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洛 (董乐山 译)
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①
工作辛苦吗?不,这实际上不算太辛苦。不错,他走路爬楼梯有点不习惯,但是乔治·格里布对他的新工作感到最吃不消的,倒不是身体上遇到的困难。他的工作是在黑人区送救济金支票,他虽然是芝加哥本地人,这一带他可不十分熟悉——需要发生一场经济萧条才把他带到这里来。不,这算不上是辛苦的工作,这不是用距离或重量来衡量的,但是他开始感到工作的压力,慢慢意识到它的特殊困难。街道和门牌号码,他倒可以找到,可是对象却不在应在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好象是个对于狩猎对象的伪装缺乏经验的猎人。这一天的天气也不好——时当秋令,天气寒冷阴暗,还刮着风。
他觉得今天的运气比平时好。今天早上他去报到上班的时候,他原以为会关在救济站里做办公室职员的工作,因为他曾经在闹市区当过职员,结果却不是如此,因此他很高兴可以在街上不受拘束地跑跑,而且他欢迎寒气袭人,甚至烈风吹刮,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分发救济金支票的工作却进行得不很顺利。不错,这是市政工作,做市政工作是没有人要你太卖劲的。他的主管,那个年轻的雷纳先生实际上就是这样告诉他的。但是他仍旧想把工作做好。别的不说,他如果能够知道多快能发完一叠支票,他就可以知道他能给自己腾出多少时间来。再说,救济对象一定也在等着钱花。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考虑,绝。不过,至少在目前,他感到犹豫。他找不到格林先生。
因此他穿着那件下摆很大的军式雨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只大封套,口袋里露出一些纸,心里很纳闷,那些身体衰弱有病因而不能到救济站来领自己救济金的人,为什么这么难找到。不过雷纳早就告诉过他,在开始的时候,要找到他们是不很容易的,并且给他出了一些主意,教他怎样进行。“如果你能见到邮递员,那么他是你第一个可以打听的人,而且最有把握。如果你碰不上他,就到附近的商店和做小买卖的那里去试一试。再不行,就找看门的或是街坊打听。不过你会发现,你离开找的人越近,人们愿意告诉你的东西越少。他们什么也不愿意告诉你。”
“因为我是个生人。”
“因为你是个白人。我们应该找个黑人来干这个工作。但是目前找不到人,当然你也得吃饭,而且这是公开招工。总得提供就业机会。不过你得把这些支票送出去,格里布先生,如果你有股倔劲儿,那就好办多了,因此我希望你有股倔劲儿。”
“是啊,我是很倔的。”
雷纳左手拿着一块橡皮,在他那污旧的办公桌上使劲地擦划着,他说,“当然罗,对这样一个问题,你还能有什么别的回答?反正,你会碰到的困难是,谁的情况,他们也不愿意告诉你。他们以为你是便衣侦探,或者是去收分期贷款的,或者是给法院送传票的,诸如此类的人。要等到你在那一带露了几个月的面,大家才知道你不过是从救济站来的。”
这是感恩节前阴暗的、地冻天寒的天气;寒风同烟雾捣蛋,一股劲儿往下吹,格里布忘了带手套,他把手套落在雷纳的办公室了。没有人肯承认认识格林。时间已经过了下午三点,邮递员最后一次信已经送过了。最近的一家杂货铺主人,也是个黑人,从来没听说过有叫图利弗·格林的,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现在该找一下看门的了。
“你是看门的吗?”
“你有什么事?”
“我要找个人,他住在这里,叫格林。”
“叫什么格林?”
“哦,也许你这里姓格林的不止一个?”格里布有了新的希望,高兴地说。“这个叫图利弗·格林。”
“我帮不了你的忙,先生。我一个也不认识。”
“是个残废。”
看门的弯着腰站在他面前。他会不会就是个残废者?哦,上帝,要是他就是,那会怎么样?格里布的灰色眼睛兴奋地吃力地想看个清楚。可是不对,他只是个子很矮,背有点驼。
“怎么残废?”
