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车站里挤满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现出异样的神色。脚夫的两手插在号衣的口袋里,睡着一般地站着;他们知道可以得到特别收入的时间离得还远,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来。空气沉闷得很,人们略微感到呼吸受压迫,大概快要下雨了。电灯亮了一会了,仿佛比平时昏黄一点,望去好象一切的人物都在雾里梦里。
揭示处的黑漆版上标明西来的快车须迟到四点钟。这个报告在几点钟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现在便同风化了的戏单一样,没有一个人再望它一眼。象这种报告,在这一个礼拜里,几乎每天每趟的行车都有:大家也习以为当然了。
不知几多人心系着的来车居然到了,闷闷的一个车站就一变而为扰扰的境界。来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发财,我们且都不提。单讲一位从让里来的潘先生。他当火车没有驶进月台之先,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他领头,右手提着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哥哥(今年九岁),哥哥又牵着他母亲。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好钻了。他又屡次叮嘱,教大家握得紧紧,切勿放手;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警告打电报一般一站一站递过去。
首尾一气诚然不错,可是也不能全然没有弊病。火车将停时,所有的客人和东西都要涌向车门,潘先生一家的那条蛇就有点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进展到距车门只两个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岁的孩子还在距车门四个窗洞的地方,被挤在好些客人和坐椅之间,一动不能动;两臂一前一后,伸得很长,前后的牵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胳臂拉了去的样子。他急得直喊:“啊!我的胳臂!我的胳臂!”
一些客人听见了带哭的喊声,方才知道腰下挤着个孩子;留心一看,见他们四个人一串,手联手牵着。一个客人呵斥道, “赶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两半了!”
“怎么的,孩子不抱在手里! ”又一个客人用鄙夷的声气自语,一方面他仍注意在攫得向前行进的机会。
“不,”潘先生心想他们的话不对,牵着自有牵着的妙用;再一转念,妙用岂是人人能够了解的,向他们辩白,也不过徒费唇舌,不如省些精神吧:就把以下的话咽了下去。而七岁的孩子还是“胳臂!胳臂!”喊着。潘先生前进后退都没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约,先放了手,随即惊惶地发命令道,“你们看着我!你们看着我!”
车轮一顿,在轨道上站定了;车门里弹出去似地跳下了许多人。潘先生觉得前头松动了些;但是后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点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转头来招呼自己的队伍,也不得自由,于是对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叫喊,“你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
他居然从车门里被弹出来了。旋转身子一看,后面没有他的儿子同夫人。心知他们还挤在车中,守住站门老等总是稳当的办法。又下来了百多人,方才看见脚踏上人丛中现出七岁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电灯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几次被跳下来的客人冲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来。再等了一会,潘师母同九岁的孩子也下来了;她吁吁地呼着气,连喊, “哎唷,哎唷,”凄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脸,似乎要求抚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镇定,看见自己的队伍全下来了,重又发命令道, “我们仍旧象刚才一样联起来。你们看月台上的人这么多,收票处又挤得厉害,要不是联着,就走散了!”
七岁的孩子觉得害怕,拦住他的膝头说, “爸爸,抱。”
“没用的东西!”潘先生颇有点愤怒,但随即耐住,蹲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来。同时关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长衫的后幅,一手要紧紧牵着母亲,因为他自己两只手都不空了。
潘师母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车,却还有可怕的拥挤在前头,不禁发怨道, “早知道这样子,宁可死在家里,再也不要逃难了!”
