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秀轩集》是明代文学家钟惺的一部诗文集。各本卷数不一。今传天启年间刊本,按天、地、玄、黄等编次,分33集,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35卷。另有崇祯年间刊16卷本。又有8卷本,所收内容较少。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钟伯敬合集》(一名《隐秀轩集》)铅印本,凡33集2册,收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第一辑)。
钟惺(1574—1624)字伯敬,一作景伯,号退谷。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行人,迁工部主事,进郎中,擢福建提学佥事,以丁父忧归。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喜游山水,每见名山大川必游尽兴而归。因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与同里谭元春共选《古诗归》、《唐诗归》等,风行一时。“承学之士,家置一部,奉之如丘尼之删定”(《列朝诗集小传》)。诗文风格“幽深孤峭”,形成所谓“竟陵派”,世称“钟谭”。
钟惺的诗文主张有三。其一: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七子”提倡的复古思潮,虽经“唐宋派”“公安派”等先后予以抵制和抨击,但仍有一定影响。钟谭继死而攻之,认为“七子”的拟古不过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诗归序》),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 “势有穷而必变”的主张。其二: 反对公安派的“俚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明史·文苑传》载:“自宏道矫王、李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走上了艰深晦涩之途。其三:主张诗人应独抒“性灵”,这种“性灵”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这本是进步的。但他进而认为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甚至陶醉于“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答同年尹孔昭书》)的境界。由此出发,他提出:“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诗归序》)。这表明钟惺已经建立起自己系统的文学创作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了。
本书凡33集,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35卷。诗按四至七言及古、近体排列,文以赋、序、记、传、论疏、题跋、赞等分集编排。钟氏另有《诗经图史合考》20卷、《钟评左传》30卷、《五经纂注》5卷、《史怀》17卷、《毛诗解》(不分卷)等。并与谭元春合编 《古诗归》15卷、《唐诗归》36卷、《明诗归》10卷、补遗1卷。《名媛诗归》36卷、《周文归》20卷、《宋文归》20卷、《合刻五家言》(无卷数),合评 《诗删》10卷等。其中如《明诗归》、《名媛诗归》、《五经纂注》等或疑为伪托。
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绪,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虽也有一些诗作对社会现实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况,但毕竟凤毛麟角。他的诗由于苦心吟事,雕字琢句,不遗余力,因而仍有一些出色的游览之作。如《经观音岩》、《舟晚》等,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恮》,手眼别出,可见清思。
钟惺的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如《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了对诗人的崇敬之情,并寄托了自己的情怀;体现了竟陵派 “孤行静寄”的个性,以及追求新奇的文字风格。类似作品还有《游武夷山记》等。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冷暖;对“趋雪于冬春冰雪者”的趋时风气予以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题鲁文恪诗选后》(之二)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表明了诗文创作的严肃态度,并提出新的文章标准: “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等等。
钟惺的诗文由于刻意求新,往往只顾及字句,忘却篇章,追求奇字险韵。如 “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昼泊》)等,支离破碎,佶屈聱牙。钟谭合评的《诗归》亦如此,专取清瘦淡远一路,连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都未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也可见其美学趣味了。但同时也开了一种偷懒取巧的风气,王夫之《薑斋诗话》谓:“若欲吮竟陵之唾液,……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 ‘之’、‘于’、‘其’、‘以’、‘静’、‘淡’、‘归’、‘怀’ 熟活字句,凑泊将去,即此居然词客”。尽管如此,这种刻意求新的探索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但到现在,除钱钟书先生于此有所注意外,多数以“形式主义”之名予以否定,未免简单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