓玉函、罗稚谷、汤若望等人先后进入中国,并且愈来愈受到重用。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都曾投师利玛窦,学习了欧洲数学、天文学。一六一○年,徐光启用西法预报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朔的日食成功,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崇祯二年(1624年),钦命徐光启并聘邓玉丞、罗雅谷、汤若望等制历,经五年写成一三七卷的《崇祯历书》。一六四四年汤若望将此书删改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政府,不但得到钦天监监正的官职,而且依《新法历书》编印了民用历《时宪历》,从此,欧洲天文学体系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官方承认。
面对这种形势,对汉学推崇备至的阮元作为传统天文学体系的代表人物深感威胁,他质问道:如果承认“西学非中土所能及”难道“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罗巴乎?”他认为“此必不然也”,他要率先奋争,一面号召“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一面要力图改变传统天文学正在被丢弃的局面,正如他在《畴人传·序》中描绘的当时“世风递降,末学支离。九九之术俗儒鄙之不讲。而履观台领司天者,皆株守旧闻,罔知法意。演撰算造之家,徒换易子母,弗凭圭表为合,验天失之弥远,步算之道由是日衰。召官之选,因而愈轻,六艺道湮,良可嗟叹!”只有将两千多年来经过七十余次改革的历法沿革,熔铸于《畴人传》之中,才能激起后来人的“向慕之心”,希望更多的像郭守敬那样的人才出现,“能遍通古今推步之法,亲验七政运行之故,精益求精,期于至当,则其造诣当必有出西人之上者。”
正因为如此,《畴人传》对明代天文学家甚是刻薄,嫌他们不但未能发展传统数学和天文学,而且造成了停滞和倒退。阮元说“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疏阔弥甚。”他讥讽明代数学家“立天元术,算氏至精之诣也,明季数学名家,乃不省为何语。”
《畴人传》中不录天象观测家并非否定他们的成就,只是非当务之急,主编不希望分散力量,急于在不长时间内收到实效。就阮元来说,即使收入西方传教士,他也贬低他们,不时说一些风凉话,例如说“安知不皆乌有子虚之类耶”,怀疑西人。要末就说“离经叛道,不可为训,……逞其私知,创为悠谬之论矣。”否定西人。否定不了的,就说他们“实窃取于中国”,举许多例子宣传西学东源论。其所以如此,是切盼以传统方法“出西人之上”,早日出现“非西人所能及者”。
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李锐与阮元有很大的区别。《畴人传》中对传教士蒋友仁传详加撰写,对有关的哥白尼学说详加摘录,以及其它由李锐写出的评论,都反映出李锐乐于接受新科学。卷三十五王锡阐传后的论说:“锡阐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据依圭表改立法数。”这种正确评价恐怕是出自李锐。
《畴人传》强调“算造根本,当凭实测;实测所资,首重仪表”,不仅是从中国历法沿革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也是注意到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也重视观测而深感这是想“出西人之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事情。
总之,《畴人传》无论从科学史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都是一部重要的巨著,很值得研究者们继续研究探讨。
《畴人传》早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文选楼丛书》,其中还收有《续畴人传》;《畴人传三编》光绪十二年(1886年)收入江苏《南菁书院丛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海玑衡堂将三书合刻,称“合刻四种”,第四种指《近代畴人著述记》;《畴人传四编》光绪二十四年刊入《留有余斋丛书》。现在较好的版本是一九五五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畴人传四编》,该书参照各家刻本,详校并断句,分四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