“悔什么!”潘先生一半发气,一半又觉得怜惜。 “到了这里,懊悔也是没用。并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罢,当心脚下。”于是四个一串向人丛中蹒跚地移过去。
一阵的拥挤,潘先生象在梦里似的,出了收票处的隘口。他仿佛急流里的一滴水滴,没有回旋转侧的余地,只有顺着大众的势,脚不点地地走。一会儿已经出了车站的铁栅栏,跨过了电车轨道,来到水门汀的人行道上。慌忙地回转身来,只见数不清的给电灯光耀得发白的面孔以及数不清的提箱与包裹,一齐向自己这边涌来,忽然觉得长衫后幅上的小手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放了的;心头怅惘到不可言说,只是无意识地把身子乱转。转了几回,一丝踪影也没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先敏锐,他瞥见母亲的疏疏的额发,便认识了,举起手来指点道“妈妈,那边。”
潘先生一喜;但是还有点不大相信,眼睛凑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后望去。搜寻了一会,果然看见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丛中瞎撞,前面护着那大的孩子,他们还没跨过电车轨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连喊“阿大”,把他们引到刚才站定的人行道上。于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畅地吐一口气,一手抹着脸上的汗说, “现在好了!”的确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铁栅栏,就有人保险,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经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运得很,一寻即着:岂不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都从毁灭和危难之中捡了回来么?岂不是“现在好了”?
“黄包车!”潘先生很入调地喊。
车夫们听见了,一齐拉着车围拢来,问他到什么地方。
他稍微昂起了头,似乎增加了好几分威严,伸出两个指头扬着说, “只消两辆!两辆! ”他想了一想,继续说,“十个铜子,四马路,去的就去!”这分明表示他是个“老上海”。
辩论了好一会,终于讲定十二个铜子一辆。潘师母带着大的孩子坐一辆,潘先生带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辆。车夫刚要拔脚前奔,一个背枪的印度巡捕一条胳臂在前面一横,只得缩住了。小的孩子看这个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过脸来,贴着父亲的胸际。
潘先生领悟了,连忙解释道, “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他的胡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罗汉的胡子一个样子。”
孩子总觉得怕,便是同罗汉一样的胡子也不想看。直到听见当当的声音,才从侧边斜睨过去,只见很亮很亮的一个房间一闪就过去了;那边一家家都是花花灿灿的,都点得亮亮的,他于是不再贴着父亲的胸际。
到了四马路,一连问了八九家旅馆,都大大的写着“客满”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没用,因为客堂里都搭起床铺,可知确实是住满了。最后到一家也标着“客满”,但是一个伙计懒懒地开口道, “找房间么?”
“是找房间,这里还有么?”一缕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周身,仿佛到了家似的。
“有是有一间,客人刚刚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迟来一刻,说不定就没有了。”
“那一间就归我们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来,说, “我们总算运气好,居然有房间住了!”随即付车钱,慷慨地照原价加上一个铜子;他相信运气好的时候多给人一些好处,以后好运气会连续而来的。但是车夫偏不知足,说跟着他们回来回去走了这多时,非加上五个铜子不可。结果旅馆里的伙计出来调停,潘先生又多破费了四个铜子。
这房间就在楼下,有一张床,一盏电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此外就只有烟雾一般的一房间的空气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进去时,立刻闻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间又混着阵阵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语道, “讨厌的气味!”随即听见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锅的声音,才知道那里是厨房。再一想时,气味虽讨厌,究比吃枪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舒舒泰泰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用晚饭吧?”茶房放下皮包回头问。
“我要吃火腿汤淘饭,”小的孩子咬着指头说。
潘师母马上对他看个白眼,凛然说, “火腿汤淘饭!是逃难呢,有得吃就好了,还要这样那样点戏!”
大的孩子也不知道看看风色,央着潘先生说,今天到上海了,你给我吃大菜。”
潘师母竟然发怒了,她回头呵斥道, “你们都是没有心肝的,只配什么也没得吃,活活地饿……”
潘先生有点儿窘,却作没事的样子说, “小孩子懂得什么。”便分付茶房道, “我们在路上吃了东西了,现在只消来两客蛋炒饭。”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点头就走,刚出房门,潘先生又把他喊回来道, “带一斤绍兴,一毛钱熏鱼来。”
茶房的脚声听不见了,潘先生舒快地对潘师母道, “这一刻该得乐一乐,喝一杯了。你想,从兵祸凶险的地方,来到这绝无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乐。刚才你们忽然离开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见,真把我急死了;倒是阿二乖觉(他说着,把阿二拖在身边,一手轻轻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见了你,于是我迎上来,这是第二件可乐。乐哉乐哉,陶陶酌一杯。”他作举杯就口的样子,迷迷地笑着。潘师母不响,她正想着家里呢。细软的虽然已经带在皮包里,寄到教堂里去了,但是留下的东西究竟还不少。不知王妈到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穷人家有没有知道他们一家都出来了,只剩个王妈在家里看守;又不知王妈睡觉时,会不会忘了关上一扇门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里的三只母鸡,没有完工的阿二的裤子,厨房里的一碗白熝鸭……真同通了电一般, 一刻之间,种种的事情都涌上心头,觉得异样地不舒服;便叹口气道, “不知弄到怎样呢!”
