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台湾作家杨逵一九三二年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送报夫》中的主人公。作品以第一人称通过台湾青年杨君(即我)的求职经历，揭示了台湾青年在苦难生活的煎熬和团结战斗中逐步觉醒和成长的过程，含蓄地表达了台湾人民的心声：赶快觉醒，共同奋斗，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苦难深重的台湾加以改造。
杨君的家原是自耕农，有两甲的水田和五甲的园田，生活还过得去。可是当他十五岁的时候，日本制糖公司为开办农场，以低价强行收购土地。他父亲不从，竟被活活逼死。从此，生活一落千丈，极端困窘。杨君不得不背井离乡，被迫从故乡台湾流浪到东京求职，以图出路。
在世界经济危机笼罩下的东京，杨君求职非常困难。他在东京逗留了一个多月，每天都从早晨跑到晚间，他跑遍东京市的各职业介绍所，从这一区域跑到那一区域，跑得腿硬如棒，也未能找到一份工作。这天，杨君忽然在一家新闻店的橱窗上看到“征募送报夫”的广告，他喜不自禁，连忙去应召。招聘的条件非常苛刻，其中有一条是需保证金十元。杨君身边只有六元。最后，那个穿着漂亮洋装，头发也修整得很时髦的老板竟“破例”地收了他六元，但要他加倍地工作。这样，杨君成了名送报夫，他自以为很幸运，殊不知他已经掉入了那个老板所设的圈套之中。人生的又一个悲剧开始了。
送报夫的生活是艰苦的。杨君住在那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站不直且不说，而“塌塌米”的席面更是全脱光了，只有脏得漆黑的稻草。小小的房间居然要住二十五个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三个人盖一床被头”，而且跳蚤成群，一侧身便从脚上、大腿上、腰上、肚子上、胸口上一齐开始进攻来了。痒得无法忍受。但这一切杨君都得忍受。杨君先是和一个名叫田中的日本青年一起送报。清晨三点左右就出发了，要送二百五十多份报。累得要命。但更要命的是，杨君身无分文，连饭都吃不上。是好心的田中帮助他解决了这一顿早餐。以后又是田中将他自己节省下来的饭钱借给杨君，帮助他解决温饱。由此，杨君感受到了日本人民的那一种淳朴，那一种善良。这也是他觉醒的一个因素。
杨君聪颖灵巧，只走了两趟，就差不多记住了二百五十个该送报的地方，这活实在难不倒他。于是，老板就又要他去跑订户。第一天，杨君从早到晚跑到了六份，第二天八份，第三天十份，以后总是在七份至十份之间。每次回来，老板总是愤怒地盯着杨君，斥责他成绩坏。杨君只得加倍地努力，更辛勤地工作。早上八点出门，中午在路上买个面包啃啃，晚上六点左右才回店，但每天的订数总上不去。这是因为在指定的区域内，可以订的人家都订了，每天找到的大都是新搬来的。纵然杨君使出了浑身解数，又怎能达到老板的要求呢?到了第二十天，老板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把杨君大大地教训了一顿，藉口杨君订户数量少而把他辞退，还吞食了杨君的保证金。可怜杨君，非但白白为老板苦干了二十多天，而且还贴出了保证金。杨君恨透了那个“募集送报夫”的广告，恨透了那个日本老板。当然，杨君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受骗者。 “被那比钓鱼饵的牵引力还强的纸条子钓上的饿苦了的失业者真不知多少呢”。
由田中而老板，杨君看到两个极端的人： “一面是田中，甚至节省自己的伙食，借给我付饭钱，买足袋。听到我被赶出来了，连连说 ‘不要紧!不要紧!’把要还给他的钱，推还给我;一面是人面兽心的派报所老板，从原来就因为失业困苦得没有办法的我这里把钱抢去了以后，就把我赶了出来，为了肥他自己，把别人杀掉都可以。”这在杨君，还只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而正是这种朴素的认识才是杨君觉醒的开端。
杨君失业了，故乡台湾也传来了更为悲惨的消息：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被贫困夺去了生命。贫病交迫的母亲也被迫自杀。杨君似乎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但是他牢记着母亲的“绝对不可软弱下去”的遗言，顽强地挣扎下去。家庭的悲剧，个人的困境，使杨君痛恨派报所老板，痛恨日本人。但这并非全体日本人的罪过。这时，杨君通过田中会见了具有阶级觉悟的佐藤。佐藤热切地对杨君说： “日本的工人也反对日本政府压迫台湾人，糟蹋台湾人。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权的人，就像骗了你的保证金之后又把你赶出来的那个派报所老板一样的人。到台湾去的日本人，多数就是这一类人。他们不仅对于你们台湾人如此，就是在日本内地，也是叫我们吃苦头的人呢!”切身的遭遇和佐藤震聋发聩的话，使杨君幡然猛醒：原来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受压迫者。 “和台湾人里面有好坏人，日本人里面竟也如此。”因此，被压迫、被剥削者必须团结起来携手奋斗。于是，杨君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一个新的社会意识——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对立意识在杨君头脑中生了根。
小说结尾时，杨君满怀着信心，从巨船蓬莱丸的甲板上凝视着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下的台湾的春日，决心彻底改造那“表面上虽然美丽肥沃，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见恶臭的血脓的迸出”的台湾。杨君真正觉醒了。
