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方法结构之阐述
红学研究
《墨子·天志》中说:“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壬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这是“方法一词之最早见。后转意为知行的办法、途径、程序等,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是认识世界的过程;它既意谓特定的,学术门类所使用的或对其来说恰当的探究的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在步骤上是比较系统,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和有效的排列;它又意谓处理学术探究的原则和技巧的学科,相当于“科学方法论”(Scientific methodology)。
一、 红学学术方法系统化的重要性:
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也是方法的探索,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学术研究方法的探索。
红学研究的方法涉及的问题很多,有一般的知识性的问题,也有与作为红学学术研究对象的《红楼梦》相关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红楼梦》研究在人类认知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的说就是它与社会文化,和人文科学的关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知识论”的传统,红学学术界对知识的一般结构,尤其是它与不同时期的不同方法这些现象,较少作哲学层面的思考。当然,伴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不断发育,成长具有现代意义的红学研究体系也正在得到相应的孕育和发展。因此,对于红学学术研究方法发展的思考,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具有建设性的问题。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红学研究方法。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对于欣赏者而言,红学的新成果都是被企盼的,在以往的学者们不懈的努力下,红学成为“显学”,但是红学在以往学者,“单兵作战”式的研究,和明显的“派别”之争的情况下始终都没有达成一种方法论的统一自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没有真正确立红学研究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红学的方法”或“红学研究的方法论”远远没有红学研究本身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这个问题在红学学术界没有被认定为一个真正的领域。而只是附庸于红学研究的边缘或偶尔有学者在对红学史发表观点时附带其上而对红学研究的,以往的方法,被称之为某派。则又缺乏科学的,文化内在的,不孤立的界定。
“道可道,非常道”几千年前的老子,以经明确的说出了,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但并非是单一途径的,而这些途径对于认识事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观点。
红学研究的方法,不仅与实质性的红学学术理论,与具体的研究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红楼梦》本身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作为一种思想的过程和逻辑的程序。是现实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实践过程在思维和理论上的内化。是实际的红学研究在逻辑上的形式化或程序化,是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符合逻辑的系统,是系统化的途径和手段。红学学术研究需要系统化,内化后的多元化,就此,下面简单阐述一下有关红学研究的方法的系统结构和系统方法。
二、 红学研究的系统结构组成。
(一) 探索、描述性研究
不断探索是红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在当今,不断的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复杂因素在影响者社会的变化,前人未曾涉足的红学学术范畴和新的观点纷呈不断。当红学研究者新接触一个课题或这个课题本身比较新颖,研究便往往是探索性的。例如:“《红楼梦》的悲剧效果和唯美主义结构的联系。”“《红楼梦》的典型化结构研究”等探索性研究可分为两类:其中一是开始时没有明确的理论假设。主要通过《红楼梦》原书的各版本,以及查阅相关文献和前人已定的考据成果来获得资料,提出对新问题的解答。其二是从一定理论出发,如:文化学理论、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哲学理论等,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提出改造或改进现状的研究方式,并在实施中不断调整改进,为在红学学术的更大的范围内做好准备。由于探索性研究最主要的功能是使研究者对新的红学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因此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不一定有预先设计的方案。即使在开始时已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构想,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也还需要根据情况进行不断的变更和完善。
红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红楼梦》一书中所描写、反映的一些现象和事件进行客观、准确的描述,研究者通过对《红楼梦》原作,和文献资料的甄别,描述其背后的主题动机,内在结构,和它的特点和性质是什么。描述性研究与探索性研究一样,没有明确的假设,也是从对材料的分析入手来了解说明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