格里布想了一想,然后用毫不掩饰的坦率的轻松口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可糟了,但是不这样说,唯一的别的办法就是说谎瞎猜,这他又不会。“我是给出不了门的人送救济金支票来的。他要不是残废,就会自己来领了。因此我才说他是个残废。起不了床,离不开椅——有那样一个人吗?”
这种坦率是格里布的拿手好戏,他从小就会这样。可是在这里却帮不了他的忙。
“没有,先生。我有这样的四幢楼房要照看。我不是每个房客都认识,更不用说三房客了。房客换得很快,每天都有人搬进搬出。我说不准。”
“那么,好吧,谢谢你。对不起打扰你了。我再爬到楼上去看看,是不是会碰上认识他的人。”
他的卡片上的材料是: 图利弗·格林——第3D号公寓。但是门上都没有姓名,没有号码。他缩起脖子,眼睛冻得流出了泪,呼出的尽是雾气,就这样走过了整条走廊,心里想,他不幸不是那种脾气,否则他就会使劲敲门,大声叫喊“图利弗·格林”,直到有个水落石出才罢休。但是他不是这种大吵大闹的脾气,因此他继续划火柴,来回照着墙头。在过道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他发现有一扇门,刚才没有见到过,他想最好试一试。从敲门声听起来好象是间空屋子,但是一个年轻的黑女人来应门,比孩子大不了多少。她只开了一道门缝,怕屋子里的暖气跑掉。
“什么事,先生?”
“我是从普雷阿里大道的区救济站来的。我找一个叫图利弗·格林的人,给他送支票来。你知道他吗?”
不,她不知道。
“好吧,小姐,谢谢你,谢谢,”他说完便去试另外的地方了。
这次让他进了屋,他很感激,因为屋子里很暖和。里面尽是人,他进去时他们都沉默着没有说话——有十个人,也许是十二个人,也许更多,象在议会中开会那样坐在长条板凳上。严格地说,屋子里没有光线,只是由于窗户透进光来,才使屋子显得不太黑。
“这里有人可能知道他吗?”
“我上星期才租了这间屋子。”问道:“这里可有人知道我怎么能够把一张支票送到图利弗·格林先生手里吗?”
“格林?”说话的是开门让他进来的那个男人。他穿着一件短袖方格衬衫,他的长脑袋长得很怪,象一顶大檐军帽一样又大又长;前额青筋毕露。“我从来没听人说起过他。他住在这里吗?”
“救济站给我的地址就是这里。他是个病人,等着他的支票。有谁能告诉我到哪儿去找他吗?”
“没有,先生。”他看到四周围的人都摇着头,微笑着表示不知道。一个知道的人也没有。也许这是实话,他思量着,沉默地站在那个有着一股泥土味和混合着香气的人味的阴郁的地方,这时谈话声嗡嗡地继续着。但是他是永远拿不准的。
“这个人怎么啦?”大檐军帽脑袋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他不能自己来领救济金。我是头一天到这一区来。”
“他们会不会把号码给弄错了?”
“我想不会。还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打听到他?”他感到他这股固执劲儿使他们觉得很好笑,他自己也感到有点好笑,他居然敢对他们这样固执。
“那么,没有人肯告诉我?”
“没有人知道。”
“要是他住在这里,至少他总得向谁付房租。这所房子是谁管的?”
