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机会，看到作家贾平凹有了新作《带灯》，于是在网上搜，在书店找，都没有结果。后来，在一家网站看到了，却是半截。于是又从网上邮购了刊登有《带灯》的两期《收获》杂志，终于读了个痛快。我为什么会对这篇小说这么上心?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喜欢贾平凹的作品，另一个就是这篇小说的内容反映的是乡镇综治办主任的生活。而我，也是一名乡镇干部，从内心来讲，想看一看大作家笔下的乡镇干部和乡镇干部的生活。
带灯开始的名字叫做萤，即萤火虫，就是在黑夜里尾部发光的小昆虫。这个形象，是我国文学中的一个暂新的形象，带灯漂亮，善良，聪明，勇敢，有主见。她同时又有大多数乡镇干部都具有的那种老练，却不世故，这一点很难得。看到老上访户的困难，她也会同情，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甚至看到在大矿区打工染上矽肺病的十几个人之后，主动收集证据，为他们的赔偿上下奔波。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维护稳定形势，带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的同时，也感到无奈。于是就有了给远在省城的陌生的元天亮写信的冲动，并且一发不可收。这些给元天亮的信，既是带灯的精神寄托，又是带灯柔弱内心的展示。到后来，这些信中明显透漏出带灯对元天亮的隐秘的感情，柏拉图式的精神恋。通篇小说当中，带灯的办公室，就是带灯的家，带灯的丈夫只出现了一次，丈夫到樱镇，按照常理，小别胜新婚，但我们看不到带灯丈夫对带灯的感情，同样带灯对丈夫的感情也没有，最后一夜，他们在一起了，却又以争吵而结束。家庭感情的缺失，是带灯这个正常女人在给元天亮的信中流露感情的现实基础。从寓意上来讲，带灯自己的一点微弱的光芒太渺小，她渴望更多的光芒，来照亮自己，这就只有“天亮”，于是就有了带灯飞蛾投火般的举动，不停地给元天亮写信，倾诉衷肠。
带灯的命运，其实在一开始担任综治主任时就注定了的，维稳维稳，越维越不稳。上访户的问题越解决越多，老问题没有解决，更多新问题又产生了。换言之，别的工作可能干了就会有成果，一份努力一分收获，但是，唯独维稳工作是不可能有看的见的成果的。小说写到市上书记到樱镇时，带灯竹子她们想方设法堵截老上访户的情形，相信大多数乡镇干部都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吧。在我们本地，就有乡镇干部在同样的情形下，把老上访户缠住下棋，喝酒的事情发生过，后来上访户反映的上面，答复是：方法欠妥!还有一次，省上的检查，全镇干部出动，到各个路口布哨堵截，直到省上检查组走了之后才撤退。就像小朋友玩的抓特务的游戏。在元薛两家冲突事件中，可以说，带灯作为综治主任，是尽心尽力了，听到信息后一方面向上级汇报，另一方面自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尽最大努力控制事态扩展，但是，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激化了。最后，带灯和竹子被错误处理了，成了替罪羊，而非法审批沙场的秘书、樱镇书记、镇长，以及在镇上看家的直接责任人马副镇长却没事儿。
小说中对马副镇长的塑造也很成功，这个副镇长本事不大，毛病却多。他是乡镇上的老油条，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报，整天只嫌自己的官小了，不掂量自己能干什么。遇事先想自己的退路，不考虑群众利益。跟带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一个细节描写的很好，揭示了马副镇长们的本质，那就是吃引产的胎儿，这样尸位素餐的干部，可不就是吃人和害人的人吗?记忆中，只有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中提到吃人的情节。或许胎儿蒸了吃，确实是大补之物?
也许是在基层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小说反映的生活真实，无论多么精彩的小说，都反映不出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看了小说《带灯》之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也许是作者在刻意回避着一些深层次上的农村矛盾。例如拆迁矛盾，征地矛盾，项目建设矛盾等等吧，这些，在当前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小说概未涉及。又譬如，在今天早晨，一辆摩托车将一位60多岁的老人撞死，家属又将尸体停在了公路旁边，讨要说法，这些都是综治维稳工作的日常工作做。从这个层次上来说，这篇小说还有待深入，或者说还有描写的遗憾。现在农民有粮食补贴、养老保险、农村低保，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大都是为农民发放这些惠民资金。这样，经常听到的一些话就是，现在的农民再不管理，就会惯坏了他们，尤其是看到农民上访，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更是有人这样感叹。当然说这话的都是干部，这也还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其实，农村的进步，并不是发一些钱，修几座新房子，建几座假山那么简单。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引起社会关注的角度来说，小说《带灯》是开了先河，比起那些反映农村生活动不动就先让主人公发家致富，再让主人公竞选当上村干部的皆大欢喜的作品，小说《带灯》有一定的深度，这就够了!
