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 (程雨民 译)
“你们注意到没有,”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年青人继续着关于戏剧的谈话,说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们好的男演员虽然少,但是还有,好的女演员呢,简直就没有,只不过在传说中还保存着西蒙诺娃①的名字而已;这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
“原因用不着到远处去找;”另一个头发剪成圆圈形的人反驳他道:“您所以不懂,就因为您看一切都戴上一副西方的眼镜。斯拉夫女人永远也不会习惯于抛头露面地跑到舞台上,在观众的心里激起那种她只愿奉献给自己家长的情感;她的地位是在家里,而不在卖艺场。没有出嫁的时候,她是女儿,温顺而羞怯的女儿;出了嫁,她是温顺的妻子。妇女在家庭中的这种天然地位,就算使我们丧失了好演员,但是却出色地保持了淳厚的风俗。”
“可是为什么,”第三个人说道,这个人根本就不剪发,“德国人和我们一样,我认为,至今没有改变过家庭生活,但是却丝毫也不影响好的女演员出现呢?再说,我在主要的问题上也不同意您的说法:西方斯拉夫人家庭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我们俄罗斯人,老实说已经不再是您所说的那种宗法式家庭了。”
“请允许我问一声,您是在哪里观察和研究斯拉夫家庭的?是在上等阶层吗?他们过的是特殊的生活。是在都市里吗?那里抛弃了我们唯一的人民生活方式,也就是乡村生活。是在通街大道近旁吗?那里农民变成了市侩,你们的工业所带来的富裕腐化了他们,发展了他们的各种人为欲望。家庭并不保存在这些地方; 要看到家庭的话,得到羊肠小道旁边的小村落中去。”
“不过,真是怪事,照您的说法,大路呀、都市呀,凡是一切保障别人、使别人得到发展的东西,对于斯拉夫人却都是有害的;按照您的意思,为了保持淳厚的风俗,就不能有通衢大道,不能有交通,不能做买卖,最后还不能具有改善生活的首要条件——富裕。当然罗,鲁滨孙一个人住在荒岛上的时候,他的确是个模范人物,既不斗牌,又不上那些吃吃喝喝的地方。”
“什么事都可以说成很可笑,然而笑话尽管有时叫人发笑,却决不能用它来驳倒任何事情。哪怕您有十分伶巧的西方脑筋,但有些事情还是您所不可能懂得的,嗯,就象一个丧失了听觉的人不能懂得音乐一样,但这又完全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画家,或其他什么。您决不会懂得,安份而勤劳的贫困,比扬扬自得的富足更为高尚。您也不会懂得我们的家庭制度,我们的父制:在一家中,父亲就是首脑,而在整个村落中,村社的首脑就是父亲。您已经习惯于对各项权利的严格规定,习惯于对个人和社会各阶层的种种限制,习惯于互相牵制,彼此不信任——这一切在西方都是必要的,因为那里一切都建立在敌视的基础上,那里国家全部的任务,如你们自己的诗人所说的,就在于进行巧妙的斗争:
这边火热进攻,那边顽强反击——
这就是新文化坚强的动力①。”
“这样谈下去,我看,为什么缺少女演员的问题是不会得到迅速解决的,”首先讲话的人说。“要是你们为了回答得充份起见,要chemin faisant(法文:顺便地)解决一切历史和政治问题的话,那么在这个题目上将得花上那末四十来年,而且还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根据我的理解,您,亲爱的斯拉夫人②,是要说,所以没有女演员,是因为女人并不作为个人而存在,她的存在只是作为家庭的一分子,并且完全埋没在家庭里,这很有道理。不过,您认为家庭只在小村落中有;可是女演员正好不是从这些大路都不通的村落中产生出来的呀。”
“这个问题请允许我来回答您,”欧洲人(我们将这样称呼那个不剪头发的人)说道,“在我国,不论是公路旁的女人,或是羊肠小道旁的女人,都还没有获得象在法国那样无拘无束地参加一切活动的权利;例外是有的,但必然地带点装腔作势——这一点再好不过地证明只是例外而已。当我们的女人想要和有教养的男人平等来往时,她不是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是有意要炫耀一下自己的解放。”
斯拉夫人热烈地反驳道,“我们没有女演员,就因为这行业是和我们斯拉夫女人谦逊的美德不符合的:她爱沉默。”
“您为什么不早说呢?”欧洲人说,“您说明了很多问题,比您所希望说明的更多。现在可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女演员,而女的舞蹈家却这样多。可是,不讲笑话。我认为,我们所以没有女演员,倒不是因为没有才能,而是因为要她们表演的那种激情是她们从来所想都不曾想到过的。演员所表演的每种情感,必须是他所深知的,才不致演得不伦不类。演一下《Opium et Champagne》(法文:《鸦片和香槟》)①中的中国人,这算不了一回事,可是,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因为偶然碰了一下贱民而坠入绝望的深渊,或者一个十七世纪的俄国贵族,在‘授位’②时由于point d’honneur(法文: 荣誉感)而躺在桌子底下,让人家抓住了脚拖出来,要我演这些的话,是否有可能演好呢?要是果真在我国女人作为个人并不存在,而是完全淹没在家庭中的话,那末根本就谈不上女演员。在家长式的生活中,象在别处一样,激情是可能有的,但这不是那种能入戏的激情; 盲目的顺从、阴险、虚伪,这些都很少能够写进真正的戏剧中去,正象卑鄙的谋杀和情欲很少能写进戏里去一样。愚味无知的家庭太落后了,它只是一个家庭——而戏剧中需要的是个人。幸好这种家庭只不过存在于传说中和斯拉夫人的幻想中。不过,即使说我们已经越过了宗法制的藩篱,我们到底还没有达到对别人的经历和遭遇感到深切同情的地步。我问你们,俄国女演员将怎样演奥尔良姑娘①呢?这完全是和她格格不入的。或者再问,俄国的男演员将怎样扮演约翰、李却、亨利②周围那些庄严而又阴森,骄傲而又独特的、莎士比亚式的、完全英国气派的人物呢?我们的演员不熟悉这些人物,就象他不熟悉一个用眼睛嗅东西,用耳朵唱歌的人一样。倒还是福尔斯塔夫③比较好演一些,因为福尔斯塔夫身上的一些特征是我们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县城里都能见到的……”
“你们这样热烈地在谈些什么?”一位著名的艺人走进屋子里来,并且问道。
“真是再巧也没有了,请您来解决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吧;我们一致选举您做英明的裁判。”
“很荣幸。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请告诉我们,您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俄国女演员,她是能够完全满足您对于艺术的要求的?”