两个孩子都怀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觉得这样的上海没有平时父亲嘴里的上海来得好玩而有味。
疏疏的雨点从窗外洒进来,潘先生站起来说, “果真下雨了,幸亏在这时候下,”就把窗子关上。突然看见原先给窗子掩没的旅客须知单,他便想起一件顶紧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望那单子。
“不折不扣,两块!”他惊讶地喊。回转头时,眼珠瞪视着潘师母,一段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
二
第二天早上,走廊中茶房们正蜷在几条长凳上熟睡,狭得只有一条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来,几许房间里的电灯还是昏黄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妇两个已经在那里谈话了;两个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许比昨晚的好一点,也醒了一会了,只因父母叫他们再睡一会,所以还躺在床上,彼此呵痒为戏。
“我说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师母焦心地说。 “这报上的话,知道它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难万难地逃了出来,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顾局长的脾气就是一点不肯马虎。 ‘地方上又没有战事,学自然照常要开的,’这句话确然是他的声口。这个通信员我也认识,就是教育局里的职员,又那里会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晓得,回去危险呢!”潘师母凄然地说。 “说不定三天两天他们就会打到我们那地方去,你就是回去开学,有什么学生来念书?就是不打到我们那地方,将来教育局长怪你为什么不开学时,你也有话回答。你只要问他,到底性命要紧还是学堂要紧?他也是一条性命,想来决不会对你过不去。”
“你懂得什么!”潘先生颇怀着鄙薄的意思。 “这种话只配躲在家里,伏在床角里,由你这种女人去说;你道我们也说得出口么!你切不要拦阻我(这时候他已转为抚慰的声调),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包你没有一点危险,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灵敏,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里的东西么?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能定心定意住在这里了。等到时局平定了,我马上来接你们回去。”
潘师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万无挽回的了。回去可以照看东西固然很好,但是风声这样紧,一去之后,犹如珠子抛在海里,谁保得定必能捞回来呢!生离死别的哀感涌上心头,她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泪早在眼角边偷偷地想跑出来了。她又立刻想起这个场面不大吉利,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怎么能凄惨地流起眼泪来。于是勉强忍住眼泪,聊作自慰的请求道: “那么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长并没有照常开学这句话,要是还来得及,你就搭了今天下午的车来,不然,搭了明天的早车来。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泪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里也着实有点烦乱,局长的意思照常开学,自己万无主张暂缓开学之理,回去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断然一走,未免太没有恩义。又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边,怎能断言决没有意外?他这样想时,不禁深深地发恨:恨这人那人调兵遣将,预备作战,恨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课,又恨自己没有个已经成年,可以帮助一臂的儿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从利害远近种种方面着想,觉得回去终于是天经地义,便把恼恨搁在一旁,脸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顺着夫人的口气点头道, “假如打听明白局长并没有个这意思,依你的话,就搭了下午的车来。”
两个孩子约略听得回去和再来的话,小的就伏在床沿作娇道, “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妈妈回去,剩下你独个儿住在这里,”大的孩子扮着鬼脸说。
小的听着,便迫紧喉咙叫唤,作啼哭的腔调,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里实在没有眼泪。
“你们都跟着妈妈留在这里,”潘先生提高了声音说。“再不许胡闹了,好好儿起来等吃早饭吧。”说罢,又嘱咐了潘师母几句,径出雇车,赶往车站。
模糊地听得行人在那里说铁路已断火车不开的话,潘先生想, “火车如果不开,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职也只得由他了。”同时又觉得这消息很使他失望;又想他要是运气好,未必会逢到这等失望的事,那么行人的话也未必可靠。欲决此疑,只希望车夫三步并作一步跑。