毕竟小说只是小说，仅此而已。
终于读完了《带灯》。说“终于”，是因为读得不是很顺畅。《带灯》一改作者以往的写作习惯与情节安排，有了新的叙事方式，因而增加了欣赏障碍;有了去故事性的谋篇布局，因而减少了阅读快感 。叙事铺陈与细节描写浑然一体，乡村生态与人物枝蔓骨肉相连，吝啬笔墨于故事铺排，侧重描绘于细枝末叶，近似工笔却有着漫画式的人物对白，酷似小品却有着大写意的人物勾勒，揭示人性本真而不作是非褒贬，梳理矛盾渊源而不作黑白鉴定。语言载体的节奏感与娱乐感被弱化、淡化、边缘化，文字释放的生活信息与原生态风情互动、互生，交相辉映。渐进式演义，解剖般展开，抒情消弭于沉重，赏心抑制于沉思，阅读的趣味被稀释，咀嚼的本能被刺激。不知不觉中仿佛步入隧洞的幽暗，兴趣与退缩并生，欲罢不能，便鼓足了勇气前行。读完了《带灯》，没有长长地抒一口气，却久久地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困惑，心口仿佛被噎着、堵着，不吐不快，却吐不出来。带灯!带灯!带灯是萤火吗?萤火是带灯吗?掩卷《带灯》，却不能掩卷惆怅!
《带灯》是贾平凹的。只有贾平凹能写出《带灯》，只有《带灯》能证明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管他怎样刻意地寻求突破与变化，《带灯》摆脱不了贾平凹的惯性思维与智性语言，抹不去他特立独行、一以贯之的贾氏印记。人物对白风趣自然，却非原汁原味;情节演进跳跃舒缓，却利于细节回味。《带灯》虽然抛弃了戏剧化的小说叙事方略，却受制于贾平凹个性化的小说创作谋划，即使句式组合近似于刻意，冷色幽默与浅显讽喻却如影随形。贾平凹经营文字如同经纬纺织，只见走绣，不见针脚，巧夺天工如同蜂之筑巢、蚕之作茧，看似轻描淡写，却有信息积聚释放。上下语境，左右关联，一脉想通。我不知道是散文成就了贾平凹的小说优美，还是小说成就了贾平凹的散文空灵，反正贾平凹永远是贾平凹，我笔写我禅，理解不理解，悉听尊便。故此，《带灯》即使不署名，熟悉贾氏风格的人，读数行便知《带灯》手笔非贾平凹莫属。
《带灯》是文学的。如果阅读只停留在字面上，《带灯》会给人一系列的非文学、超文学错觉。有人以为《带灯》类乡村纪录片，或以为《带灯》的现实意义超越了小说的叙事文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可能是一些读者先入为主，或者带着另一种有色眼镜，或者是一厢情愿式的个人曲解。无论怎样解读《带灯》，都不能忘记《带灯》的小说家言本色，《带灯》是形变神不变，可能比《浮躁》《秦腔》甚至《废都》更小说，因而更文学。古往今来，通俗不是文学的唯一属性，雅俗共赏只是文学的形式兼顾，实际上越是文学的，越逼近禅，亲近混沌，接近模糊，拒绝脸谱化，远离戏剧渲染。人生如戏，照搬现实就有戏。当然，《带灯》不是照搬，是庖丁解牛，剖开了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带灯》如同云横秦岭，远近高低，各是各的姿态、变化，不是风景，胜似风景;《带灯》如同万绿丛中一点红，红的是玫瑰花鲜艳，带刺，刺扎人但仍是玫瑰，不是荆棘。《带灯》不能浏览，浏览则窒息灵感反应，蒙蔽心智拓展，自己把自己推向误读的深渊;必须品读，品读则屏退错觉，驱除心魔，于文字欣赏中回味，于回味中感悟小说之妙。会心一笑，能呼吸人性的芳香;灵机一动，能体会语言的睿智;揪心般的隐痛，是因为心与字里行间的气场沟通，有了不由自主的共鸣。我说《带灯》是文学的，因为《带灯》聚集了文学所有的元素而羽化成魔幻般的萤火虫阵。
《带灯》是现实的。文学是现实的载体，现实是文学的土壤。《带灯》的横空出世，是呼之欲出，而非无病呻吟。作家不是生活在空中楼阁，而是与现实同呼吸，共命运。蜜蜂酿蜜是蜜蜂的本事，作家创作是作家的宿命。贾平凹是泥土里滚爬摔打过的文学家，身隐都市却魂游乡村;乡村渐行渐远，却与他藕断丝连;他叹息着传统乡村的蜕变，也关注着当下乡村的命运。他如同一个江湖行走的游医，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望闻问切是本能更是本事。他的《带灯》应该是望闻问切中的病历笔记。乡村在疼痛，作者也在疼痛。《带灯》给人的强烈感受是带灯的所见所闻与所为，如同作者亲历;带灯的所思所悟与困惑，如同作者呓语。作者写活了无助的带灯，也写活了无助的乡村;作者咏叹了孤独的带灯，也咏叹了孤独的人生。带灯是现实的良心，却受制于现实的摆布。带灯啊带灯，叫人如何不悲悯!
