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灯》的故事，是作为宋元话本《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即《彩鸾灯记》)的入话出现的。《鸳鸯灯传》和《彩鸾灯记》是情节类似的两则爱情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女子在上元以车前悬彩灯为约会暗号，寻求爱情;不同的是，后者实际上是一个负心的故事。
《鸳鸯灯》，南戏剧目称《张资鸳鸯灯》(《南词叙录》作《张孜鸳鸯灯》)，剧名载入《永乐大典》，惜已失传。在《蕙亩拾英集》中名为《鸳鸯灯传》。
《鸳鸯灯传》的故事原文称：
天圣二年元夕，有贵家出游，停车慈孝寺侧。顷而有一美妇人降车登殿，抽怀袖间，取红绡帕裹一香囊，持于香上，默祝久之。出门登车，掷之于地。时有张生者，美丈夫，贵公子也，因游，偶得之。持归玩，见红绡帕上有细字书三章，其一曰：“囊香著郎衣，轻绡著郎手。此意不及绡，共郎永长久。”其二曰：“囊里真香谁见窃，丝纹滴血染成红。殷勤遣下轻绡意，好付才郎怀袖中。”其三曰：“金珠富贵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偶用至诚求雅合，良媒未必胜红绡。”又章后细书云：“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面，请来年上元夜，于相蓝后门相待，车前有鸳鸯灯者是也。”生叹咏之久，作诗继之，其一曰：“香来著吾怀，光想纤纤手。果遇赠香人，经年何恨久。”其二曰：“浓麝应同琼体腻，轻绡料比杏腮红。虽然未近来春约，也胜襄王魂梦中。”其三曰：“自得佳人遗赠物，书窗终日独无寥。未能得会真仙面，时赏囊香与绛绡。”翌岁元宵，生如所约，认鸳鸯灯，果得之。因获遇乾明寺。妇人乃贵人李公偏室，故皆不详载其名也。此文载于《岁时广记》卷十二“上元类”“约宠姬”条。
《玉芝堂谈荟》卷六，引文与前者略异，称：
京师宦子张生，因元宵游乾明寺，拾得红绡帕，裹一香囊，有细书绝句三首云(略)。诗尾书曰：“有情者若得此，欲与妾一面，请来年灯节，于相蓝后门，车前有双鸳鸯灯者是也。”生叹赏久之。如期往候，果见雕轮绣毂，挂鸳鸯灯一盏。乃诵诗于车后。氏遂令尼约生。次日，与之欢合。生问之，女口占一诗云：“门前画戟寻常设，堂上犀簪取次看。最是恼人情绪处，凤凰楼上月华寒。”吟毕，告曰：“妾乃节度使李公侍妾。李公老迈，误妾芳年。”遂与侍婢彩云，随生逃隐姑苏偕老焉。
较之《岁时广记》所载，故事有所发展。
《鸳鸯灯》在话本《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中的《张生彩鸾灯传》和《古今小说》卷二十三《张舜美灯宵(一作“元宵”)得丽女》中作为“入话”出现时，则极尽话本体裁敷衍铺排之能事，由说话人把故事大加发挥渲染。
入话讲的是，东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灯买市。有一“贵官公子”，姓张名生，年方十八，未娶妻室，生得十分聪俊。所遇之香车， “呵卫甚众”。车中女子启帘窥生，令侍女名金花者通达情款。生会意，伺于旧处。俄有青盖旧车迤逦而来，更无人从。车前挂双鸳鸯灯，车中乃一尼耳。至乾明寺，始与车中女相见。生取香囊红绡，付女视之。女笑称“天赐姻缘”。生与女就枕尽欢。女自言为霍员外第八房妾。员外老病，经年不一入房。生与女恨不能做长久夫妻，愿共生死。二人正拟一同悬梁自尽。老尼止之，出谋划策，使二人变更姓名，远涉江湖，至苏州平江创第而居，谐老百年。
“正话” 《彩鸾灯》，明代晁氏《宝文堂书目》名为《彩鸾灯记》;在《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为《张生彩鸾灯传》;在《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初版本)为《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在《醉翁谈录》为《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
这是一个宋人话本，有评论称：“文极可观，在苏长公《章台柳传》之上。”(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二)其中保存了不少口语。且在故事说毕，收呵道：“话本说彻，权作散场。”观其口吻风格，确是南宋瓦子勾栏中说话用的古话本。
故事称：越州书生张舜美，年方弱冠，是个“轻俊标致的秀士，风流未遇的才人。”偶因乡荐到杭州，未能中选，淹留半年。时逢上元佳节。舜美前往观灯。口占〔如梦令〕一支：“明月娟娟筛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试华灯，约伴六桥闲走。回首回首，楼上玉人知否?”