“我见到她既不在莫斯科,也不在彼得堡,而是在一个小小的省城里。”
“您这样说大概是有意要别出心裁,叫我们吃一惊,对不对?”
“可能是的。不过你们既然把我认作英明的裁判,那末你们就应该相信我。唉,现在我怎么来证明我在二十年前见到过一位伟大的女演员,并且因为看了她的《偷东西的喜鹊》④而失声痛哭呢?
更怎么来证明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小小的城市中发生的呢?”
“很容易。把她的情况讲些给我们听听就够啦,她总不会是从天上一直掉进《偷东西的喜鹊》这出戏里,而又跟着那只缺德的鸟一起飞走的咯!”
“也许是这样。不过这一段回忆对于我不是很愉快的,倒可以说是沉痛的。不过,也好,就把记得的讲一些吧。给我支雪茄。”
“喏,这是支casadores cubrey① ,”欧洲人说着从皮包里拿出一支细长的雪茄,看外表就知道是烟中的头等贵族。
“你们知道人类的弱点——不管人回忆什么,他首先想起的总是自己;所以,很抱歉,我也要请你们允许我从自己讲起。”
“我们真心地、全心全意地同意您这样做。”
大家都安静下来,而且,象准备听故事时习惯要做的那样,稍稍凑近了些。
“你们知道,我是在一个简陋的外省剧院里开始戏剧生涯的。戏院经营得不好;而我已经结婚,得考虑考虑前途。当时正好流传着关于远处某城中斯卡林斯基公爵的剧院的各种传说,而且越传越出神入奇。我一方面存着好奇心,想见识一下设备完善的剧院,另外,个人的希望,也许还有野心,也都强烈地引诱着我。没有什么可以多想的;我约了一个原先根本不打算到那里去的同事,一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达N城。公爵非常富有,而且对戏院很肯花钱。从这里你们可以得出结论,戏院办得不算很坏。公爵有的是那种俄国式的放任不羁的性格,他是狂热的艺术爱好者,是一个趣味很高、懂得奢侈的道理的人,此外,照例地一点都不善于约束自己,挥霍到了极点。
“公爵以前听到过我。当我去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戏票,很费斟酌地考虑着哪一个值得给,哪一个不值得给,给哪一种票。‘很高兴,很高兴,您到底想到来看看我们的戏院了,您是我们的贵宾,’此外还说了无数的好话; 我只能鞠躬道谢。公爵对戏剧的议论,显示他完全是一个深知舞台演出隐秘的行家。我们似乎彼此都很满意。就在那天晚上,我到戏院中去; 演的什么不记得了,不过我告诉你们,那种富丽堂皇是难得见到的:多么好的布景,多么好的服装,多么好的各种配备呀! 总之,一切表面的东西都是再好也没有的,甚至演员们的训练也是这样;可是我看后却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公爵的家奴们扮演王爷和公主的时候,仪态上总有些勉强,不自然。后来我登台试演了一次,受到观众最热烈的欢迎;公爵对我更其是敬意倍加。当我正在准备第二次试演的过程中,我又到戏院里去了一次。这次演的是《偷东西的喜鹊》; 我想看一下公爵的班子演这出正剧演得怎样。
“当我进场的时候,戏已经开演;我懊恼来得晚了,心不在焉地向两旁张望着,也不知道台上在演些什么。我看到观众的座位是严格地按职位分配的;看到观众们的脸都是不同的,可是表情却完全一样,真是很别致的现象;看到外省的太太们象美洲的飞禽一样五色缤纷; 同时还看到公爵本人坐在包厢里,他的神情十分傲慢,同时又显得有所忧虑。突然一个微弱的女人嗓音使我吃了一惊,因为这嗓音中流露着那么深沉而可怕的痛苦。我把眼光移向舞台。一个包税商家里的女佣人认出老流浪汉就是自己的父亲,他是个逃兵……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念词,但是听到嗓音。‘我的天呀!’我想道,‘这年青人的胸膛里哪儿来的这种声音?可不是装得出,练得来的啊,它只能从苦难中锻炼出来,只能从惨痛的经历中获得。‘她把父亲送到篱边,单纯地、心事重重地站在他面前;拯救他的希望是太少啦。当父亲走去的时候,她没有念规定的台词,而发出一声无法形容的叫喊,这是软弱无助的生命遭受到重大的冤屈时所发出的叫喊。现在过了二十年,我依旧能听到这一声惊心动魄的叫喊……”
他稍稍停顿了一会。
“是的,先生们,”沉默片刻后,他说道,“这是位伟大的俄国女演员!
