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化的伤痕等于零
自从读了佩弦君的《航船中的文明》(见他的集子《踪迹》，亚东出版)以后，觉得在我们这种礼义之邦，嘉范懿行，俯拾即是——尤其在一阴一阳，一男一女之间，风化所关之地。我们即使谦退到了万分，不以此傲彼鬼子，然而总可以掀髯自喜了。别人不敢知，至少当目今贞下起元的甲子年头，我是决不敢立异的。原来敝国在向来的列祖列宗的统治之下，男皆正人，女皆洁妇，既言语之不通，又授受之不亲;(鬼子诬为tabu，恨恨!)所以轩辕氏四万万的子孙，个个都含有正统的气息的。现在自然是江河日下了!幸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如佩弦君在航船中所见所闻只不过是沧海的一粟罢。——然而毕竟有可以令人肃然的地方。
一什刹海
我别北京有一年了。重来之日，忙忙如丧家之犬，想寻觅些什么。忽忽过了半个多月，竟毫无所得。偶然有一晚，当满街荷花灯点着的时候，我和K.P.W.C四君在什刹海闲步。这里有垂垂拂地的杨枝，有出水田田的荷叶，在风尘匝地的京城里，到此总未免令人有江南之思。每于夏日，由警厅特许，辟为临时营业场。于是夹道的柳阴下，鳞次栉比的茶棚，森然植立，如行军的帐幕一般了。水面枝头的自然音乐，当然敌不过郁的市声了。是不是杀风景?因我非雅兴的诗人，无意作此解答。我觉得坐在茶棚底下喝喝茶，未必不比呆呆的立着，悄对着杨柳荷花好个一点。“俗不可医哉!”
茶棚的第一特色，自然是男女分座了。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有了这种大防，真是恰当好处。我第一次到京，入国问禁，就知道有这醇美之俗，惊喜不能自休。无奈其他游玩场所——如中央公园城南游艺园等等——陆续都被那些狗男女给弄坏了。只剩城北一畸角的干净土，来慰怀古者的渴想。这固然寂寞极了。只聊胜于无耳。
今天，惊诧极了!W君告我，茶棚也开放了;居然也可以男女合座了。他是和他夫人同来的，所以正以得逢开禁为乐。但我呢，多少有点顽固癖——尤其当这甲子年头——不免愕然，继而怅然了。询其根由，原来只是一部分的开放，茶棚之禁令仍是依然，我听了这个，心头些微一松。“茶”之一字似乎本身就含有维持风化的属性，我敢说地道的解释确是如此的。譬如在茶园中听戏，多少规则上要和到真光看电影不同;这是人人都有的经验。茶棚呢，亦复如此，毫无例外。喝茶总应当喝得规规矩矩，清清白白，若喝得浑淘淘哩，还像什么话!有人说：“八大胡同的茶室呢，岂非例外?”我正色道：“不然!不然!这正是风流事，自古已有之，与风化何干?”做文章总得看清了题目，若一味东扯西拉，还成什么“逻辑”呢!