他的运气果然不坏,赶到车站一看,并没有火车不开的通告;揭示处只标明夜车要迟四点钟才到, 这时候还没到呢。买票处绝不拥挤,时时有一两个人前去买票。聚集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来看看的,也有带着照相器具的,专等夜车到时摄取车站拥挤的情形,好作《风云变幻史》的一页。行李房满满地堆着箱子铺盖,各色各样,几乎碰到铅皮的屋顶。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点儿怅惘,顿了一顿,终于前去买了一张三等票,就走入车厢里坐着。晴明的阳光照得一车通亮,可是不嫌燠热;坐位很宽舒,勉强要躺躺也可以。他想, “这是难得逢到的。倘若心里没有事,真是一趟愉快的旅行呢。”
这趟车一路耽搁,听候军人的命令,等待兵车的通过。开到让里,已是下午三点过了。潘先生下了车,急忙赶到家,看见大门紧紧关着,心便一定,原来昨天再四叮嘱王妈的就是这一件。
扣了十几下,王妈方才把门开了。一见潘先生,出惊地说, “怎么,先生回来了!不用逃难了么?”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进里面四周一看,便开了房门的锁,直闯进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没有变更, 一点没有变更,什么都同昨天一样。于是他吊起的半个心放下来了。还有半个心没放下,便又锁上房门,回身出门;吩咐王妈道,“你照旧好好把门关上了。”王妈摸不清头绪,关了门进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们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去,所以骗她说逃到上海去。 “不然,怎么先生又回来了?奶奶同两个孩子不同来,又躲在什么地方呢?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跟去?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们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红房子里,那些兵都讲通的,打起仗来不打那红房子。——其实就是老实告诉我,要我跟去,我也不高兴去呢。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这里来,反正我的老衣早就做好了。”她随即想起甥女儿送她的一双绣花鞋真好看,穿了那双鞋上西方,阎王一定另眼相看;于是她感到一种微妙的舒快,不再想主人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潘先生出门,就去访那当通信员的教育局职员,问他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那人回答道, “怎么没有?他还说有一些教员只顾逃难,不顾职务,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业不配他们干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处。”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有主意,决定从上海回来到底是不错的。一口气奔到自己的学校里,提起笔就起草送给学生家属的通告。通告中说兵乱虽然可虑,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废弃的,现在暑假期满,学校照常开学。从前欧洲大战的时候,人家天空里布着御防炸弹的网,下面学校里却依然在那里上课:这种非常的精神,我们应当不让他们专美于前。希望家长们能够体谅这一层意思,若无其事地依旧把子弟送来:这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益处,也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
他起好草稿,往复看了三遍,觉得再没有可以增损,局长看见了,至少也得说一声“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誊上蜡纸,又自己动手印刷了百多张,派校役向一个个学生家里送去。公事算是完毕了,开始想到私事:既要开学,上海是去不成了,他们母子三个住在旅馆里怎么挨得下去!但也没有办法,惟有教他们一切留意,安心住着。于是蘸着刚才的残墨写寄与夫人的信。
下一天,他从茶馆里得到确实的信息,铁路真个不通了。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没精没采地踱到学校里,校役回报昨天的使命道, “昨天出去送通告,有二十多家关上了大门,打也打不开,只好从门缝里塞进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里,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当然跟了去,不一定几时才能回来念书。其余的都说知道了;有的又说性命还保不定安全,读书的事再说罢。”
“哦,知道了。”潘先生并不留心在这些上边,更深的忧虑正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抽完了一支烟卷以后,应走的路途决定了,便赶到红十字会分会的办事处。
他缴纳会费愿做会员;又宣称自己的学校房屋还宽敞,愿意作为妇女收容所,到万一的时候收容妇女。这是慈善的举措,当然受热诚的欢迎,更兼潘先生本来是体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办事处就给他红十字的旗子,好在学校门前张起来;又给他红十字的徽章,标明他是红十字会的一员。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象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起一种神秘的快慰。 “现在什么都安全了!但是……”想到这里,便笑向办事处的职员道, “多给我一面旗,几个徽章罢。”他的理由是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张一面旗,而徽章这东西太小巧,恐怕偶尔遗失了,不如多备几个在那里。