“格里特哈姆公司。在第三十九号街。”
格里布在小本子上记了下来。但是,回到了街上以后,一张纸片给风吹过来,紧贴在他的腿上,这时他在考虑下一步走什么方向,他觉得这个线索似乎太靠不住了。也许这个格林租的不是一套公寓,而是一间屋子。有的时候,有多到二十个人住一套公寓的;房地产经租人只知道承租的租户。有时,甚至经租人也不能告诉你租户是谁。在有些地方,床位甚至早晚分班出租,守夜的、野鸡汽车司机、夜宵餐室的快餐厨师,白天睡了觉以后,就把床位转让给一个姊妹、侄子,甚至刚下公共汽车的陌生人。格里布想,格里特哈姆公司经租人对他的问题只会感到好笑。
他穿过马路,走下一节木板阶梯,进了地下屋里的一家杂货铺,推门时引起了一阵门铃响。这家铺子长长的,光线很暗,一阵熏肉、肥皂、桃干、鱼腥味扑鼻而来。小小的火炉里,炉火闪烁,卷着火舌,铺子主人在等着,他是个意大利人,长而瘦削的脸,硬邦邦的胡子。他的手插在围裙里取暖。
不,他不认识格林。你认识人,但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子。同一个人可能第二次不用同一个名字。警察也不知道,多半也不在乎。如果有人给枪杀,或者给捅了一刀,他们就把尸体搬走,也不找杀人凶手。首先,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什么情况。因此他们就对验尸官随便起个名字,事情就此了结。再说,他们反正也不在乎。他们就是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也办不到。这些人中间究竟在搞些什么鬼名堂,没有人能知道哪怕是十分之一。他们捅刀子,偷东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男男女女,父母子女,比畜生还不如。他们为所欲为,害怕的心情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情况。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越说越荒诞不经,感情激动,越说越离奇可怕:凭着他的想象和臆造说了一大堆人,人数越说越多,格里布觉得必须打断他。他厉声说:“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只不过问你一下认不认得这个人。”
“我连一半也没有说完哩。我在这里六年了。你也许不愿意相信这个。可是,要是真的呢?”
“还是一样,”格里布说,“总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人。”
那个意大利人靠在柜台上想说服格里布,他的一双挨得很近的眼睛奇怪地盯着,他的肌肉也绷紧着。现在,他放弃了希望,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唉,我想是吧。偶尔有那么一次。可是我一直在告诉你,连警察也没有什么办法。”
“你们总是在追踪什么人。这不是一码事。”
“好吧,你一定要找,你就继续找吧。我帮不了你的忙。”
可是他没有继续去找。他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格林身上,他把格林的支票挪到这一叠支票的最后面。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温斯顿·菲尔德。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领他进了厨房,那个老头儿就在那里,坐在桌边的一把轮椅上。
“哦,这位是政府派来的人,”格里布掏出支票来时,他对那男孩说。“你去把我的文件匣拿来。”他在桌上清出一块地方。
“哦,你不用这么费事了,”格里布说。但是菲尔德还是摆出了他的证件:社会保险卡、救济证、曼特诺州立医院的信件,还有一九二○年圣地亚哥发的海军退役证。
“这就够了,”格里布说。“请签字吧。”
“你得知道我是谁,”那个老头儿说。“你是政府派来的。这不是你个人的支票,这是政府的支票,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明以前,你没有权利把它给人。”
他喜欢这样煞有介事地办这手续,格里布就不再表示反对。菲尔德把他匣子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摆全了那些证件和信。
“这是我过去经历的全部证明。只差一份死亡证书,他们就可以把我注销了。”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相当高兴的扬扬得意和了不起的神情。他还不签字,只是直挺挺地把那支细小的钢笔捏在手中,靠在他那条穿黄绿色灯芯绒裤的腿上。格里布不去催他。他感觉到那个老头儿因为没有人同他说话而憋得慌。
“我得买质量好一些的煤,”他说。“我差我的小孙子到煤厂去买煤,他们把煤屑装满他的手推车。这个炉子不是烧煤屑的。全都从炉篦子上漏下来了。我要的是富兰克林县产的鸡蛋大小的块煤。”
“我把这情况报告上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
“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办法的。这个你知道,我也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唯一彻底的办法是要有钱。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我们黑人一定得有自己的有钱人。没有别的办法。”
格里布坐在那里,听着那个老头儿介绍他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用认捐的办法,每个月在黑人中间制造一个百万富翁。这个每月一次造出来的聪明善良的年轻人要签个合同,保证把这笔钱用在兴办只雇黑人做工的企业。这件事通过散发连锁信和口头办法来宣传。每个有工资收入的黑人每月认捐一元钱。五年之内就有六十个百万富翁。
“这样就会引起尊敬,”他用嗓子堵塞的声音说话,听起来象是外国音。“你一定得把那些丢在彩票和赛马上的钱统统拿过来,好好组织一下。只要他们能从你身上骗到钱,他们就不会尊敬你。钱,这是人类的太阳!”
