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魂读后感(一)
在当下的图书出版界，好像突然流行起了思想史专题，大有思想正红的趋势。前几日逛书店，就接连发现几本新近出版的图书，如“五月文丛”的后续本，《五四之魂》、《论北大》，前一本是林贤治先生在出版《午夜幽光》后的第二本，后一本则是钱理群先生继《我的精神自转》以后，续写北大生活的又一力作。对于文化界来说，图书的出版或许是件好事，但对于知识分子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地方，相反，一旦想想成为热门，就该警惕思想的肤浅与异化了。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处在边缘的边缘，以冷眼观察社会，批判社会，一旦知识分子成为文化界的中心，思想也就不再称之为思想，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也就随之弱化，甚至消失。
由于对钱老先生还算比较熟悉，早在大学时就开始读他的书，所以，为了能有些新鲜感，还是先买了林贤治先生的《五四之魂》与《午夜幽光》。工作以后，读书的机会比以前少了很多，只能忙里偷闲地利用点时间阅读。一本《五四之魂》让我耗费两周时间才啃完，掩卷遐思，颇有些感触。
林先生之所以选择“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作为副标题，除了他自序中所谓的大抵是取旧作“五四之魂”中的意思以外，私下揣测，当是为了呼应《午夜幽光》的主题。一个偏重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偏重西方知识分子。按照林先生的说法，即使文字表面是在臧否西方，但最终指向仍是当下的中国。作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林先生在内的大批学人，或许早已谙熟中国式的表达方式。这种极为隐晦的表述，在许多他们的追随者那里，一再得到回应和传承。
其实隐晦，仅仅是从一方面而言。看过全书的内容以后，激情澎湃的感觉会时刻激荡人的心灵。反叛与激进不止是全书的主题，更是五四的灵魂所在。或许正像林先生一再申诉的那样，思想界一直批判五四批判过于激进，甚至有尽毁激进主义的趋势，但在当时的中国，加入不以这种激进的方式，非但不能冲破封建势力的牢笼，反倒会淹没在传统的浪潮中，因为，传统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所有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拧成一根锐利的箭，非如此，不能冲破阴霾。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本书当有另外一层意义。川大三年，当我踏进学术之门时，接触到地大多是反思五四激进主义，重新评定传统文化这个层面。我的导师刘文勇先生也是以批判五四激进之风，重估儒家文化与文论见长。对于五四时的激进主义，虽然以前在陈来先生和高力克先生的书里曾研读过，但大抵也是批判得多，辩护得少。林先生算是一个异类。对于他的辩护，以我之学思，现在还不足以有所评判，但至少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能够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五四，包括其中的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当时的中国，已是名声鼎沸，一呼百应了。他们包括鲁迅、胡适、陈寅恪、胡风、周扬、丁玲、巴金、顾准，张中晓、董乐山、遇罗克，当然，还有毛泽东。
五四之魂读后感(二)
德国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将西方的古希腊时代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称作人类思想的“轴心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思想通过一群智慧的头脑迸发出灿烂的火光，那火光不仅照亮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哲学各个领域，而且，烈焰熊熊，直抵今天。那个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产，奠定了整个人类的思想基础，其规制的思想概念、哲学范式，至今仍然是我们思维的基本工具。苏格拉底、佛陀、孔子与耶稣，他们的思想，经过数千年来的不断修补与完善，仍在我们身边，构成了整个人类思想大厦的基石。
如果将“五四”放到中华文明思想史上，这无疑也是另一个“轴心时代”。不管是从历史的划界，哲学的嬗变，还是文学的分期，也不管是从思想的播迁，还是生活方式的变革，“五四”都堪称一个全新的起始点。群星的闪耀让“五四”的天空变得明净、爽朗。在这里，真正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众声喧哗”局面：改良者趋之若鹜，革命者如过江之鲫，东方传统文明的坚守悲壮激烈，而西方文明的传播风卷残云，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全人类优秀文明的结晶——民主、自由、科学——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知识谱系上。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切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它不是基于自己土壤的自发缓慢的生长，而是横向的移植，有如天外来客般直接插入我们固有的思想文化之中。这种接纳，尤其需要开放的胸襟。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五四”超越汉唐盛世，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时代”。鲁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钱玄同……这些闪耀在大时代的群星，注定要让后人深深地铬记。
