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是明代编年体史书。明谈迁撰。本书清代仅有抄本流传,1949年前,吴兴嘉业堂刘氏藏有珍稀的明抄本,此外海宁蒋氏、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都有藏抄本,国立北平图书馆有观古堂叶氏旧抄残本,浙江省图书馆有抱经楼旧藏,四明卢氏藏抄本。1958年中华书局以张宗祥先生校勘的蒋本为底本,对校卢本断句排印,1988年第2次印刷。卷前收入吴晗 《谈迁和国榷》、张宗祥校记、喻应益序及谈氏自序和义例。卷末附录 《谈迁入幕记》有关文章9篇。
谈迁(1593—1657),始名以训,字孺木,号观若,浙江海宁人。明代著名史学家。谈迁为晚明秀才,不遇于时,性喜博览,尤好诸史及百家之言,熟悉古今典要。由于家贫难以度日,代人书记糊口,但不改著史夙志。他感慨官修实录颇有失实、回护之处,不能作为定论,乃立志写一部颇为客观、公允的明史。这一愿望体现在书名上。“榷”,即是木横水上得其公平之意。其时崇祯实录尚未编撰,于是沙汰十五朝的实录,采访崇祯十五年的邸报,补其缺文。著作除《国榷》外,有《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外索》、《史论》、《西游录》、《海昌外志》 等。
本书430万字,卷首4卷,正文104卷。义例说原书为100卷,现据海宁张宗祥先生校补后重新分卷为108卷。卷首4卷是综合性的叙述,分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正文104卷记载自元天历元年(1328)至明弘光元年(1645)的重大史事。此书编写始于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六年(1626)完成,天启以前初稿,以后陆续搜辑崇祯以来邸报及各种史料,以补崇祯、弘光两朝史事,经过20年的苦心积累,至清顺治二年(1645)才予补足,但不幸的是1647年原稿被偷,谈迁痛心欲绝之余发愤重写。经过五、六年的奋笔力书,重写稿完工。1653年,他携带此稿赴京再行修订,历时三年左右。编纂这部书的时间前后超过三十年。
本书取材广泛。据喻应益序文说,谈迁采诸家著述凡百余种。从卷1至32有据可查的引用明人书籍有:叶子奇、宋濂、王袆、解缙、苏伯衡、方孝孺、金幼孜、杨士奇、吴宽、李梦阳、丘浚、郑晓、王世贞、何乔远、高岱、朱国桢、杨慎、田汝成、屠隆、于慎行、沈德符等120多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郑晓的《吾学编》、《今言》,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薛应旂的 《宪章录》,屠叔方的 《建文朝野汇编》,朱鹭《建文书法拟》、焦竑的《献征录》,徐学谟的 《世庙识余录》,邓元锡的 《明书》,高岱的 《鸿猷录》等。《国榷》的基本史料是实录,但实录或有记载不详及失实之处,谈迁决不盲从。多采用时人笔记。如记永乐几次和蒙古的战争,来往行程都用金幼孜的《北征录》、《后北征录》和杨荣的《后北征记》。在永乐八年六月庚子次澄清河条,小注“实录云青杨戍”可证其事。二用内档。如永乐十年九月记杀大理寺卿耿通,谈迁说“实录不载,岂有所讳耶?事具南院故牍,不可不存。”三用会典。如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底有“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小注:“事不见正史,而会典据成化十八年大学士万安奏罢东厂云;‘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渐,初行锦衣卫官校,暗引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恐外官徇情,随立东厂,命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 云云。不知实录遗此,何也?”四用《太常寺志》。 如成祖生母究属马皇后或是䂵妃, 《实录》与依《实录》编撰的《明史》都说前者,而谈迁根据《太常寺志》,确定是后者。《国榷》凡逢实录为尊者讳的记载,都加披露。如明太祖晚年杀戮功臣,实录只笼统地载其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隐讳怎样死的。《国榷》如实反映死的真相。
就史料价值而言,《国榷》不仅比成书在它之前的实录高,而且也比成书在后的《明史》高。《明史》为清代官修正史,凡关于建州女真曾臣服明朝、满清的发迹等等触犯尊严的史实,则略而不书。《国榷》从实录及他书收录建州史迹,从猛哥帖木儿,阿哈出、释家奴到李满住、凡察、李豆罕一直到努尔哈赤这一段历史填补了兹后《明史》的空白,朝鲜《李朝实录》对照,可以互相印证。
恢复建文帝的历史地位,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突出内容。靖难之役使燕王朱棣登上宝座和建文的脱去皇袍。为了使实录记载服从于政治斗争需要,成祖曾先后三次修改《太祖实录》,根本不承认建文帝这一朝代的存在,取消建文年号,改用洪武纪年。《国榷》尊重历史事实,采用建文纪年,据实纪事。如在朱棣起兵以前,称他为燕王;起兵以后,建文帝削除燕王位号,书中及直称为燕庶人了。明代自仁宗到崇祯都是永乐的子孙,谈迁也是其臣民。但他秉笔直书,勇气是可嘉的。
孜孜不倦于本书的订正。谈迁编写本书,先后六易其稿,他锲而不舍、失而复撰的坚韧精神实可称扬。在晚年他以亡国遗民著书,对前朝寄托深情。黄宗羲在谈迁墓表里说:“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成烈焰,国灭史亦随灭,普天心痛。”在此明亡史失的情况下,偏作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超过正常难度,书成,反比先朝“尤详”,又自署江左遗民,其出于怀念故国的心情十分明显。他进京访求史事,以补遗缺便是抱着这一宗旨。朱之锡序说: “谈迁为写《国榷》,轶事绪闻,残堵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北游录》是谈迁在京时的日记,记录他在北京的两年半时间里,访求、借书、抄书都是为了订正《国榷》。与他来往最多的几个人是吴伟业、曹溶、霍达,都是家富藏书,见闻广博的学者。此外公侯的门客,降臣、宦官、皇亲等都是他询访的对象。举凡有裨于史事的人与事,都一一采访、记录,并和文献核对,其一丝不苟的精神难能可贵。他还凭吊明思陵,丛葬妃嫔王子的金山和景帝陵、西山和香山的寺庙等,这也有助于《国榷》 的充实。
出于阶级局限,本书对农民起义是仇视的,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态度仍不乏民族偏见,侈谈灾异迷信说明他未能摆脱神秘主义的历史观。不过,这仅是大瑜中之小瑕,无损于它是明史中的佼佼者。
本书问世后,当代和后世学人评价很高。喻应益评论本书“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开国中兴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权,胪记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鸿业也。”黄宗羲撰《谈君墓表》,评他“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故能撰成一代巨著。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说他 “留心国史,考证累朝实录宝训,传稽诸家撰述,于万历后尤详,号为《国榷》”。郭沫若在《谈迁和国榷》中赞扬“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这些评论,都值得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