办事员同他说笑话,这东西又不好吃的,拿着玩也没有什么意思,多拿几个也只作一个会员,不如不要多拿罢。但是终于依他的话给了他。
两面红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轻风中招展,可是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一个红十字徽章早已缀上潘先生的衣襟,闪耀着慈善庄严的光,给与潘先生一种新的勇气。其余几个呢,重重包裹,藏在潘先生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他想: “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远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险,他们也就各各增加一种新的勇气。
三
碧庄地方两军开火了。
让里的人家很少有开门的,店铺自然更不用说,路上时时有兵士经过。他们快要开拔到前方去,觉得最高的权威附灵在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在眼里,只要高兴提起脚来踩,都可以踩做泥团踩做粉。这就来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脱逃,便用长绳一个联一个拴着胳臂,几个弟兄在前,几个弟兄在后,一串一串牵着走。因此,大家对于出门这件事都觉得危惧,万不得已时,也只从小巷僻路走,甚至佩着红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辈,也不免怀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样地踱来踱去。于是让里的街道见得又清静又宽阔了。
上海的报纸好几天没来。本地的军事机关却常常在前方的战报公布出来,无非是些“敌军大败,我军进展若干里”的话。街头巷口贴出一张新鲜的战报时,也有些人慢慢聚集拢来,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罢以后依然不能定心,好似这布告背后还有许多话没说出来,于是怅怅地各自散了,眉头照旧皱着。
这几天潘先生无聊极了。最难堪的, 自然是妻儿远离,而且消息不通,而且似乎有永远难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问题, “碧庄冲过来只一百多里路,这徽章虽说有用处,可是没有人写过笔据,万一没有用,又向谁去说话?——枪子炮弹劫掠放火都是真家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听多走门路才行。”他于是这里那里探听前方的消息,只要这消息与外间传说的不同,便觉得真实的成分越多,即根据着盘算对于自身的厉害。街上如其有一个人神色仓皇急忙行走时,他便突地一惊,以为这个人一定探得确实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与他不相识, “什么!”一声就在喉际咽住了。
红十字会派人在前方办理救护的事情,常有人搭着兵车回来,要打听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虽然是个会员,却不常到办事处去探听,以为这样就是对公众表示胆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红十字会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机关,舍此他求未免有点傻,于是每天傍晚到姓吴的办事员家里去打听。姓吴的告诉他没有什么,或者说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气回家。
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吴的家里;等了好久,姓吴的才从外面走进来。
“没有什么吧?”潘先生急切地问。 “照布告上说,昨天正向对方总攻击呢。”
“不行,”姓吴的忧愁地说;但随即咽住了,捻着唇边仅有的几根二三分长的髭须。
“什么?”潘先生心头突地跳起来,周身有一种拘牵不自由的感觉。
姓吴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听了去的样子,“确实的消息,正安(距碧庄八里的一个镇)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发狂似地喊出来。顿了一顿,回身就走,一壁说道, “我回去了!”
路上的电灯似乎特别昏暗,背后又仿佛有人追赶着的样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赶到了家,叮嘱王妈道, “你关着门安睡好了,我今夜有事,不回来住了。”他看见衣橱里有一件绉纱的旧棉袍,当时没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里,丢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几件布夹衫,仔细看时还可以穿穿;又有潘师母的一条旧绸裙,她不一定舍得便不要它:便胡乱包在一起,提着出门。
“车!车!福星街红房子,一毛钱。”
“哪里有一毛钱的?”车夫懒懒地说。 “你看这几天路上有几辆车?不是拼死寻饭吃的,早就躲起来了。随你要不要,三毛钱。”
“就是三毛钱,”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脚踏坐稳了, “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点!”