描述性研究的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研究的主题和内容。虽然研究课题已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但还需要细分,以明确本次研究的具体问题。例如:“对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在这一题目下有各种主题和内容,如“王熙凤的才能与旧时代的比较”“王熙凤的情感” “王熙凤的构架作用”“王熙凤的心理活动与气质”等等。在这样的研究中可描述其中一个主题,也可以选择多个主题。
2)选择研究的时间段。就是要确定对课题所研究的对象,是了解它的历史状态或发展脉络,还是对《红楼梦》本身的一些形式的了解,是进行横向研究,还是开展纵向研究。
3)选择研究的空间范围。在研究时要根据需要,确定对《红楼梦》一书创作意旨的整体描述还是将整体划分为一些类型:如不同的家族,不同的群体。分别进行描述和进行相互比较。只有规定了研究空间范围,才能确定红学研究中的具体对象。
4)确定研究的角度。尽管描述性研究不受假设的束缚,但研究红学的角度确定往往是需要借助于理论指导,理论的导向能帮助研究者更好的确定思路和进程。例如,红学研究可以侧重于文学研究、文学结构研究、行为研究、艺术学研究等描述《红楼梦》中的一些问题。
5)选择研究对象。研究时要确定,在已选择的研究空间范围内,是将存在于空间内的所有相关信息做研究,还是选择一部分或一个典型人物形象研究。
实际上,在红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索引”“考证”等都为探索,描述性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证明。只不过在“索引”和“考证”的工作中,先贤们过于注重的是探索研究,而对描述往往一笔带过,相对轻视,对结论的渴望比较强烈,而对问题的提出则急于做答。这样造成了问题提出的好而答案往往缺乏说服力。其实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达尔文的《物种进化》,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这三部被称之为当代影响世界的三部书。绝大多数是探索,描述性的问题的提出。而答案则认后来的学者逐步完善。
从探索,描述研究的角度出发,“索引”“考证”不但功不可没,而且它们还有新的生长点,虽然是局部的,但决不会向余英时先生说的那样“索引”“考证”的危机是资料越来越少,而由于大众参与红学,相信资料的提供会越来越多。
(二)说明、解释性研究:
在红学研究中,探索和描述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解释相关的红学问题,从逻辑的过程来看,说明又构成完整的红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的阶段。
红学研究中的说明性研究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研究相似,主要运用假设检验逻辑。在研究之前需要建立理论框架,并提出一些明确的研究假设,然后将这些假设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因果说明模型。说明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说明红学研究中问题的原因。“预测”这一问题对《红楼梦》的创作的影响或后果。探寻问题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如《小论悼红轩中人》中提出的曹雪芹离开宗学,以及与其家庭的决裂和爱情生活的失败,对《红楼梦》的创作影响,即是一种假设和其因果的初步说明,建立的假设模型。
找出《红楼梦》中现象的一般性因果联系。根据原因与结果的逻辑关系,要探寻《红楼梦》中某一现象原因,研究者可通过初步探索,在正式研究之前根据学术理论和文献资料找出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然后从中筛选出几种最重要的原因,建立因果模型。
而在分析《红楼梦》中的有关问题的表象原因与《红楼梦》成书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是一个更高的研究层次,它已不是一般的因果关系的罗列,而是从因果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建立研究假设,然后用各种资料来检验这一假设,在详细分析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后再建立因果模型。
解释性研究,主要在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之后与说明性研究同层面出现,同时也需要说明性研究成果的支持。它经历了从《红楼梦》语言层面向作者心理层面,从存在层面向历史层面的转换,最后又回归到《红楼梦》作者的整体生活世界本身。
解释性研究主要为以下几点:
(1)理解,通过进入《红楼梦》作者的内心世界而重新体验他的体验。通过呈现于感觉中的表现,认识其心理生命的过程,个体之间心灵结构的相似性是理解的基础。理解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生活本身就是理解的过程。《红楼梦》本身及作者正是在理解中存在的,为理解所重视,更为理解所重构;理解的过程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作为一种生命体验。对红学研究来说,它整合着书中的全部思想,也整合着作者自身。理解的形式是共时空的,融会了《红楼梦》部分的领会及对整体的把握。
(2)前见,是指一种由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个人生活经历形成的看问题的特定立场。前见往往以无意识的的形隐藏在思维和语言表达中,是人们无法清除也不可能清除的。因为它们即是从前认识的结果,又是以后认识的前提。前见在红学研究中,是认可和被利用的。其认可和利用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反思的过程,站在研究者的立场上看待《红楼梦》之后,再站在《红楼梦》的立场上审视研究者自身,尽量把前见可能引起的偏狭展示出来并限制在最低程度,对《红楼梦》的研究的时候还是要站在《红楼梦》本身这一基础上。
(3)视域融合,视域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所看见的整个视野。生活于不同时代,面对同一问题时往往会产生不同理解。这就是因为视域不同。但不同的视域也可以相互的交往中达成理解,出现一个可以相互沟通的视域,即视域融合。视域融合实际上是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的时代文化通过身处其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动而达成的新的意义域。即主体间性的确立。红学研究在此将处于一个研究者与《红楼梦》的主题内旨的互为主体的,相互渗透的过程中。