“你们大概都知道《偷东西的喜鹊》的剧情,至少看过罗西尼用这题材写的歌剧。这真是出可怕的戏,要不是人家给它加上了一个闹剧式的收场的话,看后真叫人心中除掉绝望以外别无所有。阿尼达被指控偷了东西;嫌疑象理所当然似地落到她的头上,怎么能不怀疑她呢?她贫穷,她是个女佣人。再说,即使错怪了她,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家会对她说:‘回家去吧,好姑娘;你看,你没有罪,这是多大的幸福!”至于这一切把这个纤弱的生命委屈和折磨到什么地步——这个我也不会形容;要了解这点,得去看阿尼达的戏,看她怎样惊慌失措,胆怯而受冤地站着受审,她的声音和表情是一个宏亮的抗议,使人听了心碎的抗议,它揭露了世间多少的不平,而同时却带着一种女性的温柔,使得她的一切举动和语调都显得很优雅。我看得目瞪口呆,惊讶万分;这是我所没料想到的。同时,剧情发展着,控诉继续进行。法官有意要惩罚一下这个守身如玉的美人;法院里的人在舞台上摇来晃去,他们深谋远虑,振振有词地议论了一番,继而把无辜的阿尼达判了罪。一群宪兵把她拖进牢中……是的,是的,现在这一切都还在我眼前,法官说道:‘诸位士兵,把这姑娘带到牢里去!’而可怜的人就这样走了!但是她还站停了一次。她说道:‘黎夏,我是无罪的,难道你也不相信我是无罪的!’这时候,已经能够在这被压迫女人的呻吟里听出愤怒和骄傲的哀号,这是一种丧尽了一切希望、受屈受到极顶时所产生的倔强的骄傲,是和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以及处境的绝望所同时产生的骄傲。你们还记得那古老的笑话吗?大骑士被杀害后,他的手下人在找唐璜①,戏院的顶层里坐着一个好心肠的德国人,他拉直嗓子对他们叫道:‘他逃进右边小巷里去啦!’当士兵们把阿尼达拉走的时候,我差一点做出同样的事来。随后是阿尼达和法官在牢中的一场。这个好色的老头知道告她偷窃是冤枉的,他要她以出卖自己的童贞来赎取自由。不幸的牺牲者显得长得高大了,她说的话是可怕的,她脸上那种深刻的讽刺表情更增加她那悉话的羞辱人的力量。在演这一场的过程中,我偶尔朝公爵看了一眼;他显得非常激动,坐也坐不安定,他把有柄眼镜一会儿扔下,一会儿又拿起。我心想:‘这样的行家看这样的演出,怎么能不受感动呢! 他该是能够充分赏识这样一个女演员的。’阿尼达缓慢地走着,垂着头,绑着双手,周围簇拥着一个堆士兵,响起了喧闹的鼓声和笛子声。她脸上表现出一种深思和惶惑的神色。说真的,你们倒想想,这是多么荒唐:一个柔弱温顺的孩子,满脸纯洁无邪,而法国兵个个都手里执剑,枪上上刺,而且鼓声喧天; 敌人在哪里?敌人就是被他们围在中间的那个孩子,他们所要征服的就是她……可是在教堂前她站停了,默默地跪下,把沉思的眼光朝向天空; 这眼光里没有普洛来修斯②的责难,也没有泰坦的傲慢,一点也没有,只有个简单的问题:‘这一切都为了什么?难道这是真的?’人们把她拖走。我象小孩一样地痛哭起来。喜鹊贼的传说你们是知道的; 事实并不象剧作家那样软心肠;事实是一贯到底的: 阿尼达给处决了。戏剧里后来发现贼不是她,而是一只喜鹊——就这样,又把阿尼达簇拥着凯旋而归,可是阿尼达要比作者更懂得这一切事情的意义;她疲惫的胸膛里已经发不出快乐的声音;精疲力竭、脸色惨白的阿尼达带着迟钝的惊讶神色环顾着周围的欢呼,似乎这充满希望的一面对她完全是陌生的。强烈的震惊和痛苦的经历已经把根摧残,花朵依旧芬芳,但已经垂倒雕谢了;没有办法救它;唉,我多么可怜这姑娘啊!……
“嗳,我的天,”他用手帕擦着脸,继续说道,“我太放任自己的想象和回忆了,以致又讲个没完,而且哭成这样子; 可是这些事我只会这样讲,每一提起就禁不住要讲得出神……后来幕下了。我愿出任何代价,使那个幕再拉起一次;我真想再一次看到这朵枯萎的鲜花,这种纤巧的痛苦。但是人们并没有要叫她出来。我可非见一下阿尼达不可; 到她那里去,握住她的手,默默地用目光把一个艺人所能传达给另一个艺人的一切都传达给她,感谢她所给我的神圣的瞬息,以及那种清除灵魂中各式污垢的深入内心的震动——这一切对于我象空气一样的需要。我一直向后台跑去……后台入口处站着一个招待,他问我:‘您到哪里去?’‘我想见一下阿尼达,你懂吗,就是今天演女佣人的那个演员。’‘没有公爵的允许是不行的。’‘得啦,亲爱的,我自己就是个演员,三天前演过戏的。’‘我没有奉到命令放您进去。’‘对不起,’说着,我装模作样地把两个指头伸进坎肩口袋里去。但是那人回答道:‘您真是,难道要我为您挨鞭子吗?’这一说,我不再坚持,回家去了。