“潘先生,你到哪里去?”一个姓黄的同业在途中瞥见了他,站定了问。
“哦,先生,到那边……”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问他的是谁;忽然想起回答那人简直是多事——车轮滚得绝快,那人决不会赶上来再问,——便缩住了。
红房子里早已住满了人,大都是十天以前就搬来的,儿啼人语,灯火这边那边亮着,颇有点热闹的气象。主人翁见面之后,说, “这里实在没有余屋了。但是先生的东西都寄在这里,也不好拒绝。刚才有几位匆忙地赶来,也因不好拒绝,权且把一间做厨房的厢房让他们安顿。现在去同他们商量,总可以多插你先生一个。”
“商量商量总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似地安慰。 “何况在这样时候。我也不预备睡觉,随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进厢房的当儿,以为自己受惊太厉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错觉;但是闭一闭眼睛再睁开来时,所见依然如前,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对面的人谈话,上唇翘起两笔浓须的,不就是教育局长么?
他顿时踌躇起来, 已跨进去的一只脚想要缩出来,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长也望见了他,尴尬的脸上故作笑容说,“潘先生,你来了,进来坐坐。”主人翁听了,知道他们是相识的,转身自去。
“局长先在这里了。还方便吧,再容一个人?”
“我们只三个人,当然还可以容你。我们带着席子;好在天气不很凉,可以轮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觉得今晚上局长特别可亲,全不象平日那副庄严的神态,便忘形地直跨进去说, “那么不客气,就要陪三位先生过一夜了。”
这厢房不很宽阔。地上铺着一张席子,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绝无欲睡的意思。锅灶等东西贴着一壁。靠窗一排摆着三只凳子,局长坐一只,头发梳得很光的二十多岁的人,局长的表弟,坐一只,一只空着。那边的墙角有一只柳条箱,三个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带来的。仅仅这些,房间里已没有空地了,电灯的光本来很弱,又蒙上了一层灰尘,照得房间里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放在那边的墙角,与三位的东西合伙。回过来谦逊地坐上那只空凳子。局长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同伴,随说, “你也听到了正安的消息么?”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庄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这方面对于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证。那方面从正安袭取碧庄是最便当的,说不定此刻已被他们得手了。要是这样,不堪设想!”
“要是这样,这里非糜烂不可!”
“但是,这方面的杜统帅不是庸碌无能的人,他是著名善于用兵的,大约见得到这一层,总有方法抵挡得住。也许就此反守为攻,势如破竹,直捣那方面的巢穴呢。”
“若能这样,战事便收场了,那就好了!——我们办学的就可以开起学来,照常进行。”
局长一听到办学,立刻感到自己的尊严,捻着浓须叹道, “别的不要讲,这一场战争,大大小小的学生吃亏不小呢!”他把坐在这间小厢房里的局促不舒的感觉忘了,仿佛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办公室里。
坐在席子上的中年人仰起头来含恨似地说, “那方面的朱统帅实在可恶!这方面打过去,他抵抗些什么,——他没有不终于吃败仗的。他若肯漂亮点儿让了,战事早就没有了。”
“他是傻子,”局长的表弟顺着说, “不到尽头不肯死心的。只是连累了我们,这当儿坐在这又暗又窄的房间里。”他带着玩笑的神气。
潘先生却想念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道他们此刻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象也极模糊;因而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凄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声。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呢!”他又转而想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险,不自主地吐露了这一句。
“难说,”局长表示富有经验的样子说。 “用兵全在趁一个机,机是刻刻变化的,也许竟不为我们所料,此刻已……所以我们……”他对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长的表弟同潘先生三个已经领会局长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这地方总不至于有什么,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里长满了草,是蚊虫同各种小虫的安适的国土。厢房里灯光亮着,虫子齐飞了进来。四位怀着惊恐的先生就够受用了;扑头扑面的全是那些小东西,蚊虫突然一针,痛得直跳起来。又时时停语侧耳,惶惶地听外边有没有枪声或人众的喧哗。睡眠当然是无望了,只实做了局长所说的轮流躺着歇歇。
下一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几缕红丝; 风吹过来,觉得身上很凉。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独个儿闪出红房子的大门。路上同平时的早晨一样,街犬竖起了尾巴高兴地这头那头望,偶尔走过一两个睡眼惺忪的人。他走过去。转入又一条街,也听不见什么特别的风声。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里好笑。但是再一转念,又觉得实在并无可笑,小心一点总比冒险好。
二十余天之后,战事停止了。大众点头自慰道, “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还不大满意,铁路还没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儿接回来。信是来过两封了,但简略得很,比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没有先见之明;不然,这一笔冤枉的逃难费可以省下,又免得几十天的孤单。
他知道教育局里一定要提到开学的事情了,便前去打听。跨进招待室,看见局里的几个职员在那里裁纸磨墨,象是办喜事的样子。
一个职员喊道, “巧得很,潘先生来了!你写得一手好颜字,这个差就请你当了吧。”
“这么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写不可,”其余几个人附和着。
“写什么东西?我完全茫然。”
“我们这里正筹备欢迎杜统帅凯旋的事务。车站的两头要搭起四个彩牌坊,让杜统帅的花车在中间通过。现在要写的就是牌坊上的几个字。”
“我哪里配写这上边的字?”
