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经典语录
1.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
2.一个人只要学会了回忆，就再不会孤独，哪怕只在世上生活一日，你也能毫无困难地凭回忆在囚牢中独处百年。《西西弗斯的神话》
3.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
4.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想要摆脱他时，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局外人》
5.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宁肯避免与他们来往。相反，我们常对与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我们并不希望改掉弱点，只希望受到怜悯与鼓励。
6.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反抗军》
7.死亡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归根结蒂，太阳还是温暖着我们的身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8.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夏天集》
9.如果你继续去寻找幸福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你永远不会找到幸福。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义，你永远不会生活。
10.日子，过起来当然就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义。
11.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
12.通常情况下，选择献身艺术的人，都曾自视与众不同。然而他很快会发现，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与众不同，往往就扎根在与所有人的相似中。《写作的光荣》
13.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荒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14.于是我悟出了，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待上一百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他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决不会感到烦闷无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愉快。《局外人》
15.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
16.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局外人》
17.不存在不通过自我蔑视就超越的生命。
18.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产生兴趣。《局外人》
19.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
20.“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有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 从某种角度上说，默尔索在死亡直逼的苦难面前“大悟”了，他回归自我，完成了和这个冷漠世界的圆融统一。他明白了这个世界虚无的本质。 他意识到自己之前一切的方法，态度都是对的，都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方式。在苦难之后，他发现了自己。《局外人》
21.多少人犯下罪行仅仅因为不能忍受邪恶!
22.真正严肃地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反抗者》
23.我感到兴趣的是:为所爱而生,为所爱而死.《鼠疫》
24.我常常想，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久而久之，我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飞过或白云相会，就像我在这里等待着我的律师的奇特的领带，或者就像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耐心等到星期六拥抱玛丽的肉体一样。何况，认真想想，我并不在一棵枯树干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不过，这是妈妈的一个想法，她常常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局外人》
25.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鼠疫》
26.人可以要求死亡。因为看透了生活，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一个人经历、遭受了种种不幸，他承受着这些不幸，安于自己的命运。《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27.攀登顶峰，这种奋斗的本身就足以充实人的心。人们必须相信，垒山不止就是幸福。
28.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亲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车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时乘傍晚快车来的旅客应该到家的时刻，赶回家中等候亲人。《鼠疫》
29.不，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将结束。一天早晨，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的渴望将宣告一切已结束，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30.他又激动又难过，大颗大颗的眼泪流在脸颊上。但由于脸上皱纹密布，眼泪竟流不动，时而扩散，时而汇聚，在那哀伤变形的脸上铺陈为一片水光。《加缪全集》
31.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鼠疫》
32.我从不曾放弃过追求光明，感受存在的幸福，向往少年时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种贪恋之情尽管也让我犯了不少错误，却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的职业，支持我不假思索地站在那些沉默者一边。对他们而言，要在这世上活下去，唯有靠那一点点幸福、自由却又短暂的回忆。《写作的光荣》
33.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我的灵魂，结果发现其中空虚无物。他说我实际上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人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所有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局外人》
34.奴隶开始要求正义，但最终则要求王国。
35.占有欲只是要求持续的另一种形式。正是它造成爱情的无力的狂热。《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36.但是在他看来，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局外人》
37.我们听说过的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爱。《秋是第二个春》
38.不再理会艺术与形式。重新找回直接的接触，无需中介，因而也就是无辜。忘却艺术，在这里就是忘却自我。不是以道德的名义放弃自我，正相反，是接受地狱。《加缪全集》
39.既然在我们现已分开的肉体之外已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我们，已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彼此想念，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再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局外人》
40.这个没有爱情的世界真好比死人的世界，总有一天人们会厌倦监狱、工作和勇气，去找回可人的面庞和柔情似水的心曲。《鼠疫》
41.在我所度过的整个那荒诞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处向我扑面而来，它穿越了尚未来到的岁月，所到之处，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也并不比我以往的生活更真切实在。《加缪全集》
42.即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那么多人谈论自己，也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在检察官与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双方对我的讨论的确很多，也许讨论我比谈论我的罪行更多。但双方的辩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承认我有罪，但认为情有可原;检察官伸出双手，宣称我有罪，而且认为罪不可赦。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不安的是一个东西，那便是有罪。虽然我顾虑重重，我有时仍想插进去讲一讲，......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局外人》
43.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相吊，远离真正的艺术。任何暴君的千百万军队都无法将一个作家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尤其当这个作家同他们的步调一致的时候。相反，一个无名囚徒的沉默，一个被遗弃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百般受辱的囚徒，就足以将作家从流放中召回，就算这个作家身处优境，只要他不忘记这种沉默，用艺术的种种方式来彰表这种沉默。《写作的光荣》
44.真理在人那里获得生命力，并且展现出来。
45.什么是著名人呢，就是已经不需要名字的人。其他人的名字对其个人有着固定的意义。
46.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不想当鼠疫患者，那就更累人了。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显得很疲乏。因为今天大家都有点传染上了鼠疫。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不愿再当鼠疫患者的人觉得筋疲力竭，对他们说来，除了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摆脱这种疲乏。《鼠疫》
47.当人迷途时，充满活力也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那些要背离世界的人，随他们去吧。我不抱怨，因为我看着我诞生。《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48.革命是一种根据思想规范行动，在某种理论范围内改造世界的企图。而反叛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也罢，总是一部投射于事实的无出路的历史，一部既不牵涉制度，也不涉及理性的阴暗的抗议史。因此，反叛残杀圣灵，而革命则同时毁灭人和原则。但是鉴于同样的道理，我们能够说历史上尚未发生过革命。只会有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就是最终的革命。在等待成功的同时(如果这种成功会来临的话)，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的是人前仆后继进行反叛的总和。
49.很多事情别想的那么糟糕，毕竟，还有阳光来温暖我们的骨头。《反悖》
50.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意识形态渗入了法律领域，决定了司法人员的态度与立场，从而控制了法律机器的运作。《局外人》
51.忧伤者有两种忧伤的理由，要么他们无知识，要么他们抱希望。
阿尔贝·加缪人物简介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
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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