不过我已经接近绝望的境地,我太不幸了(这决不是随便说说的空话)……你们中间难道谁都没有过这种经验吗?有时一个人会既无原因又无目的地倾倒在一个根本谈不上亲近的女人的魅力下,久久地注视她,久久地听着她,目光碰在一起,看惯她的笑容,完全沉醉在这瞬息的同情之中; 当这个女人不见了的时候,甚至会惊奇她怎能有这样的力量,会感觉好象被孤零零地撇了下来; 心头充满着苦味,整个夜晚就会这样被糟蹋掉,匆匆地回到家里,看到穿堂里蜡烛生烛花也令人生气,雪茄抽不着也令人生气——而这一切都因为人们演了一小时半的戏,演了一场有始有终按结构编成的爱情剧。假使你们有过这种经历的话,你们就能懂得我这样一个青年艺人当时的心境。对阿尼达的怀念使我处于热病的状态下。我病倒在床上,说着呓语,又象睡着又象没有睡着,可是不管怎样,那不幸的女佣人的形象却总在我面前。一会儿,被判了罪的她那么单纯地、单纯得惊人地站着;周围是些疯子,——人们称他们为法官——我感到痛苦;他们没有一个能懂得,有这种面貌和这种声音的人是不可能有罪的。一会儿,武装的看守人绑着她要牵去正法,他们还以为办的是正经事。一会儿,又欢呼着把她推来推去,说道一切都已经过去,她已经得到自由——可是她已经疲惫不堪,连高兴的气力都没有了,她似乎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总之,整整一夜,《偷东西的喜鹊》的内容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在我头脑中打着转。
“第二天早晨十一来点钟,我抱着哪怕粉身碎骨也要见到阿尼达的决心来到公爵府邸。当我走上正门的台阶(这是通向公爵府邸所有大小房屋、正楼边厢唯一不上锁的入口),司阍人手里拿着一根顶着个圆球的手杖走了出来。他开始盘问我: 找谁,干什么?我都对他说了。司阍人告诉我,没有公爵的书面许可,不能放我进去。‘梅齐那①可善于妒忌呢,’我心里这样想。‘可是怎样才能得到许可呢?’‘请到办公室里,那儿司事会通报公爵大人的。’司阍人拉了下铃,一个管招待的把我领到办公室里。胖司事傲慢而懒洋洋地坐在写字桌面前,虽然时间还早,他已经不仅吃饱,而且喝足。我把请求的事先对他说了一遍;想来,这位胖先生本来是不会为我太劳动自己的,不过他知道公爵要拉我加入班子,所以他认为有必要把找我麻烦、叫我碰壁的事留待日后,而暂时迁就我的要求,并亲自出马去跟公爵商讨这件大事。不一会,他回来对我说,公爵签好条子后就送到公办室来。我没有地方可去,就在角落里坐下。后来司事命令把一个名叫马秋许卡的唤来;接着就带进一个双手绑着的青年人,他赤着脚,身上穿一件灰色的厚呢大褂。‘你回去吧!’司事对他厉声说道,‘不过,要是你下次再敢做出这样的勾当来,我可不会再这样款待你:你们都忘了孙卡!’赤脚的人鞠了躬,阴沉沉地把所有的人看了一眼,然后退到外边。‘这年青人的脸好象很熟,’我对身旁的一个听差说。‘您三天前跟他一起演戏的。’‘难道就是演王爷的那个人么?’‘就是他。’‘为什么要把他这样捆绑起来?’我压低声音问。听差的眼光斜过去瞟了司事一眼,看见他正在打算盘,也就是说不会来分心管别的事,这才小声回答我说:‘截获了一张写给女演员的字条; 我们的公爵可不喜欢这一手,倒也不是他自己不喜欢……是不喜欢别人这样做,他命令让他坐一个月牢。’‘这么说来,那一次是把他从牢里带到舞台上来的?’‘是的,先把台词送去,让他背熟……然后捆绑着解来。’‘最要紧的就是规矩,’我嘴里这样说,而进公爵班子的心已经开始冷却。
“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所有的人都一跃而起:公爵到了。听差向我瞟一眼——我懂得是要我谦逊些。公爵一直向我走来,把字条交给我,说道他很高兴,因为他班子里的演员得到我这样的赞赏;他讲了她很多好话,体她身体不好表示非常惋惜,并且对于因为没有字条不放我进去一点表示歉意……‘没有办法,我们这一行,规矩就意味着成功的一半。稍为松一下缰绳的话,马上就会出乱子,演员们全是些不安份的人。也许您知道法国人说的一句话: 带一军人马还比带一班戏子容易些。请您不要因为我这样说而生气,’他笑着又说,‘你们演惯了各式各样的王公贵人,所以在后台也保持着他们的作风。’‘公爵,’我说道:‘要是法国人这样说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您的班子里的制度和管理情况。’‘哦,原来您还是个恭维人的能手!’公爵说时用手指对我点点,同时满心喜悦地微笑了一下,威严地向写字桌走去; 而我呢,就向阿尼达那里走去。