“当仁不让,”“一致推举,”几个人一哄地说;笔杆便送到潘先生手里。
潘先生觉得这当儿很有点意味,接了笔便在墨盆里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笔来在蜡笺上一并排写“功高岳牧”四个大字。第二张写的是“威镇东南”。又写第三张,是“德隆恩溥”。他写到“溥”字,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
旁边看写字的一个人赞叹说, “这一句更见恳切。字也越来越好了。”
“看他对上一句什么,”又一个说。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的性格刻划——谈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
这篇小说写于1924年11月。它以直系军阀齐燮元为夺取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的“江浙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潘先生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下苟安自私的心理和空虚卑庸的生活态度,对当时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灰色的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叶圣陶早期作品的描写对象,大部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的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一文中说: “我做过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教育界的情形比较知道得清楚点。……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因此,暴露旧中国教育界各种黑暗腐败的现象就成为这类小说的主要内容,如《饭》、《乐园》、《校长》等等即是,其中《潘先生在难中》堪称代表作品。茅盾评论说:“叶圣陶(绍钧)的作品,我最喜欢的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刻在记忆上,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小说巧妙地刻划了潘先生“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的性格特点,讽刺色彩相当浓厚,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成就。
首先,写潘先生在动荡的年代里苦中作乐,表现了他那“差堪自慰”的满足的卑微。军阀战争的炮火燃近潘先生工作的让里,他立即张皇失措起来,为躲避灾难逃到上海,后又迫于职守返回让里。作者以具体的故事情节来渲染他在这期间吃足了苦头:一是离乡背井之苦。潘先生在家乡为一校之长,有娇妻爱子,雇有女佣,家道小康,因战祸延及,逼使他不得不离开安乐窝,流落人地生疏的上海;二是携家带眷之苦。避乱逃难,沿途悬心吊胆,还要拖儿带女,确是艰难多端;三是米珠薪桂之苦。兵荒马乱年头,难民汇集的上海,柴米不易,耗费颇大;四是妻离子散之苦。潘先生因闻讯教育局长坚持要开学上课,只得返回警报尚未解除的让里,抛妻别雏,各在一方;五是担惊受怕之苦。潘先生孤处让里,风声鹤唳,惶惶然不可终日。作者对潘先生受尽了上述折磨是表示了一些同情的,读者完全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态度,不过这却不是小说作如此描写的主要目的。从潘先生随遇而安的典型特征出发,作品着重在揭示人物灵魂的伤疤,以引起人们对潘先生的鄙视。于是,就采用漫画式的手法,勾勒出了潘先生在苦中作乐的图画:他到了上海,在一家房间里住下,叫茶房“带一斤绍兴,一毛钱熏鱼来”,要为一家妻小终算进入了“绝无其事的境界”庆幸, “乐一乐,喝一杯”。这不是潘先生的豁达大度,也不是他生性开朗,而是他麻木不仁。因为他无忧国忧民之心,只有念妻眷子之意,因而稍遇危难,就失魂落魄,稍得喘息,便“乐哉乐哉”,世事皆抛。他与妻儿被冲散之后。确也惶急了一阵,当找到时,即舒心地说: “现在好了!”于是“很入调地喊”起“黄包车”来;当他辗转寻求房间时,确也窘迫不堪,可是一旦得了房间,他倒“舒舒泰泰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乐呵呵地酌一杯了。他除了逃命,保住一家人的安宁,其他都弃之不顾,既不考虑军阀混战的原因,也不去想为什么租界却安全得异样,竟以暂时的苟活为乐事。这种人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产物,灵魂深处散发着又酸又臭的气味。作者用揶揄的笔致给其无情的鞭笞,婉而多讽,耐人寻思。