《带灯》是中国的。这不言而喻。带灯是个小人物，却肩负了一个大责任。谁能想象，在一个并不偏远的乡村，有一位弱女子充当着基层社会的润滑剂与基层矛盾的万金油。说她无职无权，她是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村民对她不能不敬，她能舒缓村民的苦头，也能给予村民甜头;说她有职有权，她不过是镇政府的灭火器，领导指向哪里，她就得出现在哪里。不能说她没有能力，她的工作因为她而有声有色;不能说她不尽职责，她的脚踏实地使她起早贪黑。置身在权力与法纪、利益与是非纠葛、纠缠、纠结的漩涡之中，她清醒却束手束脚，她努力却捉襟见肘，她抗争却事与愿违。她的角色便是她的宿命，注定要做替罪羊、牺牲品。掩卷之后，不能不想：唉，中国有多少个带灯呢?《带灯》文学意义的延伸与超越可能在这里，《带灯》容易被误读的原因也可能在这里。
《带灯》给了当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的一个双向反思的样板。
读着贾平凹先生今年新出的小说《带灯》，我走进了那个秦岭深处的风光秀丽而又贫困的村镇——樱镇。伴随着主人公带灯走进了那个镇政府大院，窥见了当前乡镇干部内心的隐秘，她的喜怒哀乐是那么的真实可感，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她内心的纠结与矛盾，还有她的隐痛。她的痛苦是深厉的：或许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比喻多么的贴切与恰当啊!一心向上，把工作干好，可努力却未必有回报，天道也未必酬勤，换来的只有苦楚的泪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悄然滑落。直至最后成了乡民械斗的替罪羊，她努力的抗争归于失败，那颗在浊世间索求光明的灵魂失落了，一个聪秀能干善良灵巧的青年干部被折磨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带灯，本名萤，得知萤火虫生于腐草时，则坚决改了名字。而事实上带灯不过是萤火虫的一个别称罢了。作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所面对的大多是乡村里的一些难缠的人和事。她同情农民，想着法子维护他们的利益，却又不得不执行领导的命令，极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领导的仕途升迁保驾护航。为了安抚上访者绞尽脑汁，一听说有上访者到县里了，就不顾一切去阻拦，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可矛盾又往往不易化解，尽管矛盾的成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处处为百姓着想，百姓却未必领情，甚至恩将仇报;处处为领导排忧解难，却无法让领导高兴。工作的苦烦，生活的无奈，情感的挫败，将她狠力地折磨。与元天亮的通信，成了她抚慰心伤的一缕春风。尽管几乎得不到回信，可她还是一直写，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暂时摆脱现实中的杂乱沉闷，寻到了避风的港湾。她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如清水般纯洁，完全是精神上的爱恋，不沾染一丝儿的尘灰。
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颇值得我们深思。马副镇长为了补身子吃胎儿肉，见难以升迁，就破罐子破摔。见好处就上，有事就躲。书记、镇长不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摆大领导的谱。书记为了仕途，竟然找理由瞒报洪水淹死的人数，而且说得冠冕堂皇，脸不红心不跳，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大力弹压，出事了就把责任推给替罪羊。有的乡镇干部为了打压上访人员竟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领导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夸奖。把上访人员当病人送医院，领导来视察，怕人拦道告状，就把那些可能捣乱的人安个罪名抓进派出所。官商结合办工厂，不顾长远利益，纵容地痞流氓为非作歹。为了政绩树立假模范。在矿区打工的农民遇难后，赔偿金难以落实，乡镇干部对此无作为。村干部作威作福，称群众为刁民，修路时为了敛财不顾质量，结果修好的路一场大雨就冲得稀巴烂……
带灯，就是一只萤火虫，牺牲了自己暖亮着乡村，默默无闻的贡献着，期待着，抗争着，也痛苦着。她是当前有良知、有责任感却又面对着重重压力终难有所作为的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写作上的一大突破与自我超越，也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