这时他才接过支票,签了字。为了不弄脏支票存根,他用指节按着写。桌子被压得吱吱吱吱地发响,厨房里那堆脏垃圾的中心上面盖着面包、肉、罐头和废纸。
“你认为我的计划行不通?”
“这值得考虑。应该想些办法,这我同意。”
“只要大家肯做,这就行得通。就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这是唯一关键。只要他们都一样理解了,他们大家。”
“这话不错,”格里布站了起来说。他的目光和那老人的目光相遇。现在是下班的时候了,六点钟。他要是高兴就可以回家去了,回到他的屋子里,用热水洗把脸,倒一杯酒喝,躺在床上看看报,吃几片涂肝泥酱的饼干,然后出去吃晚饭。但是想到这些确实使他感到有点恶心,好象吞了一口冷气。他还有六张支票没有送,他决心至少要送到一张:格林先生的支票。
因此他又开始。他还有四、五个黑漆漆的街区要走,经过一些空地、待拆的房子、旧的地基、关闭的学校、黑暗的教堂、土墩,他想,看到过这一带重建更新的人,现在还活着的一定有不少。现在已增添了第二层废墟了;好几世纪的历史就是通过人类的积累完成的。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个地方人为的发展;庞大的人口又使它垮了下来。
这次,他到二楼就止了步。他划了一根火柴,找到一扇门。马上有个人来应门,格里布已经准备好了支票,没有等到他开口就给他看。“图利弗·格林先生住在这里吗?我是从救济站来的。”
那个男子把门缝缩小一些,对他背后一个人说话。
“他住在这里吗?”
“唔——唔。不。”
“或者这所楼里的什么地方?他是个病人,不能去领钱。”他把支票挪到亮处给那个人看,光线里尽是烟雾,空气里有猪油烧糊了的味道,那个男人推开帽檐看一看支票。
“唔——唔。从来没有见过这名字。”
“这里没有人使拐棍吗?”
那个人似乎在想,但是格里布的印象是,他只不过为了礼貌起见稍等一会回绝。
“不,先生。我没有见过那样的人。”
“我整个下午都在找这个人,”格里布突然狠狠地说。“我现在得把他的支票带回到救济站去。真奇怪,你为了他好,有东西给他,却找不到这个人。要是我带来了坏消息,大概就会很快找到他了。”
对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同意的表示:“我想是吧。”
“你光有一个名字,凭这个名字又找不到你,那么你有名字又有什么用?它不代表任何东西。他很可能没有什么东西要代表,”他继续说,脸上微笑着。这是对他想大笑一场的愿望的最大让步。
“不过,现在,我想起来了,有时候我偶尔看到有个驼背的小老头儿。他可能是你要找的人。就在楼下。”
“哪里?右边,还是左边?哪扇门?”