“当我一路来到阿尼达所住的边房,三番五次地有人把我挡住——一会儿是穿制服的听差,一会儿又是留着大胡子打扫庭院的仆人;但是那张字条克服了一切的阻碍,我怀着跳动的心,在人家指给我的门上轻轻敲了几下。应门的是一个十三岁模样的女孩子,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请吧,’她说:‘我们正在等您。’她把我引进一间相当整洁的房间,而自己却从另外一扇门里走了出去。不一会,门重又打开,一个全身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跨着很快的步子向我走来。这就是阿尼达。她向我伸出两只手来,同时说道:
“‘我哪里配呢……我感谢您!……’她还是以昨天使我那么感动的嗓音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已经热泪迸流。‘请原谅,’她泣不成声地低声说,‘看在上帝面上,请原谅……一会儿就会好的……我太高兴啦……我是个软弱的女人,对不起。’
“‘镇定些吧,您怎么啦?镇定些吧,’我对她这样说,同时我的眼泪也尽向坎肩上滴。‘要是我知道我的访问会……’
“‘别说啦,您这样说不觉得罪过吗?别说下去啦,’说着她再一次地把一只滴满眼泪的手伸给我,而用另一只手掩住眼睛。‘您不会懂得,您的访问对我是件多大的好事,这是种恩典……请您宽容,稍等一会……我喝一点水就会好的,’接着她向我那么美好而又那么悲哀地微笑了一下……‘我早就想要和一个艺人,一个能向他倾吐一切的人谈谈,但是我没料想会遇到这样的人,而突然您来了——我真是太感激您了。让我们到那一间房里去,这里讲话他们会偷听到的。您不要以为我怕他们——不,我一点儿也不怕。但是这种奸细行为是羞辱人的,肮脏的……而且我要告诉您的话,他们的耳朵也不配听。’
“我们走进卧室;她喝了口水就倒在椅子上,同时指着一张安乐椅要我坐下。我准备好的那些恭维话,那些准备用来称赞她的巧妙的话,一下子都到哪里去了?……我含着眼泪看着她,我的胸膛不停地起伏着。她那美好的,但是已经憔悴的脸就是一篇可怕的故事:在它的每一根线条里,都能够看出她昨夜嗓音里的那番申诉。看到这些线条,这张脸,已经没有必要再补充许多的东西:只要一些人名、地名,一些偶然的事情和日期;此外什么都已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巨大的黑眼珠里没有那种东方式的妩媚,而是悲哀地、绝望地闪烁着; 眼睛里燃起的火焰似乎在焚烧着她。瘦削的、非常疲惫的脸由于掉泪而红得有些不自然,象肺痨病人那样;她把头发甩到耳朵后面,手撑在桌子上托住了头。为什么卡诺瓦和托瓦尔德森①不在这里: 瞧,好一个受难者的雕象,深沉的内心受难者的雕象。‘多么高尚,多么丰富的性格啊,’我想道,‘她这样优雅地走向亡,这样可怕地、而又这样优美地表达着不幸!……’在这几分钟里,作为一个艺人的我占了上风……我象看一件艺术品似地赞赏着她。
“这时候她已经恢复过来,说道:
“‘我迎接您的方式真可笑,对吗?可是这还没有完; 我还要把自己的事情讲给您听:我非讲出来不可;可能我到死不会再见到一个同道的艺人……您也许会笑我——不,这是我在说蠢话——您不会笑我的。您是个有人性的人,不会这样做的;您也许会把我当做一个疯子。真是的,把心里的话向一个陌生人全部倾吐出来,这算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我知道您,我看过您演的戏: 您是个艺术家。’
“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可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的经历并不长,相反地,是很短的,我不会叫您厌倦; 至少看在我演的阿尼达曾使您很满意这一点上,请您听我说吧。’
