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问其故, 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 其一不能鸣, 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 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 一龙一蛇, 与时俱化, 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 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胡可得而累邪?”
——《庄子·山木》
这则故事说庄子遇上了两桩十分矛盾的事:一是山中大树因为不成材、伐木者看不上眼而“终其天年”,二是不善于鸣叫的家雁(即鹅)因为无才而被主人杀了待客。弟子问庄子将何以自处,庄周说只好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这则故事多层次地反映庄子的世界观。
首先,庄子主张消极适应,反对积极追求。在《养生主》中,他说人生是有限的,而知识和智慧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和智慧,是无益而有损健康的事。在《逍遥游》中,他更提出了“无用即大用”的观点,认为没有本领和才能就不会有烦恼和困苦。在“山木和雁”这则寓言里,他又重复了这种论调,感叹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可见他的这种消极守拙观念是“一以贯之”的。他采取这种态度以示不与腐恶统治者合作。
其次,反映了作者的困惑与愤懑。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山中大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主人家的不善于鸣叫的大雁却“以不材死”。在日常生活中,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作者把它移于人事,加以比附,便感到现实无情,命运之神似乎变幻莫测,人们简直没有一个“养生”、“处世”的万全之计了,因此愤懑不已。这则故事正寄寓着对动乱社会的惶惑、揭露与谴责。
再次, 揭示了庄子的“养生之道”、“处世之法”。在动乱不堪的年代,有才能会招来祸患,没有才能也会招来祸患。人们动辄得咎,莫衷一是,完全没有安全感。在这种状况下,何以处世、养生呢?庄子认为只好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也就是他曾经在《养生主》中已经阐明的“缘督以为经”的钻空子的哲学。他认为人们如果掌握了此“道”,能够顺乎自然,便如解牛者“以无厚”的刀刃钻入有缝隙的骨肉经络之间一样,在动乱不安的年代和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也是可以游刃有余地苟全性命、我行我素的。
此外,还展示了庄子的最高理想。庄子向往“逍遥游”,希望能够在充满矛盾的大千世界中优游自得, 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逍遥游》中,他提出了“无待”,即不依赖任何外界条件而生活。在本则寓言中,他又重申了“物物而不物于物”(即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主宰)的设想。总之,庄子认为人类只有“乘道德而浮游”于“万物之祖”,掌握了客观规律,顺应自然,随波逐流,活动在虚无混沌的境界中, 与万物协调相处,“无誉无訾”(没有称誉,没有谤议),“与时俱化”(随着时日一道变化),“无肯专为”(无所追求);有时为龙, 飞腾在天,有时为蛇,深藏于地,跟宇宙浑然一体, 这才是最理想的。闭着眼睛不看现实,让自己躲进心造的幻影中去,这是庄子对付乱世的消极办法,也是庄子的理想境界。
这则故事表面上似乎是毫不经意的记实,但却颇具匠心。它通过山木与雁的遭遇把“做人难”、“处世难”的尖锐矛盾摆到读者面前,造成“究竟该怎么办”这样一个悬念,然后顺势亮出答案,意欲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主张。写山木,是庄子与伐木者之间展开对话;写雁,是主人与“竖子”(家僮)之间展开问答;最后,用弟子请教的方式,由庄子说出主旨。三层对话,体例统一;先分后合,行文自然。刘熙载《艺概》说: 《庄子》之文,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即于此等处,亦可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