忽见灯影中有一丫环，肩上斜挑一盏彩鸾灯，后面一美女冉冉而来。二人一见钟情。舜美跟了一程，失去女子不落，闷闷而回。次日又到原处徘徊，等了一时未见，又赋〔如梦令〕一词：“燕赏良宵无寐，笑倚东风残醉。未审那人儿，今夜玩游何地?留意留意，凡度欲归又滞。”正要返回，忽见小环挑彩鸾灯伴美女而来，二人相遇后，女子入广福庙拈香。舜美随入，女子一笑，袖中遗下一个同心方胜儿。舜美忙拾起拆着，乃是一幅花笺，也有一支〔如梦令〕在上：“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挂彩鸾灯，正是儿家庭户。那步那步，千万来宵垂顾。”词后复书：“妾之敝居十官子巷中，明日父母兄嫂赶江干舅家灯会，十七日方归。止妾与侍儿小英在家，敢邀仙郎惠然枉驾，少慰鄙怀。妾当焚香扫门迎候翘望。妾素香拜柬。”
舜美一见，喜出望外。次日赴约，不敢造次而入，又成〔如梦令〕一阕：“漏滴铜龙声拆，风送金猊香别。一见彩鸾灯，顿使狂心烦热。应说应说，昨夜相逢时节。”素香闻歌而出，迎入舜美，对舜美说：“我因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里金珠。”二人相得甚欢，恨相见之晚。遂设计逃往舜美在镇江之远亲处。
是夜，刘素香收拾一 金珠，装扮成男儿，与舜美携手而行。二鼓后，行至此关门下，被人一拥，各不相顾。失散后，素香脱下一支绣花鞋在地，以防家人追赶。却不防张舜美反复寻找，见到绣鞋，闻说十官巷刘家女子被拐后投水而死，大惊，又加悲痛，回店卧病不起。
刘素香以为舜美必至镇江，遂赁舟寻至。访不出舜美亲族，至晚流落江亭，失声而哭。一女尼也渡江至此，询问原由，遂携素香回大悲庵，收为徒弟，带发修行。素香日夜礼拜观音大士，哀求与舜美再会。
张舜美病愈后，又逢上元，复去十官子巷，物是人非，怅然而回，自是发誓终身不娶。后逢大比之年，舜美得中解元，上京应试，舟次镇江江口，忽遇大风，停泊不行。舜美沿江闲走，见大悲庵，遂信步入内。庵主得知，迎至中堂供茶。
刘素香在大悲庵已经三载，一夜忽梦白衣大士前来告知：“尔夫明日来也。”次日闻有客来，从窗楞中望见舜美，悲喜交集，遂将始末告知师父。师尼出问：“相公莫非越州张秀才乎?”舜美惊异称是。又问“曾娶妻否?”舜美闻言泪下，实告称：“曾有妻刘氏素香，因三载前观灯失去，未知存亡下落，终身誓不再娶也。”素香闻言急出见，抢头恸哭多时。二人拜谢了师尼，焚香拜谢大士，更衣相别。舜美至京中了进士，除授福建莆田县尹。还乡时路径镇江，赠金师尼。尔后携妻上任去了。《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但《醉翁谈录》壬集卷之一《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的故事情节则仍未结束，还有发展。它的故事前半部与《鸳鸯灯》略同;但当张资和李氏女到苏州定居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故事的后半部说他们“日夕宴饮，结集豪侠，专务赌博。”才经三载，家道零替，生计萧然，渐至困窭。“厨绝疱爨，身衣百结。”婢女彩云亦转雇他人。
一日，生谓李氏，欲到秀州去寻做官之父母，再迎李氏归去。李氏道：“我恐子归而绝我。”张资称：“你与我异体同心，况情义绵密，忍可相负?稍乖诚信，天地不容!但约半月，必得再回。”李氏密剪青丝一缕，货于市，得衣数件与生。涕泣告别道：“事济与不济，早垂见报，稍失期信，求我于枯鱼之肆。”
张资到秀州，居于行首梁越英之店。越英见张隽秀，颇有爱恋之意。次日，张资偶遇旧苍头，言说主人甚怒，恐不许入门。生烦请通信息于老母。苍头带来少许银两，嘱勿归家，因父正盛怒。生归店中，不胜悲怨，大哭。越英闻知，令召生至，问哭何事?生告知。越英道：“何自苦若此。妾有妆奁，不啻数万贯，愿充为下妾。异日功名成就，任选嘉姻，但愿以侍妾见待足矣。”张资自思：“李氏虽有厚恩，我往见，共受饥饿，死亡可待。不若辜负李氏为便。况越英容貌聪慧，差胜李氏。”于是谓越英：“寒士荷不见弃，当愿结发偕老，何以婢妾自谦。”于是越英解真珠红抹肚为定。诣府陈状从良，备六礼而成亲。日夕宴乐，情爱至好。