伤害风化的第一刀，实在不和茶相干呀。茶就是风化。如何许有反风化?这是至平常的道理。所以这一次什刹海的茶棚开禁，严格说来，简直是没有这么一回事。——您知道吗?风化等于茶了，反风化又等于什么呢?您说不出吗?笨啊!自然是咖啡呀!咖啡馆虽是茶棚的变相，但既名曰咖啡馆，则却也不能再以茶例相绳了。譬如蝴蝶是蛹变的，但到蝴蝶飞过粉墙时，还算是蛹的本领吗?自然不算数!以此推彼，名曰类推。
然而毕竟可恶啊!轻轻用了咖啡馆三个大字，便把数千年的国粹砍了一刀。鬼子何其可恶呢!像W君的夫妇同品咖啡，虽然已经不大高明，却也还情有可原。若另有什么X.Y.非夫妇也者而男女杂坐着，这真是“尚复成何事体”了。我不懂，禁止发行《爱的成年》《爱美的戏剧》的北京政府，竟坐视不救，未免有溺职之诮罢。
有人说，饮了咖啡，心就迷胡了，已是大中华民国化外之民了，(依太戈尔喝英国人的牛肉茶之例推得)敝政府只好不管。这话却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照这说法，这种咖啡馆如长久存在着，便是一个绝好的中华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所在。社会学者固然不必杞忧了，而节制生育者的妄论，除了出乖露丑以外，更将无其他的依据了。——但我替W君夫妇着想，如他们万一都是爱国主义者，这一荡什刹海之游，却得不偿失哩。
二津浦道中
过了两个礼拜，我搭乘津浦车南归，又发见了一桩似乎有伤风化的事。向来津浦车中，只有头二等睡车。头等车的风纪如何，我不能悬揣，不敢论列。至二等车中，除非一家子包一房间，则向来取男女分列法的。本来，这是至情至理，同座喝茶且不能，何况同房睡觉。这本是天经地义，绝无考量之余地的。无奈近两年来，睡觉的需要竟扩充到了三等客人身上。(从前三等没有睡车，似乎是暗示三等客人原不必睡觉——或者是不配睡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可是，在这里就发生问题了。就是男女们还分不分呢?依我看，本来不成问题。二等客人要顾廉耻，难道做了三等客，便是贱骨头，应当寡廉鲜耻的吗?但是铁路人员，大概都是阶级主义的信徒，所以别有会心，毅然主张“不分”。于是——三等客人的脸皮就“岌岌乎其殆哉”了。
我自正阳门站登车后，房间差不多已占满了。只有一间，仅有男女两客——大约是夫妇——我便被茶房排入了。我无力抵抗这运命。因为我已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张绿色的睡票，自然不甘心牺牲。而且，从前有客车时，是不许睡;现在有睡车了，就非睡不可。(例如有一客从浦口到徐州，只要一下午便到，兀然的坐着;但他明明执着一张睡票，上写着“享用床位一夜”。我觉得有点异样。)加之我腹疾才好，本有求酣睡的需要。所以礼义廉耻且靠后一点。我便毅然入室，准备对着绿色的票子，高卧一宵了。
那两位同路的客人，骤见生客的来临，自然有点讨厌。但是，应当有六客的房间，他们俩便想占住，觉得力量本不够，所以也就退让了。双方些微的交谈了两句，(自然是对着那男人说话，千万不可误会!)他们脸上憎厌的气息渐渐消散了。接着，又来了一个男客，也得受同一的待遇。依我默察，他们心理中似乎以四客一室为极大限度，决不再容第五客人进来。于是实行闭关主义。
到了天津东站，客又拥上了。其中有一个客人找不到铺位，非进来不可。门虽关着，但他硬把它拉开。茶房伴着他，把他塞进来。(依《春秋》笔法，当用纳字。)那两位客人有点愤怒了。(我和那一位，既非易损品，又非易损品之保护者，固然也很希望室内人少些，但却不开口。)男的开口拒绝他。理由是这样的：一房六客固然不错。但我们四人已买了四张睡票，把高低两层都占住了。如若再有第五客来，高低两层都没有他的地位，只有请到最高坐着的一法。在事实上，最高可是太高，巍巍然高哉，晚上高卧则可：若白天坐着，则头动辄要碰着天花板，发生蓬蓬的巨响;而脚又得悬着，荡来荡去，如檐前铁马，风里秋千。想起来决不得味。这个诡辩足以战胜茶房有余。(其实是错误的，票上明写着享床位一夜，则未及夜当然不能占有一个全床位。)无奈这位福建客人，热心于睡觉，热心于最高，和某三爷不相上下，竟把行李，连人一起搬进来了。其时那位有妇之夫，不免喃喃口出怨言，总是说，我有家眷!我有家眷!于是茶房不得不给他一点教训，说三等车中向不分男女的。自从抹了这一鼻子灰，他们脸上方有些恍然若失的样子，而安心做一双寡廉鲜耻的人。我其时深深的长叹，欲凄然泪下了。(居最高的那一位先生，后来始终挨着我们坐了，并未尝低头摔脚如上边所说的样子。)
作者简介
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以字行，字平伯，德清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终年91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