其次,写潘先生在多变化的环境下认敌为友,表现了他人格的低下。潘先生之所以落难,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混战造成的。照理,潘先生对怨头债主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应怀有深仇大恨。可是他却把帝国主义当作保护伞、救世主,把军阀看成英雄,大功臣。逃到上海时,小孩子见外国巡捕“形相可怕”,他连忙解释道: “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他不知道正因为有了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才使他逃到这里来的,反而为之歌功颂德。他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教堂视为庇护所。潘先生逃难时,除了可随身携带的贵重之物,其他东西都“寄到教堂里”。回到让里之后,他认为唯一可以托庇的也就是教堂,他去缴纳会费,愿做红十字会会员,并领了两面红十字的旗子,四枚红十字会员的徽章。最令人可笑的,他居然把一面旗子插到自家的大门上了,且将几枚徽章, “重重包裹”,藏在“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心想“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都远在渺茫难接的上海,但却感到“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险”。当听说敌方已逼近让里时,他匆匆地赶到红房子里去避难,当战事结束时,他又兴冲冲地书写那“功高岳牧”、 “威镇东南”、“德隆恩溥”颂扬军阀的牌坊题额,而且还“觉得这当儿很有点滋味”,真是妥协、猥琐得达于顶点。但当“他写到‘溥’字,仿佛觉得许多的影片,拉夫,开炮,烧房屋,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这一幅幅人民受苦受难的画面,分明是作者对杜统帅的“凯旋”的愤怒控诉与抨击,也是对潘先生的辛辣的讥刺,饶有深度地揭示了潘先生性格的可悲!
其三,写潘先生在难中自私自利,表现了他内心的阴暗。潘先生因战事所扰,内外交困,身心兼瘁,可是仍为大难中恐有小失而不安。这在他对王妈的冷漠及在财物的处置上得到鲜明的体现。大难将临,他合家出走,只撇下个王妈在家看守。而对王妈又不放心,不知她“到底可靠不可靠”,不知她“睡觉时,会不会忘了关上一扇门或是一扇窗”。临行时再三叮嘱王妈的,就是要把门户关好,因而中途潘先生一回到家,首先关心的就是门户问题。潘先生全然不顾王妈的死活,只是把她看成一个守门的工具而已。风声紧急,潘先生仓惶出逃,他居然瞒着王妈,谎说“我今夜有事”。告诉她“不回来住了”,并叮嘱她“你关着门安睡好了”。在他的心目中,一个王妈还抵不上潘师母的一条旧绸裙。作者对潘先生的鄙夷之情驱之毫端,入木三分。潘先生有几次论车价,显得锱铢必较,而对自家的财物视如心肝。他逃到上海时,将贵重之物纳入皮包,随身携带;将细软之物寄存到教堂里去。他中途回让里时,一到家便奔进院里四周察看,“便开了房门的锁,直闯进去上下左右打量着”,见一切如故,才将他吊起的半个心放了下来。他所关心的,首先是自家剩下的什物。让里吃紧后,他匆忙逃往教堂,可是仍不忘家中的一些破旧,其思想目光的浅陋,描绘得多么真切!
叶圣陶当年写有较多与《潘先生在难中》相类似的作品,这和作者的生活经历相关。多年小学教师的生活,使他熟悉了这一类人物,获取了较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与作者的人生观、艺术观相关。他感到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因而就紧密结合现实生活,针砭时弊,讽刺了丑恶现象,这正是叶圣陶以及整个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创作主张。作者这时还没有具备无产阶级先进的世界观,对现实的透视有一定的限度,因而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上,虽然象《城中》、《抗争》等篇,表现了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抗争,刻划出知识分子中较进步的人物形象,但比较起来,写得笔法纯熟、真实动人的,还是《潘先生在难中》一类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