“我不知道哪扇门。瘦脸、驼背、小个子、拄着一条拐棍。”
但是一楼哪一家都没有人应门。他走到过道尽头,靠火柴的光寻找,只找到一条通到院子里去的出口,下面却没有阶梯,距地面约有六英尺。不过在院子小巷附近有一所平房,象菲尔德先生家那样的老房子。跳下去不安全。他跑到大门口,通过地下室过道,到了院子里。那房子里有人住。上面窗帘里有一线灯光露出来。那只斗状破邮箱下面的卡片上写的名字是格林!他兴高采烈地按了铃,推一下锁着的门。接着门锁轻轻地咯嚓响了一下,门打开了,他的前面是一条长长的楼梯。有人慢慢地走下来——是一个女人。而且没有穿衣服,她全身一丝不挂,一边下楼,一边自言自语。一个很胖的女人,赤身裸体,喝醉了酒。她磕磕绊绊地撞在他身上。她的乳房虽然只碰到他的雨衣,但这一接触使他象触电一般震动了一下,退靠在门上。瞧,他打猎打到了什么!
那个女人自言自语,正因为受到了侮辱在生气,“这么说,我不能操,——嗯?我要让那个婊子养的瞧瞧,我能操,我干吗不能操?”
他现在怎么办呢?格里布问自己。唉,他应该走掉。他应该转身就走。他不能同这个女人说话。他不能让她赤条条地站在寒风里。他想转身,但是发现自己转动不了身子。
他说道,“这里是格林先生住的地方吗?”
但是她仍在自言自语,没有听到他的话。
“这是格林先生的家吗?”
她终于把她生气的、酒醉的眼光转到他身上:“你有什么事?”
说着,她的眼光又散了开去,生气的亮晶晶的眼光中有一滴血。他奇怪她怎么不觉得冷。
“我是从救济站来的。”
“好吧,来干什么?”
“我这里有一张给图利弗·格林的支票。”
这次她听到了他的话,伸出手来。
“不,不,是给格林先生的。他得签字,”他说,他今天晚上怎样才能找到格林签字呀!
“我来给他收下,他不能签字。”
他拚命摇头,想到了菲尔德先生关于证件的告诫。“我不能让你收下。这是给他的。你是格林太太吗?”
“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想知道?”
“他在楼上吗?”
“好吧,你自己送上楼去吧,你这个傻瓜。”
的确,他是个傻瓜。他当然不能上楼去,因为格林很可能也是喝醉了酒,全身赤裸。也许他马上就会在楼梯口出现。他眼巴巴地往上望去,在电灯下面是一道又高又窄的棕色的墙。空的!仍旧是空的!
“去你妈的!”他听见她叫。为了送一张支票好买煤和衣服,他却让她在那里受冻。她并不感到冷,但是他的脸感到了严寒和自嘲而发烧。他退身离开她。
“我明天再来,告诉他。”
“啊,去你妈的。永远别再来了。你深更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别再来了,”她大声嚷着,使他看到了她的舌头有多宽。她分开双腿,站在寒冷的过道里,过道象一个长长的匣子。她的双手扶着栏杆和墙。这所房子本身的形状就好象是个匣子,一个粗糙的、高高的匣子,发出刺眼冷淡的灯光,耸立在天寒地冻的夜空中。
“如果你是格林太太,我就把支票交给你,”他改变了主意说。
“那么给我吧,”她拿了过去,左手接过给她的钢笔,想靠在墙上签写收条。他回头看了一眼,好象是要看看清楚,有没有人看到了他的疯狂,他几乎觉得有人站在隔壁废旧汽车零件商店的一堆旧轮胎上。
“但是,你是格林太太吗?”他现在想起来问。但是她已拿着支票上楼去了。如果他犯了错误,惹了麻烦,现在要挽救已经太迟了。但是他也不打算去操这个心。虽然她可能不是格林太太,他相信格林先生是在楼上。不论那个女人是谁,她代表格林,而这次格林是不会让他见到面的了。唉,你这个傻小子,他自怨自艾地说,你以为你已经找到了他。那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你真的找到了他——那又怎样呢?但是重要的是,的确有一个真实的格林先生,他们不能不让他见一面,因为他似乎是代表敌意的体面世界而来的。虽然自嘲很慢才会消失,而且他的脸仍因此而感到热辣辣的,但是,他仍然有一种高兴的感觉。“因为毕竟,”他说,“他是可以找到的。”
(本文有删节)
让一个救济站的工作人员煞费苦心地四处寻找格林先生,究竟体现了贝洛的什么创作意图呢?