许多“评论”“阐述”“解读”类的大量文字,涉及到了解释性研究。但都在其边缘徘徊,例如:林冠夫先生的《“凡鸟”王熙凤》一文,已涉及到了解释,然而,只是在前见造成的特定立场上,没有去做换位调整思考,也没有真正做到视域融合后的理解。于是对王熙凤的评论或说解释便浮在了偏狭的表象上。周汝昌老先生对史湘云的评论更是构建在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前见上,刘栖泠在《枉哉,熙凤!悲夫,凤兮!》一文中对尤二姐的评价,也是犯了这种错误。
总的来说,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说明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在红学学术研究方法结构中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渐进的链条。而对于它们,相对独立的是,历史一比较分析研究。
(三)历史一比较性分析研究
《红楼梦》的历史一比较分析是通过其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与《红楼梦》本身的同异点进行比较分析,揭示《红楼梦》创作动因和社会发展的楔合的研究方法。红学的历史比较分析,可以说,有许多前人已尝试过它又与传统的社会思想,历史研究有着更多的联系。
红学的历史一比较分析的两个根本性就是历史性和比较性。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红楼梦》的历史一比较分析包含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历史认识论等方法的使用。《红楼梦》的历史比较分析。要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注重对经验材料的概括。从历史时空这一更广阔的尺度来分析,研究。更需要和依赖研究者的主观阐释和宏阔的知识视野更强调运用个人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靠近历史哲学。当然《红楼梦》本自入手,这就是它区别于“哲学方式的地方。”
《红楼梦》的历史一比较分析可涉及的议题或问题很广泛。洞察其时代变迁,历史发展,到研究家族,家庭生活史的演变。可以作历史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红楼梦》的创作动因的宏观叙述,也可通过《红楼梦》人物的生活细节描写展现历史。其资料来源也较广泛,除各时期的史书、批注、评论、文献、诗词、分析以外,地方志、碑刻、文物、游记、实地考察报告都是《红楼梦》历史一比较分析研究的资料来源。
在资料来源充足的情况下,可资利用的资料从形式到内容是多样的,但是,作为红学的研究形式和方法。《红楼梦》的历史一比较研究有它的一般原则:
首先,必须从《红楼梦》本身出发力求客观性和规律性的资料筛选。从事实出发,《红楼梦》的历史一比较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各种文献资料进行检验和剖析,因此资料的搜集、筛选必须避免研究者主观性的影响,材料应是多方面的。应尽量能反映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
其次,要以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待《红楼梦》中需要研究的问题,任何事物不是突然发生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并非是某种无法解释和无法预见的原因蜕变的结果。在从一种质的状态过度到另一种质的状态的各个连续不断的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渊源联系,内在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要把握三点:第一,把握《红楼梦》的研究问题产生的动性,避免静止的观点。第二,要把握《红楼梦》本身与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第三,要把握《红楼梦》的研究问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从而了解量变的程度和质变始点。
再次,要对《红楼梦》与历史事实,现象全面具体认识。对材料应有概念的具体化,不可含混不清,材料尽可能是原始材料,具体材料。尽可能全面地把握红学研究的各方面的规定性。对研究结论作多方复证。
刘心武先生在研究中许多分析是很有力度的,而在筛选历史材料上则没有最大限度的避免主观性,如:刘先生首先将《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定位在了乾隆元年到乾隆二年,这样在以后的材料利用上则必须是这一历史时间段的历实。而《红楼梦》书中有大连的非此时间内的隐指。这又是对《红楼梦》与历史材料的全面具体的认识不清楚,这导致了许多具体阐述上的漏洞。这是一个在《红楼梦》的历史一比较分析中的历史性上出现问题的一个例子。
刘心武先生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应该肯定的,它符合了历史一比较分析研究的一般规律,在具体的人物形象行为分析上也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合理性。对刘心武先生研究的讨论,已成一个热门话题,面对“热门话题”则需要的是冷静的分析,找出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内在问题,而不是停留在表明上寻找漏洞,这便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之方法。
相对刘心武先生的研究而言,饶道庆先生的研究问题则更严重,在他的《〈源世物语〉和〈红楼梦〉的比较研究》《贾宝玉与霍尔顿形象比较》等文章中把历史、文化、民族、社会背景、创作内旨、思想内化、创作环境、可利用的材料性质、相差十分遥远的作品,人物形象,作强行的脱离事实的横向比较、分析,这是一个,在历史性和比较性上都存在严重问题。《红楼梦》历史一比较分析中,历史混淆的比较性错误的典型例子。
实际上,红学研究需要一个系统化的理论化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结构。在这个宏观的结构中,“隐索”、“考证”、“探佚”、“评论”等不但不应被废黜,而是缺一不可。在统一的体统中,它们会沿着更科学严谨的轨道发展。
注:此文为栖泠一家之言,姑枉谈之。
此文为引玉砖文,望有更多有关“红学方法论”的文章盖于其上。
此文为诸君参看。万望“初涉”红学之友君不要以此为矩,限制自己。
红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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