“说吧,看上帝面上,说吧; 我贪婪地听着您每一句话,虽然,老实告诉您,我不听您说,不听任何别人说,也能把您的经历讲出来……我知道。’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要说给您听。我在这一个班子里还不太久。以前我在另一个外省戏院里,那戏院要小得多,设备也差得多,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觉得很不坏,也许是因为我那时还年青,还无忧无虑、非常愚蠢;我生活着,却从来也不想到生活。我一心沉醉在对艺术的爱好中,对外界全然不加注意。我越来越深地陶醉在一个思想中,——这个思想大概也是您所熟悉的,——我觉得在舞台艺术方面有才能;我的内心对我说:我是个女演员。我不倦不息地研究我的艺术,培养那些我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微薄的才能,看到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我觉得很快活。我们的主人是个善良、单纯、而且诚实的人;他看重我,赏识我的才能,给我钱学法语,并且还亲自带我到意大利,到巴黎,我见过塔尔马①和玛尔斯,我在巴黎待过半年,——有什么办法! ——我那时还非常年青,即使不在年龄上,至少在经验上是这样;我回到外省的小剧院中; 我觉得某种责任感把我束缚着,不能离开主人。再有那么一年就好啦!……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可是他生急病死了; 我们提心吊胆地等了六个星期; 六个星期过后,打开遗下的文件,然而却不见写给我们的赎身证,也许根本就没有过,是他由于疏忽而没有写,只不过哄哄我们才说都已经准备好了的。这个消息真叫我们目瞪口呆。可是正当我们还在哭泣,还在想怎么办的时候,人家却已经把我们拍卖掉了,公爵把全班人马买了下来。他很好地接待我们,给我们很好的地方住,这是您亲眼看得到的,他甚至给我们规定很高的薪水,虽然对于准时支付一点,他是不怎么关心的。但到底不象前一个心地善良、没有架子的班主人;他一上来就叫人感觉到在他和我们这些买来给他们消遣的小丑中间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他受惯卑躬屈膝的奉承,动不动就伸出手来让讨好他的人吻;他的总管和那班心腹也都一意模仿着他的样子。我心里觉得真难受,非常的难受,不过那时还有愉快的时刻;他们爱惜我的才能,我也还能够专心艺术而忘却周围一切;我还曾经因为戏院设备完善而感到过安慰——现在想来,自己也觉得又可笑又可耻。但这一切都过去了——甚至已经难于相信以前曾经有过这一切。
“‘我开始注意到公爵对我特别关怀;我很懂得这种关怀,因此就加以戒备。公爵是不习惯于戏班子里的人拒绝他的要求的。我只装做什么也不懂得; 而他却认为有必要越来越明白地表示自己的意图;最后,他派他的司事到我这里来,答应给我赎身证,不过要和他的剧院订十年合同,至于其他的诺言和条件更不用说了。我把司事赶了出去,迫害总算暂时停止。有一次深晚,我演戏回来,正在独自朗诵德国悲剧《阴谋与爱情》①的新译本。这个剧本您大概是知道的。戏里有许多动人的话,有许多对于人们不合理生活的愤怒、谴责和见证;念这个剧本的时候,似乎就象在回忆一件亲切近人的往事。戏里所有的人物都给人留下一种沉重的印象: 宫内大臣和夫人,还有那个子女们自愿到美洲去的老跟班……还有可爱的孩子菲迪南和鲁意莎。您知道,我很想演鲁意莎,特别是蒲尔姆逼她写信的那一幕,可能的话还想当着您演,不过公爵是不喜欢这种戏的。总之,我正在念《阴谋与爱情》,而且念得出了神,完全象着了迷一样,突然有一个人说道:“妙极啦,妙极啦!”并且把他的手搁在我袒露的肩膀上。我大吃一惊,赶快向墙旁闪开。那人就是公爵。
“‘“大人有什么吩咐?”我问他,我的声音由于狂怒和愤慨而发抖。我是个软弱的女人,这是您刚才所看到的,可是我请您相信,我也可能成为一个刚强的女人。’
(“‘这一点我也已经看到,’我这样回答她,意思是指她刚才所说的某些话。)
“‘“吩咐倒没有什么吩咐的,”公爵这样回答,脸上硬装出一副迷人的表情。“难道可以吩咐这样一对眼睛吗?它们才应该吩咐呢。”
“‘我直盯着他看。他稍稍有些不自在,等着我怎样回答。可是不一会他已经又镇定下来,向我走过来,说道: “Ne faites doncpas la prude(法文:别装正经啦),别装傻,哼,用不着这样瞅我;换了别人还要认为是一种幸福呢……”说罢他握住我的手;我把手缩回来。
“‘“公爵,”,我说道,“您可以把我发配到穷乡僻壤,不过,即使最弱小的动物,也有它所不容剥夺的权利,至少当它活着的时候。到别人那里去,叫她们幸福去吧,要是您已经教会她们这样想法的话。”
“‘“Mais elle est charmante!”(法文:可是她真迷人!)公爵说道,“这娇嗔在她身上多合适呀!好啦,戏演得够啦!”
“‘“公爵,”我冷冷地说道,“您在这时候到我房里来到底有什么贵干?”