然而，历史总是以残缺之态呈现在后人的面前。“五四”的火光太猛，太耀眼，同时却也太短促。一阵冲天火光之后，旋即转于熄灭，渐渐陷于无边的黑暗包围之中。尽管其余焰直至今天仍时闪时灭，但它乡毕竟太短促，还没来得及扎根在社会的最深处。这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林贤治先生从“五四”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及价值流变的角度写就《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一书，为人们理解“五四”，勾画了一个清晰的思想脉络，宛如一阵清风吹散浓雾，让闪光的河流呈现在阳光之下。今天看去，“五四”之河几成无法入海的内陆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自治，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分化，或招安或被党派斗争所淹没，再到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论争，直至解放以后，政治环境的变化使思想渐渐由地面状态而转入地下状态，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者日益丧失自我，最终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反思”等思潮中，“五四”几乎因激进主义而惨遭全面曲解与抛弃。“五四”之河，在不足百年的短暂历史中就无以为继，渐渐干涸在极权主义的扼杀与消费主义的瓦解蚕食之中。
在林贤治先生眼中，真正的“五四”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这是一个没有所谓“价值中立”的学者时代，有的只是敢于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短暂而松弛的政权为其提供了天然的良机，而后来的政治的、文化的阐释均是外部所强加的而已，正是这些强加的阐释，遮蔽了“五四”，扼杀了“五四”，让“五四”趋于沉寂与虚无。
林贤治在书中的一段话应该值得我们反醒，也说：“如果我们把‘五四’的一代看作是一群可恶的离经叛道分子，复仇主义者，青年暴徒，梦游症患者，白痴，自大狂，西洋文化丐帮，口号制造商，纵火犯，教唆专家;如果我们让他们放下物中的堂。吉诃德的长矛，改执盾牌;让他们从星散的各地集中到指挥刀下，所有的动作，都服从同一支号角;甚至让他们没入更浩大的群队里，犹如海洋有水，却不见河流和涓滴，没有独立的奔;如果不承认知识分子的主体价值，把激进主义除掉，那么‘五四’将成为空白。如果我们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狂飙式风格，认同他们的破坏和建设，‘五四’就是一个年轻的建筑群……”
正如作者自云：“由于精神的介入，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林贤治将“五四”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几次思想论争、延安整风运动、解放后腥风血雨的反右运动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用民主、自由、科学在各个时代空气中的浓度进行观照，理出了民主、自由、科学与传统文化中的极权主义的纠缠与斗争的线索，从而使全书有了更加明晰的指向。
事实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下的历史，历史只有在指向当下与未来的时候才显出它的意义。林贤治从“五四”出发，进而刻划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对历史进行浅薄的回望。
与“五四”一样，《五四之魂》一书处处闪烁着思想的光辉。我相信，书的背后，一定有一颗自由敏锐的灵魂。只有自由，才能让思想发光，只有自由，才能突破樊篱，自我觉醒。这里所指自由，当然不是一个思想者的外部环境，而是思想者的精神本身的一种特质，本质上则体现为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向往和不倦的思索，它通过自觉，有意识地摆脱了当今环境所强加的种种尘封已久的蒙蔽，以及无时不在的分化、瓦解和诱惑。于此而言，自由，就是对事物的穿透力，对神话“祛魅”的能力。
世界上的书千千万万，但我常常把它们粗略地分成两类。一类是使人愉悦却糊涂的书，让人在浅陋与甜腻中缓缓旋转，以致终于迷失方向。另一类是让人痛苦而清醒的书，比如鲁迅的书。林贤治的《五四之魂》无疑属于后者，它让人在目睹“五四”之火熄灭的痛苦中清醒，并鼓荡起奋斗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