小说在叙述格里布“寻找”的过程中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场景,于是很容易看出来它反映了当时下层社会的一个侧面。这的确是《寻找格林先生》的一个主题。从这个角度来评判,贝洛描写得极为真实。这则故事几乎没有戏剧冲突。由于它不重情节,细节描写便不受故事发展的限制,而且这样更显得真实,因为日常生活绝大多数是由许多琐碎的、逻辑性戏剧性都不强的事情所组成。来救济站领救济的人们、贫民窟里的百姓和他们的住房条件、那些有姓有名却难以寻觅、四处流浪的“格林先生”们、甚至救济站工作人员的窘迫生活,都给读者一种凄凉、破败的感觉。
除此而外,还能从这篇小说看出什么呢?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感到,这篇小说里格里布的形象显得非常重要。格里布倔强的决心、屡次碰壁以后的沮丧,给人印象更深、更生动。其实,描写社会场景同描写格里布比起来,后者更值得分析,是贝洛的重心。当格林还没有找到时,小说的重点还在故事本身的“寻找”上面;读者不知道究竟会有什么结局,满怀着好奇心往下看。当故事结束,我们知道什么奇特的事情也没有,不过是最终把支票送出去了,这时,好奇心便会消失,脑子里剩下的便是格里布的形象。于是,不由地对他的苦苦奔波产生了思索。“寻找”的结局越简单、平淡,“寻找”的过程便显得越复杂、奇特。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正是贝洛的用心。
如果读者希望对作品的涵义挖掘得更深一些,那么他也许还会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格里布是不是仅仅在寻找格林先生呢?如果有更深的意义,那么他到底在寻求什么呢?他最后找到了他寻找的东西吗?从故事表面上看,格里布找的是支票的主人,是为救济站而工作,为了谋生;但同时,又体现着他的一种个人意志。他要寻找的,是格林先生的“存在”,是切切实实“摸到”、看到、碰到格林。我们即使不知道贝洛寄予什么隐含的意义也不要紧。我们不妨暂时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格林的“存在”:格里布决心要达到预想的目标,想方设法在混乱不堪渺无头绪的世界里找到一个确定的实在的东西。那么最终找到了吗?答案是:找到了“无”。或者说没有找到。这一点可以从小说的结尾看出来。格里布把支票交给那女人之前,犹豫不决,交出去以后又很后悔,因为他不清楚最后接到这支票的是谁。作为工作,似乎可以交待过去了;但从感情上讲,却失败了。他得到的仅仅是“的确有一个真实的格林先生”这么一种推测。最后格里布想到“毕竟他是可以找到的!”而高兴起来,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他没有不折不扣、心安理得地找到格林,他只获得了一个不确定不切实的答案。他的内心依旧是空荡荡的。假如我们知道了贝洛本人的经历,知道他总在探索当代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同时又在深切关注着人在社会中的命运,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出小说中的这更深一层的味道了:这种在茫茫无边的世界里摸索,尽管极力思索、不辞辛劳,最终却不得不归结为疑惑、遗憾和欠缺,多少反映出贝洛本人对寻找终极答案的一种感觉。如果能把贝洛这篇小说的这层象征意思读懂,而不是局限于一则故事,那么就是完全了解了现代派作品。贝洛的这篇小说,包含着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如存在与虚无的关系。如果读者掌握了更多的背景材料,那么他也许还能发现更多的东西,这里就不一一述说了。
贝洛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美国作家,擅长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评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他“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寻找格林先生》虽说是贝洛40年代后期的作品,却可以显示出他的独特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