“‘“好吧,那么到我房里去吧,”公爵回答道,“我接待客人不象你这样粗鲁,我比你善良得多。”说着他眼睛里装出一种很甜蜜多情的神气。这当儿,那老买实在是丑恶无比:他的嘴唇哆嗦着,他的表情……可恶的表情。
“‘“把您的手给我,公爵,这边来。”
“‘“他一点都不怀疑地把手伸给我;我领他到镜子前面,指着他的脸,问道:
“‘“您以为我会到这个可笑的老头儿,这个秃顶的色鬼那里去吗?”说着我哈哈大笑。
“‘公爵气得脸色发白。他先是挣开手,把手举起来,要不是完全气昏了的话,一定会打我的耳光。但是到底没有打,只是破口大骂。临出门时嚷道:
“‘“我要让你知道这样无法无天有什么好处!你敢跟谁说这话!你是说: 我是个演员,不,你是我的奴隶,不是演员……”
“‘他走出去后,我把门砰地关上,同时把一把吃菜用的刀子扔在地上,这把刀是我在发觉有人妨碍我念戏时无意中拿在手里的,后来就一直藏在衣袖里以防万一。
“‘我有些什么感觉,以及怎样度过那一夜,您可以想象得出。我也不想把从那天起所遇到的一连串细小的委屈告诉您。从此他们再不把最好的角色给我演,他们尽让我扮演些和我的才能完全相反的角色来折磨我,我们这里的、一些权贵们对我的态度也开始粗鲁起来,把我称呼作“你”,不给我好的衣服穿;我不想讲这些,因为这些都会成为对公爵的赞美:他原可以用别的方式对付我,是他讲文雅,所以仅仅用这些迫害来表示对我的尊敬,虽然他是能够用别的手段来惩罚我的。可是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单靠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很快地把我害死……比这一切更坏的是公爵临走时说的那些话,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我的心里生了根; 我不知道应该对您怎样讲,它们变成了我身上的坏疽。我摆脱不掉它们,忘不掉……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寒热病的状态下,睡觉也不能使我神志清醒,傍晚时头里象火烧,而一到早晨冷得就象生疟疾。您信不信,从那时起,每个星期就得把我的衣服重新改一次,这一点使我高兴,可是同时我也对您招认:可怕,可怕而且痛苦。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看来是没有……从那时起,我带着病,昏昏沉沉地上台,观众不懂得我演的戏,却为我热烈鼓掌。从那时起,我演的其实总是一个角色,不过观众们看不出来。我的才能消失了,我逐渐在变成一个单方面的演员,有些角色我草草演一下,有些角色我已经不会演。总之,什么都完了——才艺呀,生活呀……永别了,艺术,永别了,舞台上的那种陶醉!公爵的这些话将陪着我再活上那么一两年——然后可以刻在我的墓碑上。’
“她停了下来。我也找不出话来安慰她。过了一会她又继续说道:
“‘两个来月以前为同人们举行一次义演。我请求发衣服,可是不给。“既然这样,”我对导演说,“我就自己出钱,买料子自己做。”说着我戴上帽子,想上铺子里去。
“‘“不得到许可,不能放您走;您的许可证在哪里?”
“‘我气了,向办公室走去。公爵在那里: 我走到他跟前,请他允许我上铺子。
“‘“情人们给你订的幽会时间倒也古怪——怎么在早晨呢?”公爵这样说,叫司事和听差们听了乐得无法形容。
“‘血直向我脑袋里冒上来; 我品行端正,这侮辱使我气极了。
“‘“这样说来,您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贞操才把我们关起来的?好,公爵,我把这一只手伸给您,我向您保证,在一年以内我要给您证明,您所采取的一切办法都没用!”
“‘说完,我不等他回答就走了出来。’
“说到这里她又停下了,她非常激动,非常疲乏。我请她安定一下,再喝口水,同时握着她那又冷又湿的手……她低着头; 显得有些讲不下去。但是突然她骄傲地、庄严地抬起头,目光炯炯地看了我一眼,说道:
“‘我实践了我的话!……’
“我真想扑倒在这个女人的脚下。在这她向我倾吐一切的片刻,她显得多么高超,多么刚强,多么异乎寻常地优雅呀!
“我们都不说话。
“‘我的恋爱史可和别人的不同,它并没有为我留下充满幸福和希望的亲切而甜蜜的回忆:一切都是热病式的,疯狂的;没有爱情,只有失望、绝望……我不准备说给您听,因为实在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公爵知道吗?’我问。
“‘大概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要是不知道的话,我可太失望了。我不怕他;我就预备死在这间房子里,决不向他请求什么。这句话我也一定要实践。我怕的只有一点:就是连一个人也看不到就死去。现在您可以懂得,您的访问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不过有一桩不好的事情,更糟糕的是我以前没有想到:孩子依旧是属于他的,他会对孩子说:“首先,你是我的。”不过,我身体这样弱,病得又这样厉害,也许上帝慈悲,会把孩子也召回去吧。’
“‘但是难道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吗?……我愿意效劳。’
“‘不行;您也看到,把我们管得有多紧。’
“‘可怜的女演员!’我想道。‘是哪一个疯狂的罪人不顾你的命运推你走上这条道路的?干吗要惊醒你呢?难道就为了宣布一个可怕的、忧目惊心的惨闻?你的灵魂原可以在蒙昧的状态下安眠,而你的伟大的才艺既然连自己也不知道,自然也不会来磨难你,偶尔,也许会从你灵魂的深处升起一种模糊的忧愁,然而也只不过是模糊的而已。’
“‘我们得分手啦,’她凄然说道。
“‘永别啦,感谢您;我真希望能做点什么……’
“她微笑了一下。
“‘请您有时候想到这一点:在我身上也算……’
“‘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俄国女演员!……’
“我洒着眼泪走出来。
“‘你知道一个多么好的消息吗?’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同伴向我问道。‘刚才公爵的司事来过,他奇怪为什么你还没有回家,他叫他告诉你,公爵希望你接受这上面的条件,把你留在这儿,’说着,他非常得意地把一张纸递给我。
“条件是很好的。
“‘可是你知道一个消息吗?’我反问他。‘回来的时候,我到我们的驿站马车夫那里弯了一下,把我们乘着来的那辆三马轿车又租下了。你愿意的话可以留下,我可过一小时就走啦。’
“‘你这算什么,疯了吗?’
“‘我不知道,可是我不留在这里:这儿的气候对艺人不合适。怎么样?你想一下吧,我们还是回到老戏院去,虽然那里的布景分不出河流和林荫小道,虽然那里的海是安静的,而墙壁倒反是波动的。咱们走吧!’