李氏穷困尤甚，探知生父秀州张大夫已于某时去任，担心生存亡未卜，拟与彩云赴秀州寻夫，“丐于道路，虽死不悔。”于是税舟上路。至秀州，有人告知，曾有一贫士寻亲不认，仓惶而去。李氏大哭。忽至一巷，睹一宅甚壮丽，厅前歌舞，厅上宴全。于帘下见一女子，对坐一郎君，言笑甚欢。熟视之，张资也。李氏突至阶下，越英惊问。指生曰：“此我夫也。”遂骂张生：“辜恩负义，停妻娶妻。既为士人，岂不识法?”越英亦责生：“君既有妻，复求奴姻，是实负心之过。”于是共以彩云为证，告于包公待制之厅，各各供状，果是张资负心。责娶李氏为正室，越英为偏室。此时张资已是解元。故事这才完结。
编纂《岁时广记》的宋代陈元靓评这则故事称：“事意可取。第缀缉繁冗，出于闾阎，读之使人绝倒者。”我们认为，无论这些故事细节有多少不同之处，都被《岁时广记》归入“上元类”之“约宠姬”条中。故事而可以归类，可见这种故事也是一种套子。其细节有异者，乃是说话人即兴随意发挥的关系，未可深究。
这类故事总的来说，大都以女主人公为主导，一般都是香车悬彩灯，上元夜观灯，车中女子丢下信物，被书生拾去，复以彩灯为记约会见面，经历若干曲折，终成眷属。车中女子多是贵官婢妾，还可以归入“艳遇类”。
在宋元话本的爱情故事中，说话人大多对女主人公赋予更多的同情和赞美。在说话人的口中，大多数的女子都是大胆追求婚姻自主，主动争取得到爱情。她们敢于坦率地表示爱，不避嫌地谋划出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些女子历经艰难困苦，忠贞不渝;遇到强暴力量，坚贞不屈。而话本中的男人在爱情上往往是被动的，遇事没有主张;知难而退，容易动摇;见异思迁，直至负心遭谴责。这其间的道理，当然并非如贾宝玉所云：天下灵秀之气独钟于女子，男人都是须眉蠢物.而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使然。话本故事中的大多数女主人公都是下层社会的女性，她们或为人婢妾，或沦入青楼。当她们钟情于一个男子时，往往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他，不惶他顾，且后退无路。而男人的社会地位，包括经济地位，尽管可能一时窘困，仍是作为女人的主宰者出现。他们也会对于一个出色的或者是有恩于自己的女子钟情甚至痴情，但爱情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切。
无论是《鸳鸯灯传》中在大悲庵出家三年等待团聚的女子，或者是《彩鸾灯记》中剪发送夫又千里寻夫的女子，她们对于理想婚姻的大胆追求，对所爱的人的始终如一的品格，都是十分可贵的。而这种始终如一，并非宋明理学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而是市民阶层的道义上的不相背弃。这正是作为市民文学的话本的精华所在。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说话人本是下层社会的艺人，他们的生活依据，是市民阶层的所见所闻;他们的是非标准，也来自市民阶层的是非观念。也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宋元话本这一时代精华的文学体裁。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其价值也正在于此。
至于男子负心的故事，则是宋代科举制度的产物。宋代的科举制度大不同于唐代，平民皆可投考，一旦得中，直接派官，且是正职。这就使得大量的寒士们得以一朝交泰，而其中厌却糟糠另攀高门贵户的负心者便大有人在。于是在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也就敏锐地反映了这一时弊。在宋元南戏中，先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出现，继其后更有《江天暮雪》、《潇湘夜雨》等大量这类作品问世。话本《张生负李氏娘》是同时代的产物，它的故事背景，当然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