“‘说真的,我倒准备回去,’我的同伴回答,他是凡人中最最无挂无虑的一个。‘可是那里要饿死呀。’
“‘可是这里要饱死。饥饿只要一块面包就可以医好,而一块面包,感谢上帝,我们身体这么好还是挣得到的。饱的毛病可没有这么好医。’
“我的同伴想着;我也不去说服他。突然,他差一点笑死:
“‘哈——哈——哈!我去,好兄弟,我去!你知道我想到什么?我们走掉了两星期,现在又回去,华西列·彼得洛维契该多么大吃一惊呵!’
“这个叫人家吃惊的想法,使得我的朋友再不反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旅行。然而他问道:
“‘可是怎么回答司事呢?’
“这没有什么为难的: 要是我们今天走掉,明天就不用我们再来回答;人家自会告诉他说昨天我们就动身回去了。瞧,这不是会叫公爵跟华西列·彼得洛维契一样的大吃一惊吗?’
“‘真妙,妙就妙在他开的条件很不差;让他知道世界上不是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的。我现在就来整理东西!’就这样,他嘴里吹着《巴格达的哈利发》的调子,开始包扎捆绑我们为数不多的行李。
“这就是我所要讲的全部故事。为了完整起见,我还补充几句:两个钟点后,我们已经又在马车里颠簸着。我心里很不痛快,胸头充满着愤怒;我尝试着看道路,看两旁,抽雪茄——可是全都没用。而且,象是故意嘲弄似的,天是灰色的,刮着冷风。”
“后来阿尼达怎样呢?您见到过她吗?”
“没有;她产后两个月就过世啦。”
艺人擦掉脸颊上淌下的泪珠。年青人都不作声。他和他们象是一群来阿尼达墓上凭吊的人。
“虽然这样说,”斯拉夫人一边站起来,一边说道,“可是她为什么不暗地里举行婚礼呢?……”
(本文有删节)
赫尔岑是俄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是由他的长篇小说《谁之罪?》而闻名于世的。《谁之罪?》——仅仅是这个书名,就足以说明这个作家的创作特点。他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文学在他手中是解剖社会,启蒙民众的工具。他通过对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的揭露,控诉了腐朽的农奴制的罪恶,宣判了它的死刑,从而为革命的早日到来做了催生工作。因此,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称赞他为:“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本篇小说同样是一篇揭露农奴制罪恶的作品,也是按照典型的问题小说的写法写成的。这种类型的小说,无疑有极大的社会认识作用。
在面对俄国为什么没有优秀的女演员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所谓斯拉夫派,他们认为演员这个行业和斯拉夫女人的传统美德是相互矛盾的,没有好的女演员不仅不是什么坏事,相反证明了俄国传统的优良与高尚。与斯拉夫派对峙的是欧洲派,他们认为正是俄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落后,造成了妇女的不自由、不独立、俄国的妇女应该象法国妇女那样得到彻底的解放。第三种答案是作家自己的见解。它隐含在故事中,但却异常鲜明和尖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赫尔岑那种把矛头直指现实政治制度的思考方式。作家通过一位女演员的悲惨遭遇,说明了腐朽的农奴制对社会生活的巨大的、无所不在的毒害。如果不废除农奴制,女性奴隶的正常生活尚且谈不上,更何谈优秀女演员的产生,也许让我们悲痛的不止是那位可恨的公爵对女演员的迫害;更让我们扼腕痛伤的,是那位女演员在农奴制之网中所做的无效的抗争。那确实是猎物在罗网中的挣扎,越是努力,被束缚得越紧,被伤害得越深。她想报复公爵,便把自己的爱情随便送给了别人,然而这爱情留下的只是热病式的,疯狂的记忆,只是深刻的绝望;为了逃脱公爵的魔掌,她宁愿自己和没有生下的孩子一同死去,令人不寒而栗。在农奴制度下,人性和人的生活被扭曲、被毒化到了何等程度!
对比上述三种答案,我们可以明白,在一种政治制度需要动刀革除的时候,不操刀而起,只是坐而论道,空谈什么民族传统,什么生活方式,是多么可笑而且反动,正因为这种空谈扰乱了人们的视线,转移了真正的敌人,所以赫尔岑在小说的开头,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对这两种当时颇为时髦的理论予以讽刺。(因为篇幅的关系,前半部分斯拉夫派与欧洲派的争论有所删节)。
但是,这篇作品绝不止是单纯的思想观念的传声筒;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篇生动感人、技巧高超的短篇佳作。
作者选择的故事叙述人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青年艺人,通过他的回忆,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巧妙而自然地传达了出来。这个“巧妙而自然”最突出地表现在作者所精心设计的那场“戏中戏”里。这段看戏的文字是作者最具匠心的构思。它一方面在向听故事的人证明这个女演员的演技是多么的高超,的确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女演员:另一方面又为作者的议论和抒情提供了机会。生活中的故事和舞台上的戏剧是那么相似(当然是作者的安排),所以,当看戏人为舞台上的阿尼达愤怒不平,唏嘘泪下时,他并不只是空为古人担忧,实际上,他是在替作者为生活中的那位女演员鸣冤屈,抱不平。看戏人对剧中的那位弱女人所持的同情和怜悯,实际上正是作者对生活中那位女演员所持的同情和怜悯;看戏人对剧中欺凌弱小的强权者如法官、士兵之流所持的愤怒与蔑视,实际上就是作者对所谓艺术的保护者——公爵的愤怒和蔑视。正因为如此,作者的议论和抒情才表达得巧妙而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